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适合在世界读书日提出的一个问题，应该就是“你读过多少本书”了。

毫无疑问，论起读书数量，图书管理员是当之无愧的王者。

这个职业就是如此神奇：

最低调是他，最值得崇拜是他，最不能惹还是他！

因为古往今来，图书管理员的队伍里一直是卧虎藏龙，随便点一个出来就是“大佬”级别的人物。

我们熟知的老子，就曾是周朝官方文献管理员，正是有了这层积淀，才有了蕴含五千字真言的《道德经》；

司马迁、班固也都曾掌管史书史籍，由此各自成就煌煌巨著《史记》和《后汉书》；

陆游也正是在担任宋朝国家藏书楼楼长期间，创作出了“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这样的千古名句……

就连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随手打败鸠摩智，轻松救活萧远山、慕容博的，也是一名图书管理员——少林寺藏经阁的扫地僧！

由此，在世人眼中，图书管理员一直是个神秘又极富魅力的职业，隐藏在图书管理员身上的“超级力量”也一直在延续……

1912--1926年间，鲁迅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工作，从馆址选择、藏书建设、人员配备再到积极筹备京师通俗图书馆，鲁迅为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京师通俗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前身）的发展做的所有努力，都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鲁迅主管的京师图书馆，当时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家图书馆。1909年正式建立，地藏书颇丰，总计达5424部，151375卷， 52326册。

1925--1927年，京师图书馆迎来了梁启超馆长。梁馆长在去世前还留下遗嘱，要将所藏图书全部捐献给国家图书馆，以供读者阅览。

1930年，按照梁启超遗愿，其生前所藏图书41089册，碑帖千余种及大量手稿、信札，包括很多价值连城的珍本等悉数捐入了北平图书馆，开启了近代个人捐书入馆的先河。

在图书馆界，北京大学图书馆一直被称为是“高富帅”，看看他的内部成员就能知道，这个称号绝对名副其实。

李大钊，被公认为北大图书馆的CEO，1918年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

在此期间，李大钊提出“兼容互需”的藏书建设方针，引进新思想书籍，和陈独秀创办了《每周评论》，使北大图书馆成为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基地。

1918年，青年学生毛泽东从湖南来到北京。在老师杨昌济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月薪8元。

毛泽东当然不看重薪资，他最心仪的是阅览室的门正对着教室门，可以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听教室的老师讲课。求知若渴的毛润之在这里如鱼得水，还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觉悟社颇具代表性。甫一创立就成为领导反帝爱国运动的核心力量，成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

觉悟社不设会长、副会长一类的头衔，但作为觉悟社图书管理员的周恩来却是觉悟社的组织领导者和灵魂。

担任觉悟社图书管理员期间，周恩来主编《觉悟》期刊，创作了《“觉悟”的宣言》、《觉悟》、《学生根本的觉悟》、《工读主义》等多篇文章。

1925年，多次报考北京大学却屡次落榜的沈从文，当上了北京香山慈幼院的图书管理员，看遍了馆里的藏书。

也正是这段时光的知识积累，让他写出了《边城》、《湘行散记》和《石子船》等著作。

1926年，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在朋友的资助下来到北京，考进了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毛泽东一样，成为了学校图书馆的一名管理员。

1930年，20岁的华罗庚发表了《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由此轰动了数学界。

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十分赏识自学成才的华罗庚，破例推荐其进入清华图书馆任管理员。

同年，梁实秋应聘到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任教授、外国文学系主任兼校图书馆馆长。作为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梁实秋也正是在山大开启了“译莎之门”。

从青岛开始，经北京、重庆、美国，历经35年，才最后在台湾完成了四十巨册的《莎士比亚全集》，这当然与他担任过大学图书馆馆长是分不开的。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梁实秋不仅搜集了很多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

4年的山大生活，梁实秋给后人留下了可贵的精神遗产。晚年的梁实秋回忆，在青岛的几年，也是他一生中家庭生活最幸福的时期。

1945年，被中央政治学校退学的金庸成为国立中央图书馆的一名馆员。

当时的金庸被安排在阅览组，具体工作是登记借书和还书；工作时间为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比较轻松，薪俸虽然也不算高，仅能糊口。

但金庸却觉得十分快乐。金庸后来对日本作家池田大作说：“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我集中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

很难说这段经历对金庸后来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毫无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图书馆工作期间，金庸曾邀约三位中学同学一起创办过一本综合性的期刊——《太平洋杂志》，不过由于缺乏经费，这本杂志仅出版了两期，就不幸夭折了。

但也正是这次失败的经历，奠定了其日后创办《明报》的基础。

1950年，胡适成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馆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综合图书馆的一部分，收藏中国图书大约二十三万册，藏书之多、质量之精仅次于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非美加一般大学图书馆所能望其项背。

1951年底，校方给了胡适先生一个“名誉馆长”的高贵称号，就技巧性地把胡先生解雇了。

原因很简单：胡适先生不想向国外研究汉学的洋大人们“讨饭吃或抢饭吃”；对方也多少有点畏惧胡适这样拥有大名气的中国学者。

1952年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两位馆长胡适与童世纲在馆内合影

1987年，当兵的莫言曾任单位的图书管理员，管理着三千多册图书，文学类图书约占三分之一，其他均是哲学、政治、历史读物。这也是莫言比较疯狂的读书时期。

莫言坦言：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是莫言那时读的。

“虽然读不太懂，但他们那种绕来绕去、摇曳多姿的句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许还影响了我的文风。”

所以，读书破万卷，下笔才能真有神。

1991年，李彦宏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外界传说其嫌传统图书管理太麻烦，就弄了个新东西，叫做百度。

此外，在百度员工中，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身份背景的也占到一定比例。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图书管理员朋友，请珍惜他。

大学时，最爱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因为在图书馆，人的心会不自觉地沉下来，安静的气氛也让人更容易思考。

工作之后，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每天白天上班，有时还要加班，根本没时间看书。而且，单位或住处附近也没有图书馆。

但这并不能成为不读书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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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以博尔赫斯的一句话来做结尾吧：

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