2003年12月的一天，北京王府井的一间休息室内，记者们攥紧手中的笔记本，争分夺秒地向坐在沙发上的一位女士提出问题。

女士面容清丽，柔和的柳叶眉下藏着一双深邃眼眸，下巴偏左处那颗醒目的黑痣，令在场的记者忍不住回忆起数十年前那位挥斥方遒的伟大导师。

面对记者的提问，女士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回忆着那些埋藏在故纸堆中的往事，那些不为人知却又令人闻之莞尔一笑的趣闻轶事。

谈话中，女士明确表示，不想活在外公的光环下。

女士名为孔东梅，她的外公正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伟大领袖毛泽东。

作为主席唯一的外孙女，孔东梅何出此言？她又有何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呢？

接下来，请随笔者一同了解这位主席后人的故事。

生于忧难

2003年12月，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前夕，各大新闻媒体派出记者奔走于全国各地，采访收集各类讯息输出文章、节目，以迎接这场盛大庆典，而主席家人毫无疑问是记者们趋之若鹜的采访对象。

“约她专访？不可能。”对于孔东梅，记者们如是评价。

虽然出生在主席家庭，算是不折不扣的红三代，可原本应备受瞩目的她，自出生起便被家人严密保护，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毛主席还有一位外孙女，始终坚持低调行事原则的她直到不久前才慢慢进入公众视野，为世人所熟知。

尽管如此，孔东梅还是不太愿意在媒体前抛头露面，甚至婉拒了央视的采访。

当然，还是有不少不肯服输的记者采取传统的守株待兔法，在孔东梅时常拜访的北京王府井书店蹲点守候。

经过两天的煎熬，记者们“邂逅”了孔东梅并如愿开启了对孔东梅的独家专访，循着孔东梅的回忆，一段鲜为人知的主席家事被重现。

主席一生有过十个儿女，可以称得上是枝繁叶茂，但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以及艰苦的生活条件影响下，他们或是不幸早夭，或是托付给老乡后了无音信，或是在战场上壮烈牺牲，真正安度晚年的只有寥寥三人，而孔东梅的母亲李敏正是其中之一。

李敏出生于1936年延安时代，年仅4岁便离开父亲，被送往苏联与母亲贺子珍一起生活。

在莫斯科的冰天雪地中度过童年，与哥哥毛岸英、毛岸青一样，经历了苏联历史上最残酷的卫国战争，直到1949年夏天，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后才被毛主席接回身边抚养。

李敏在1959年与过去的同窗好友孔令华结婚，13年后，孔东梅出生。

1972年，正值经济困难之际，国家领导人诸如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纷纷提倡节衣缩食，并以身作则主动削减自身开支，就连主席的餐桌上都鲜有肉类出现，可谓是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考虑到当时严峻的形势，怀有身孕的李敏心情忐忑地找到主席，是否要将这个孩子生下。

毛主席听后毫不犹豫地说道：“要，生活再困难，也是应该要这个孩子的。”不仅如此，主席还从稿费中特意拿出一笔钱交给李敏，让她在上海贺子珍处安心养胎。

如果不是外公的鼎力支持，李敏腹中的女婴恐怕就无法来到这个世界上，毛家后人也将更加寥落。

1972年，上海徐汇区湖南路的一户人家中，一个健康的女婴降临人世，一声声清脆的啼哭令身旁守候已久的家人们忍不住热泪盈眶，多年过去，在这个萧瑟压抑的时代，家族终于迎来新生命的诞生！

不久后，家人们将女婴的照片送往北京，毛主席看着照片上婴儿圆润饱满的脸颊，想不到年过耄耋的他居然还能看到家族再添新丁，忽然感觉老怀安慰。

当即为女婴取名“东梅”，东取自他的名字，梅则是他最喜欢的花，毕竟他曾专门写下《卜算子·咏梅》来赞美梅花的精神风貌。

不过颇为遗憾的是，与哥哥孔继宁幼年时常与外公见面不同，孔东梅4岁时，毛主席便永远离开人世，直到逝世那天，主席也没亲眼见到照片上那个和他一样下巴长了一颗痣的外孙女。

高墙下的童年

听到孔东梅承认与外公素未谋面，在场记者不禁为她感到惋惜，紧接着记者又问道：“你对素未谋面的外公有着怎样的感情？”

孔东梅思索片刻后回答道：“打小就觉得外公既熟悉又陌生，既远又近。这一次通过写书、办展览，我感触很深，觉得自己开始真正走进他的世界。我很高兴自己的身上流着他的血，打心底里尊敬他。”

作为毛家人，孔东梅自幼便受到身边人不断地提醒，在各个方面都需要格外注意，尤其是父母特别叮嘱她，在外面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就当自己是寻常老百姓。

不居功自傲，抵制特权其实一直都是毛家人所恪守的家规家风，当初毛岸英、毛岸青回国后没多久，便分别化名为杨永福、杨永寿，被主席派往地方农村开展土改工作。

哪怕两人都是留苏高材生，喝过洋墨水，毛岸英甚至还有坦克装甲部队的指挥经验，但主席都不打算立刻将他们委以重任，而是让他们隐姓埋名深入群众，与寻常党员同志一样从基层做起，脚踏实地。

直到后来毛岸英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主席除了黯然神伤外，也只能道一句：“打仗总是要死人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成为主席的家人，不仅仅是一种荣耀，更多的是责任，承担传承红色精神的千钧重任。

上海市湖南路262号，孔东梅对这个地址再熟悉不过，因为外婆贺子珍在此间生活了三十余年，而孔东梅从小便被外婆带在身边养大，对那座素有沪上名宅之称的法式建筑，孔东梅印象深刻。

如今回忆起来，她始终记得当初每天上学回家，因为门铃太高，所以她都需要将书包置于脚下，踮起脚尖才勉强够得着门铃。

一方面是作为孩子，另一方面是由于孔东梅成长的时代，国家已经开启改革开放的新纪元，在物质条件方面比较充足，所以政府对于主席后人还是多有优待。

据孔东梅所述，当年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将各方面照顾得滴水不漏，至少能做到衣食无忧。

不仅如此，在那个一条巷子可能都凑不出一台电视机的年代，孔东梅却能在屋子里独享一台电视机。

但是，相对优渥的物质条件，却难以弥补孔东梅精神上的孤寂感，时常出现在身边的陌生的工作人员，在孔东梅眼中262号巍峨如山的围墙。

父母远在北京工作难以时时照顾，言行举止方面的诸多限制，诸多因素导致孔东梅的童年出现残缺，只能靠着电视屏幕上不断跃动的黑白影像勉强弥补一部分寂寥。

因此，孔东梅的童年与普通孩子间产生一种异样的割裂感，一定程度上重蹈母亲李敏当年的覆辙，使她的性格变得有些内向。

这也促使她在未来面临人生转折点时，毅然决然作出选择：摆脱外公的光环，摆脱红三代的身份，成为一个更加独立自主的人。

思想的摩擦与转变

与此同时，尽管未曾与外公见面、相处，但从小在贺子珍身边长大的她，从外婆口中得知许多关于外公的故事，耳濡目染下，对那位素未谋面的骨肉亲人，一个伟岸而又亲切的形象在年幼的孔东梅心中慢慢树立起来。

孔东梅向记者们提起，哪怕外婆贺子珍与外公多年前便已断绝夫妻关系，但外婆从未埋怨过外公一句，这不仅仅是因为“一日夫妻百日恩”，更源于外婆对外公的如滔滔江水般的崇拜之情，每次提起外公，外婆语气里都充满自豪与敬佩。

贺子珍与毛主席相识于井冈山，当时贺子珍与哥哥贺敏学在家乡永新发起农民暴动，说起来永新暴动的时间还早于“八一南昌起义”，因此贺敏学也被主席称为“武装暴动第一”，从那时起，贺子珍便活跃在革命战线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巾帼英雄。

后来，主席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因工作上时常接触，贺子珍与主席的关系日渐熟络，并最终走上婚姻殿堂。

1935年，长征路上，为保护伤员免遭国民党空军的狂轰滥炸下，在硝烟滚滚的战场上，贺子珍只身飞扑至担架前，用血肉之躯挡住象征死亡的弹片，她自己则因此身受重伤，后来被评为三级甲等残疾，直到逝世那天，身体里还有弹片没能取出。

这一次负伤在贺子珍心中蒙上阴影，间接导致她负气离开延安远走苏联治病，并与主席结束夫妻关系，而她与主席先后生下了6个孩子，其中只有孔东梅的母亲李敏存活下来，其余都在战火中早夭或失踪。

虽然贺子珍与毛主席断绝夫妻关系，甚至于贺子珍回国后十余年都未能与主席见上一面，可在孔东梅记忆中，两位老人遥隔万里却始终保持着对对方的关爱，他们以李敏作为桥梁进行联系。

孔东梅回忆道，有一次外国友人从国外带来一条香烟送给外公，主席始终记得外婆同样有抽烟的爱好，于是就拿出一包洋烟抽了一半，将剩下的香烟派人打包送给远在上海的外婆。

而每到母亲假期结束准备从上海回到北京前，外婆都会准备许多南方蔬菜，让母亲送给外公。

因此，比起其他人心目中那个扶大厦之将倾的伟大领袖形象，孔东梅眼中的毛泽东则是一位熟悉而陌生的和蔼长辈，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真英雄。

尽管她与外公未曾见面，但从外婆、母亲、舅舅等亲人身上，她都能感受道外公的影子，他们的处事原则，他们的生活作风，都深深受那位老人的影响，坚韧如梅，高洁如兰。

由于贺子珍晚年身体每况愈下，精神情绪也并不稳定，所以孔东梅又被接回北京生活、学习，她也没有辜负毛家后人的身份，凭借自己的努力于1994年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主修英美文学。

受英美文学展现的资本主义小情调，以及当时改革开放思潮的影响，大学时期的孔东梅一度幻想过“开个小书店、读着海明威、喝杯咖啡、养一只猫”的佛系生活。

虽然有平凡普通，毫无锐意进取的意思，但这也符合她摆脱外公的光环，低调度日的愿景。

为此，在大学毕业后，孔东梅远赴重洋，在美国开启留学生活。

尽管家中给予她足够的经济支持，但她依旧坚持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为了找到合适且便宜的住所，她在半年内搬了三次家才慢慢稳定下来。

身在异国他乡，感受着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这里没有熟悉的面孔，没有那些知晓自己真实身份的长辈和工作人员，孔东梅获得了以往从未有过的宁静与自由。

可生活就如同米诺陶诺斯的迷宫，当你推到眼前的樊笼时，迎接你的往往并非广阔天地，而是更大的牢笼。

安逸的生活没过多久，孔东梅便愈发感觉到不自在，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美国是这样，中产阶级的群体极为庞大，这些人每天所做的就是上班下班，车子、房子和票子，对我来讲，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彼时的美国刚刚战胜了纠缠半个世纪的强大对手——苏联，经济危机尚未爆发，双子塔完好如初，美国继续扮演着“自由灯塔”和“世界警察”，城市的白领们穿着体面的西服上下班，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繁荣。

可在孔东梅看来，美国数量最为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精神内核却被逐渐抽空，他们如同行尸走肉，如同提线木偶，每个人身上仿佛都绑着一根看不见的线，延伸至无穷高处，在一只名为资本的大手操控下上演一场盛大的牵丝戏。

2000年，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孔东梅，收到母亲撰写的回忆录《我的父亲毛泽东》，初读此书时，孔东梅便为其中的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

当晚午夜时分，孔东梅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这一晚她终于明白，作为毛家后人，她不应该就此销声匿迹，只想着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她要在学成后回到祖国，回到那个外公缔造的国家，将红色精神传承给下一代。

不堕家风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国际传播与媒体研究硕士学位后，孔东梅回到国内，创办了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其名取自于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而在创办公司之初，孔东梅便明确了公司将以收集、整理、研究和传播“红色经典文化”为己任。

2003年主席诞辰前夕，孔东梅在北京拉开《领袖家风———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展览》的帷幕，一时间引来京城轰动，不少健在的老同志，哪怕拖着行将就木的身体，也要到现场参观，而孔东梅也因此再次回到公众的视野之中。

不久后，主席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在一阵红色浪潮中度过，但孔东梅传播红色经典文化的脚步没有因此停下。

此后的日子里，她走遍外公、外婆、母亲生活过的每一个角落，寻访过不少人。

其中不乏有老人见到她后神色激动，紧紧攥着她的手不肯松开，将她上上下下反复打量，尤其是下巴那颗醒目的痣，令不少人仿佛从她身上看到那位逝去的伟人。

孔东梅深知，她如今的工作不仅不能令她得到不菲的收入，甚至可能在日新月异的时代逐渐与主流文化脱节，可她却坚持要将这条路走下去。

因为，为缔造这个国家流血牺牲的先辈，那些逐渐被年轻人所遗忘的红色故事，才是这个国家的根，是这个国家赖以生存的信仰。

而孔东梅立志于研究与传承红色文化，正是对主席，对那些革命先辈最好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