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后刘刚（后）、李冬君（前）为读者签售

老子和孔子相会图，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

青铜镶嵌兽面纹牌饰

刘刚、李冬君夫妇

绿松石嵌铜牌

冠状玉器

铭文所记为秦国建都后秦景公事迹

兼体玉鹰

最近，多部国产历史剧集中播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观剧热潮。从剧集上的“弹幕”和“评论”中，可以看出国人对古代王朝历史的了解已越发专业。与此同时，近两年的“博物馆热”也反映了国人对历史知识的渴求和重视。

但是喜欢历史的我们，到底该用怎样的眼光阅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又该向我们的下一代传递怎样的一种科学史观？

2019年11月16日，北京青年报社“青睐”系列线下活动，联合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特别邀请到学者伉俪刘刚、李冬君，围绕“文化中国”“良渚文化”“玉文化”“青铜文化”“考古”等关键词，用他们的亲身游历和最新研究成果为我们带来了一种崭新的读史视角。

刘刚和李冬君两位是“青睐”的老朋友了，此前曾多次带着“青睐”人文寻访团，在慈城、苏州、南昌和景德镇等处探寻当地的文化地理纵深。此次做客北京青年报社，两位老师是携新出版的《文化的江山》系列丛书的前四册而来的。

“文化的江山”这个主题，在此前的寻访中，“青睐”读者也从不同层面聆听过两位老师的讲解，这次则是以丛书的方式，更系统地弄清了“文化江山”的始末，对两位老师的研学经历也有了更丰富的理解。

现场的读者朋友们大部分都是历史的资深爱好者，在讲座过程中，纷纷结合自身的读史和观展经历，与两位老师互动交流，思想的碰撞也让讲座引发了更多维度的思考。

从史前至新文化运动，理清文化中国五千年的脉络

李冬君先跟大家热情地打了招呼，“谢谢大家又来给我和刘刚捧场，和大家第一次见面是在慈城，那个时候我们就讲了‘文化的江山’，但当时这四卷本还没有出来，我们结合的是2009年版的《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上下册)》来讲的，其实和中信出版社结缘也是这个上下册。”

原来，一开始中信出版社找到刘刚和李冬君，是希望能在2009年版本版权期结束后，进行再版。结果在商讨的过程中，李冬君老师说起了自己此前的一个遗憾。“文化江山上下册出版后，我们两个人就一直在‘走读江山’，从文化中国五千年的源头开始走了一遍，走访遗址地的同时也把每个博物馆的馆藏目录图片都收集起来。历史书还是应该配合图片，就像古人讲‘左图右史’，没有图是没有感性的。有了图也就相当于有了实物来佐证，所以我们一直很想出一套配图的彩印图书。没想到，中信听后就立即答应了。这点我们是非常感激的，因为这样出书的成本很高，也很不易。”

与此同时，在商讨图书内容架构的过程中，两位老师对于文化中国历史的认识和看法，让中信出版社的编辑意识到“两卷本是根本容纳不下的”。于是，随着内容的不断丰富，12册全套图书的计划就诞生了。

“刘刚先把架构做起来，从史前一直到新文化运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江山脉络也就差不多说清了。结构定下来了，我们就开始着手填充内容，从2009年到现在，整整十年，我们也从50岁写到了60岁。今年是我们的本命年，这套书的前四卷也在今年得以出版，对我们也是一个鞭策。计划明年年底，后面八卷也全部出完。现在紧赶慢赶写到第六卷，任务还是很艰巨的。”

写书的初衷，是为了找寻解决自身问题的路径

在谈及写作“文化的江山”初衷时，李冬君坦言，其实是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学问学问”，其实是“为己”之学。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学问才能迎刃而解，否则就只是“背书而已”。李冬君认为，“文化的江山”其实是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的方法论。“我觉得这套书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可以帮助我们找寻到解决自身问题的路径。比如我们爱祖国，那我们爱祖国的什么？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来放置我们的学术、我们的精神和情感，文化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目前已经出版的四册书的封面，均选用了一种文物，李冬君解释了背后的设计深意。“为什么要用一个良渚神徽作为第一册的封面设计呢？因为我们认为文化中国的出发点是从良渚文化出发的。人和动物的区别有多大？孟子说‘几希’，就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的东西指的就是精神。在良渚人这里，开始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精神文化，神徽就充分表达了他们的精神诉求。大家可能发现了，这个神徽其实是被做了变形处理的。变形想要表达的就是，文化中国从良渚出发以后，走向的是‘多源多元’的路径。正契合第一册的主题，即‘文化中国的来源’。”

李冬君身后的幻灯机幕布切换到了第二册的封面，是一个变形的鼎。“有一句成语叫问鼎中原。鼎代表的是什么？是王权。第二册‘王朝中国的确立’的内容就是在解答王权和王朝都是怎么来的。”

“第三册的封面用的是何尊，这个处理后的何尊图案看起来给人一种一节一节往上生长的感觉，这个感觉很准确，就像是文化中国不管经历了什么曲折，都是向上生长的。何尊还代表什么呢？最早的‘中国’两个字就出现在何尊上，叫‘宅之中国’，这也是‘中国’的来源。这一册的主题是‘中国风雅颂’。”

第四册的主题是中国轴心期，对应的是中国春秋和战国的诸子时代，所以封面图是用画像砖形式展现老子和孔子相会的场景。“这场相会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次盛会。这一时期与西方轴心期几乎是重合的，苏格拉底等古代圣贤都是在这个时代，所以这一段也是整个人类的思想萌芽和成熟期。”李冬君总结。

伯益拒绝大禹的禅让，是因为两者的国家观念不同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文化中国找出来？这一部分，刘刚做了生动的解析。“如今我们国家的考古领域，的确不断有新的东西发掘，但是整体却好像是原地踏步的。比如夏商西周断代工程一直找不到夏，为什么？因为目标本身就不对。我们当今的考古学过分注重考古的物质性形态，却忽视了思想上的考古。也就是一直在忙于为王朝中国的存在提供依据，只顾着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往前推，有新发现就能往前推上几百年。但实际上，仅仅是从物质上对中国进行考古，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从文明史的整体出发进行考察，对中国历史的思想史做进一步的探讨，才能真正掌握中国历史的脉络。”

刘刚指出，考古学的目标应该是把文化中国找出来，也就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去找到文化中国的源头。“之所以找不到夏朝，是因为夏本身就不是一个朝代，包括夏墟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老师，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都始终将夏称为‘广域王权国家’，而不是王朝国家。我和冬君也认为，‘广域王权国家’就是指从文化中国向王朝中国过渡的一个国家类型。”

为什么这么说呢？刘刚进一步解释，王朝的确立需要三个必需的指标，统一、专制和世袭，缺一不可。而这三个指标，夏都没有满足。而夏时发生在大禹和伯益之间的一段小插曲，也表明了夏处在一个“过渡”的阶段。“夏时期，其实是西夏和东夷并存的时期，来自西夏的大禹，来自东夷的伯益，前者代表了西化后的青铜文化，后者代表的是本土的玉文化。青铜文化就是王朝中国，体现的是西方的国家观念，即国家是暴力机器，是要有战争的，如同青铜文化物质属性一样，是功能性的，代表的是暴力和功利。而玉的物质属性是审美性，代表的是包容，玉文化就是文化中国的起源，也是中国最早的国家观念。伯益没有接受大禹禅让的原因，也是因为两者的国家观念从本质上就是不同的。”

玉文化从良渚出发，自东南向西北走出一条联合之路

青铜文化和玉文化在夏时相遇，前者压倒性地战胜了后者，建立了王朝国家——商。那么玉文化的源头又在哪里呢？刘刚和李冬君认为，源头就是良渚文化。

指着幻灯片里的玉琮、玉钺、玉璧，刘刚说：“审美活动的开始也是一个国家文化认同的开始。这些玉器都是国家礼制文明的代表，同时这三者还代表了一种古代的三权统一，玉琮代表神权，玉钺代表了王权，而玉璧则代表了民权。良渚人每个人都要随身携带玉璧，就像居民身份证一样。带着玉璧，代表你认同玉文化，也认同良渚的文化，那么你就是良渚人。所以玉璧代表的是民权。”

对此，有读者提问：“红山文化更早，出土的文物里也有大量的玉，为什么红山文化不是文化中国的源头呢？”刘刚点明，红山文化的玉也具有审美性和神性，但是缺乏一种理性，也就是人格神所传达的理性。“大家还是看看良渚的神徽，图案几乎是同时展现了天、地、人，也就是把自然神和人格神统一起来了，不是单纯的自然神崇拜，而是开始对人本身的理念有了关注。”

良渚在太湖流域，也就是我国的东南地区，既然文化中国起源于良渚文化，那良渚人后来去向了何方呢？刘刚认为，良渚人从东南出发向西北不断迁徙的过程中，曾走出过一条史前玉石之路。“良渚人不是销声匿迹了，而是一直在走联合之路。先是渡过长江到了江北，跟山东的大汶口文化联合，产生了龙山文化。接下来，龙山文化跟仰韶文化又联合，形成了一种新的类型叫庙底沟文化。在这样文化的基础上，又产生了陶寺文化。而陶寺文化在古文献里面对应的就是尧都，也就是尧舜之国的所在地，所以陶寺文化也是文化中国的原型。因为在这时，良渚文化里的玉文化所反映的国家理念都出现了。再往前走，是石峁文化，此时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实现了一次更大的联合。接下来继续往西边走，出现了齐家文化。最后，齐家文化就在天山走廊和河西走廊的位置，遇见了来自西方世界文明主流的青铜文化。”

也就是说，当起源于良渚的玉文化从东南走向西北的过程中，起源于西方世界的青铜文化也经由中亚，往东亚蔓延，在天山走廊与古代中国的玉文化相遇。“玉文化，也就是文化中国，代表的国家观念是天下观。天下者，人人之天下，代表的是人类大同。而青铜文化则是有主权和边界的。所以玉文化被青铜文化强调的边界性挡住了，而青铜文化则很容易地就进入了玉文化体系当中，并带来了一整套的王朝国家制度和文明体系。当这股被青铜文化结合后的玉文化从西边回来的时候，就变成了夏，所以夏也是最早的西化派。这也是为什么一直都身处于东方的伯益，无法接受西化派的大禹，而历史上的‘夷夏东西’时期也随之开始。”

来自西方的青铜文化，最终在中国才真正完成世界体系

谈到青铜文化时，有读者问及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文物。刘刚老师便将青铜文化的路径做了更系统的剖析。“青铜文化世界体系的形成，可谓是兵分三路，一路进入欧洲希腊半岛和地中海一带，一路往中亚和西亚发展，还有一路就是往东方来。真正进入东方实际上也是分两支路线，一支从天山走廊，沿着西北的路线前进，随后与中国本土的玉文化融合。而另一支则是从西南走来，三星堆就是从西南来的那一支。但这支最终也没有发展起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玉文化的结合。大家也可以从三星堆的青铜文物中看到，无论是形制还是纹饰，都是没有玉文化标志的。”

李冬君补充道：“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也可以看出，这里的文化属于‘只进不出’的。所以没有发展起来，也没有对整个文化中国形成的路径产生影响。”

此外，刘刚强调，虽然青铜文化形成于西方，但到达了东方才真正完成，中国也被称为是青铜文化的集大成者。“不难发现，西方的青铜器里没有鼎这种器物，因为他们没有将青铜器作为国家的象征。而与西方主要用青铜铸造工具不同，我们赋予了青铜器形而上的精神内涵。青铜文化最终在东方发展成了一种能够代表思想内涵的器物。”

好的文明应该能诱发人性善的一面

不少读者对于“夫妻档”的写作模式感到好奇。两位老师相视一笑，互相谦让着让对方先说。最后还是李冬君先来，但一开口就是夸赞刘刚老师。“刘刚的大脑是很有建构能力的大脑，统筹整个写作结构是需要很强大的逻辑能力的。结构和正文部分确定后，我来负责根据文字配图，让我干吗我就干吗呗。至于大家关心的‘争论’问题，这是常有的情况，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通过不断地提出反对意见再讨论，才能完善我们的观点和思路。”

有读者随后追问写作风格如何统一，刘刚笑着说：“从大学本科开始写毕业论文，我们就在一块讨论着写。到后来读研究生，再到工作后一起做思想史领域的研究，几十年下来，默契程度也就越来越高了。风格上，我们单独写作时各有各的风格，但是合作的时候，却又很统一。”

两位老师最后解答了这套书的“教育”意义，李冬君直言，三国热现象并非是好的现象。“人们喜欢三国主要是喜欢里面的权谋，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文化，这恰恰是代表了王朝中国中需要摒弃的部分。我们应该怎样读三国？其实古人早就给我们做出榜样了。苏东坡读三国，是从审美的角度，从英雄主义的角度读三国，这其实就是从文化中国的视角出发。文化中国的视角就是审美的视角。玉文化发展到西周的时候，已经是一套完整的礼制。比如‘君子佩玉’是什么意思呢？古时候的君子穿长袍，腰上一定要别一块玉佩，如果君子走路的时候不端正，玉佩就会响动，所以走路一定要有规矩，这些都体现了当时的一种礼仪。我们希望孩子们阅读历史的时候可以从文化中国的这种审美角度出发，去掌握历史中那些真善美的东西。好的文明应该是能诱发人性善的一面，而一些恶的文明就可能把人性恶的部分诱发出来。”

刘刚补充道：“其实我们这套书对于孩子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审美能力的培养，对历史的审美，对文化的审美。像很多人知道几何学是近代时传入中国的，但是谁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数学里的一些充满诗意的名字，像‘抛物线’‘三角形’‘平行四边形’等中文名称是谁命名的？是李善兰。我们的孩子们学习了这么多年，但知道‘李善兰’这个名字的人没有几个。李善兰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天文学、力学和植物学家。我们学习近代史，不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内容，其实还有非常多的文化层面的历史，值得我们去探究、去了解，这些就是文化中国能够带给我们的全新历史观。”

文/本报记者 张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