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认为，关于抑郁症在内的各种情感障碍和心理疾病，它们的概念自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在有医生这个职业之前，人本来就是会生病的，但很早之前即使一个人得病死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叫做“病”，因为在很早之前的社会文化里，压根就没有“病”这个名词概念，也就不会有求医看病的行为。而后，人们会把那些对生存不利的身体变化，叫做“病”，来方便人们进行研究从而获得康复。

说到底，“病”其实就是出现在人身上的不舒适现象统称，而之所以人们对某些疾病会有所谓的“病耻感”，也同样是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人们对疾病不了解，所以本能地排斥患者。病耻感实质是“病人”这一社会群体归属感的一种缺失。

当一个东西“的确存在”，逐渐被人们了解，社会整体认可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普遍现象”，这些群体就获得了一定的归属感，社会也才会从根本上消除“病耻感”。早年有人说抑郁像是一场心灵感冒，有人反对，说抑郁症可不像感冒那么简单。

其实，抑郁和感冒，无非是给人体出现的不适现象取个名字罢了。感冒，从科学的定义来讲，属于上呼吸道的感染。在古代医学远远不如今天那样先进的年代，即使今天看来不那么严重的感冒，都有致命的可能，谁还敢说它“普通”？随着医学的进步，感冒就是普通的疾病，人们不会谈感冒有病耻感。

我也相信终在未来不久的一天，人们在谈起“抑郁症”时，就是一个普通的病名而已。

2021年两会，来自广州的人大代表李小琴提出了议案：将抑郁症纳入医保门诊慢性病，有相关新闻报道说，“人大代表建议抑郁症入医保，是一个疾病被正名的开始。”我个人非常赞同这一说法，单单是提出这一议案，起码就能起到很好的宣传普及作用，社会大众对于抑郁症的关注和重视自然就会得到提高，这是积极的，也在矫正和更新着人们对于抑郁症治疗的认知。

所以，作为客观存在的抑郁，本身不会造成“病耻感”，“病耻感”实质上是社会整体观念的“自欺”。

李小琴代表的议案中，在针对消除症病耻感的问题上，建议加强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将抑郁症等心境障碍疾病纳入社区宣传；定期组织开展抑郁症流调；将抑郁症防治纳入工会职工服务；统筹指导公益组织开展心理服务进校园活动……信息泄露，以及对患者的就业歧视，也是病耻感来源的因素，不过，这一因素是次生的。

二

回溯过去的几十年，至少在国内，抑郁症的病耻感，是有时代因素的。

我们都知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也不过70多年，我们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这是老一辈上一辈的人艰苦奋斗给我们打拼开创出来的。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里，负面情绪本身就被视为一种“原罪”：你拒绝投身到建设中。在这样的集体无意识下，情绪的问题就无法得到尊重、理解人们对于抑郁症自然的就会形成所谓的病耻感，无法正确客观的去面对抑郁症这种精神障碍的疾病。

即使今天，这样的原罪感已经基本消除，它的间接影响却尤在：我们的父母一代人很难理解今天生活都这么好了，为什么你还会“想不开”，简直不可理喻。在老一辈人的眼里，抑郁不上学、不上班就是在“闹情绪”，你不能控制好情绪，是因为你不上进，“不想好”，结果缺失了家庭这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对患者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这就造成了中国人尤其是上一代人，不能有情绪上的疾病，只能有身体上的疾病，只能用躯体不适来表达情绪。那个时候一个孩子如果说“上学不开心，我不想去上学了。”大人会说“怎么会不开心呢？怎么能不去上学呢？”但当孩子说“我肚子疼”，大人于是说“哎呀，那要不今天就在家休息别去上学了。”

甚至那个年代，没有“抑郁症”这个病名，只有对有焦虑、抑郁现象有一个诊断叫“神经衰弱”。那会儿所有这些不开心的，想不开的，睡不着的，都叫做“神经衰弱”。

人都要实事求是且与时俱进的，中国对抑郁症的病耻感，也是阶段性产物，也是发展的代价。所以说，抑郁症的病耻感其实就是个“误区”，完全可以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渐消解。

打个比方，女性由于激素水平的剧变，在更年期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异常，长辈往往对此讳莫如深，到了九十年代，更年期综合症开始“普及”了，有很多中年妇女急匆匆跑去医院，问“大夫，我最近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记忆力也不好，头晕胸闷，容易紧张出汗，月经失调……这是不是更年期呀？”医生说，“嗯，你这个就是更年期。”于是，她们长舒了一口气。

原来这些“病人”只需要这样一个解释，并发现“很多人都这样”，于是就安心了。

这又让我想到了李松蔚老师的一段话：

“以前我有个来访者，啃完一本厚厚的英文书，介绍抑郁症的方方面面。我问她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不是理论模型，也不是治疗方法，就是踏踏实实得出了这么个结论，抑郁症是一个真正的东西。这就让她很宽慰：原来我不是矫情，不是想多了，也不是不够坚强，真是有这么个东西。这就好。哪怕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对付它呢，起码可以说一句：我抑郁了，承认就已经是一种应对了。”

时代发展至今，我们老一辈人也在慢慢开始承认了：抑郁症确实存在的。

或许作为患者，你仍然要花费一些时间才能真正面对它，但你不妨试着先向最信任的人倾诉，隐瞒病情本身会加重病耻感。

三

​说到这，让我想起了近些年特别流行的一个心理学词汇：原生家庭，特别是现在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天花乱坠的身心灵课程，不乏有如何走出原生家庭阴影、和父母和解的这样的课程。

原生家庭的问题很复杂，这不仅是个心理学的问题，它也关乎我们如何看待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和家庭伦理。暂且不去讨论这一观念的对错，单从前面提到的心理因素来说：这些“病人”只需要这样一个解释，并发现“很多人都这样”，于是就安心了。

那些激烈抨击自己父母的这些抑郁青少年，在排除病理性的易激惹等因素外，其实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解释”，原来我的“不幸”，是有原因的，不是我的问题，是由父母造成的，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合理化的自我安慰和解释，起码可以为自己找到这样一个理由，来稍稍缓解这种心理不适，对于自我保护也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否则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诸如自残自杀等更加偏激的行为。

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步，一直沉浸在自己是受父母迫害这种想法沼泽里无法自拔的话，其实也在亲手葬送自己的青春。我们分析自己所经历的原生家庭伤害时，这也是一种跟自我的对话，但这种分析很容易变成消极的自我暗示，就在不断强化：“我很痛苦”“我很糟糕”“我很悲伤”“我很不幸”“我很绝望”……越积越多，就会变成自我吞噬的黑洞，慢慢的全世界都是黑暗的。

有人指出了原生家庭论的一个陷阱——如果你自视为成功者，那么，你就永远不会有原生家庭的阴影，即使是糟糕的原生家庭，也会成为你炫耀的资本，正因有如此糟糕的过去，才成就了今天的成功。只有对现状不满、绝望的人而言，全是因为过去，过去全是不堪的回忆，全是痛苦与伤害。

事实上，每个人的童年或多或少都是有阴影的，但随着年岁的渐长和心智的成熟，我们可以通过疗愈创伤来整合和实现更完善的自我，这才更具正面和积极的意义，也是人生该有的态度。对于抑郁症，我们都应抱持这样的乐观态度。

关于原生家庭的这些迷思，跟抑郁发作时的心理如出一辙，即：全世界就只剩下我和我的痛苦。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完全抹杀生命的美好和生活的光亮。

所以，当我们把“抑郁症”当成一个具体的标签时，它依旧可能会暗示、强化并验证了个人的痛苦，也助长了社会的精神健康问题的偏见。

不少郁友，症状稍有好转，就迫不及待想减药甚至就停药，甚至陪护的家人也默认甚至强迫患者停药，说到底还是病耻感作祟，迫不及待的就想证明自己好了，结果导致复发，甚至由于屡次反复，进一步加剧了病耻感，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此，我想对现在那些对抑郁症还仍有偏见的人们（无论是患者还是非患者）说：一个人，不管你有没有抑郁症，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求助完全不代表你不行，你不正常，相反的，求助恰恰是一个正常的人该去做的事情，每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每个人都应该被给予独特的看见、关爱和陪伴支持。

如果人们对于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和对待身体生理健康态度一样的话，我想就不会有那么多被抑郁症困住而对生命过多损耗的人了吧。

如今的我，不再认为自己有什么病了，不会再给自己贴上抑郁症的标签了，自然地也不认为吃药是为了治病，就算是“病”，也不过只是我整个生命状态中的一种面相，一个状态，一个部分而已，它的存在仍有着积极意义，它提醒着我如何去更好的爱自己、爱别人和爱这个世界。

相信不用多久，抑郁的病耻感就会像飞机在空中留下的云痕，自然消散。生命本如蔚蓝天空一样开阔而博大。

作者简介：喜风呆

渡过陪伴者，擅长中青年抑郁，女性孕产期、产后抑郁，抑郁复发患者陪伴拥有社会工作师资格，把自我学习、自我成长当作一生课题

本文转载于“渡过”公众号，作者与公众号对文章保有所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