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利军老师在春节给了四个新年祝福。第一，观察。

第二，等待。要有耐心，甚至要有长期等待的心理准备。

第三，坚守。在这样一个时代，要特别坚守人生原则，坚持做人的良知和底线，决不出卖灵魂。

第四，做事。今天还是有做事空间的，要踏踏实实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该做的事。

作为著名的鲁迅研究者，钱老早已将鲁迅精神内化，从他的新年祝福里不难看出鲁迅的影子，不妨从鲁迅说过的话中试摘录一部分来对读。

钱理群先生之所谓观察，是永远坚持着独立和自由的思考，敢于正视现实，寻求真理。

“ 关于“观察”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论睁了眼看》，《坟》）

“可见中国的邪鬼，非常害怕明确，喜欢含混。”（《致增田涉/1934年2月27日》）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找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导师》）

“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读书杂谈》）

“大概，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向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忽然想到》）

在鲁迅看来，要多读书读各种各样的书以防止受骗，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在和同道的朋友的联合中互相砥砺前进，尤其要远离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警惕自欺欺人的国民性。

钱理群先生之所谓等待，是长存希望，是“韧性”精神。

“ 关于“等待”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记谈话》）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上海文艺之一瞥》）

“……我所采取的战术，是：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不过我是步兵，和你炮兵的法子也许不见得一致。”（《致萧军/1935年10月4日》）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娜拉走后怎样》）

“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两地书·一二》）

而希望和“韧性”精神，都是鲁迅精神中的关键词，他在反抗绝望的过程中，也将虚妄一同放逐，要战斗、要革新、要前进，但是也始终强调鏖战的艺术和持久战的思想觉悟。

钱理群先生之所谓坚守，是不盲从，有操守，有真正的信仰。

“ 关于“坚守”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扶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这个与那个》）

“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讲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马上支日记》）

“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无论那一国人，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我要骗人》）

“人而没有‘坚信’，狐狐疑疑，也许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也就是所谓‘无特操’。”（《运命》）

而鲁迅笔下，对于中国人的逢迎拍马、旧事物的变新为旧洞若观火，坚守不是小偏执、小确信，而是建立在观察、等待基础上，在经历了人世沉浮、看遍人情冷暖、遍历蝇营狗苟之后，仍旧秉持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信仰。

最后，钱理群先生之所谓做事，则在鲁迅的“泥土”精神、“苦工”精神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也使他与那些单纯喊口号，或者以各种主义做戏的人相分别。

“ 关于“做事”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中国人将办事和做戏太混为一谈，而别人却很切实，……”（《致台静农/1933年6月5日》）

“中国的文坛上，人渣本来多。近十年中，有些青年，不乐科学，便学文学；不会作文，便学美术，而又不肯练画，则留长头发，放大领结完事，真是乌烟瘴气。假使中国全是这类人，实在怕不免于糟。”（《致杨霁云/1934年6月3日》）

“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要反抗他，扑灭他！”(《北京通信》）

“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则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致郑振铎/1934年6月21日》）

在当下，时常弥漫着一股消解鲁迅意义，将鲁迅庸俗化的氛围，是啊，他太难懂、太晦气、太咄咄逼人、太不给人面子、太让人难堪下不来台。

不管何时读到鲁迅，我们心里总会有所触动，他永远让人冷到谷底又热泪盈眶，是一种痛定思痛之后沉潜的力量，在新冠疫情形势依旧扑朔迷离的新一年里，鲁迅的思想依旧具有穿透力和洞察力。

面对“当下中国是否需要鲁迅”的争论，钱理群多年以来一直积极发声。他指出，鲁迅和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以及古今中外一切思想，都存在着既“在”又“不在”的关系，这使得鲁迅的思想始终具备现实性。

而鲁迅的怀疑精神最终也指向自身，他的思想始终处在流动、开放的过程，在鲁迅面前，我们必须独立思考。

更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同时又是一个能够将自己的思想追求变为实践的知识分子，他始终站在社会底层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这一边，为他们悲哀、叫喊和战斗，又将自己的信念化作日常生活的具体行为。

《祥林嫂》，张漾兮画

小北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钱理群先生在《鲁迅与当代中国》中，对于鲁迅精神的深入感悟和体认，也是关于“观察、等待、坚守、做事”的展开，让我们一起重张鲁迅精神，厘清时代真相！

01 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

在当下的思想文化界、鲁迅研究界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

是的，鲁迅和我们一样：他不是神，是人，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但，鲁迅又和我们，和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他是一个特别，因而稀有的人。因此，我们才需要他。

这样说，强调这一点，不是要重新把他奉为神，重新把他看作是“方向”“主将”“导师”。——这些说法，恰恰是掩盖了鲁迅真正特别之处。

鲁迅从来就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思想文化运动的“主将”，无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文化运动，他都是既支持、参加，又投以怀疑的眼光。

鲁迅从来就不是，也从来没有成为“方向”，他任何时候（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成为“方向”，因为他对任何构成“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以至“方向”本身，都持怀疑、批判的态度。

而且，鲁迅还向一切公理、公意、共见、定论……提出质疑和挑战。——画家陈丹青按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断定“不管哪个朝代”，鲁迅“恐怕都是坏公民”，这是确乎如此的：鲁迅就是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和“坏的公民”。

鲁迅也不是“导师”。从古代到现代，到当代，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导师”和“国师”情结，这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鲁迅是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少数人之一。他在著名的《导师》一文里说，知识分子自命导师，那是自欺欺人，他提醒年轻人不要上当；但他又说，我并非将知识分子“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

而鲁迅思想的特别，就决定了他对我们的启迪是别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替代的，是他独有的。

鲁迅在整个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体系、话语结构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始终是少数和异数。

他和以充当“导师”“国师”为追求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从不看重（甚至藐视）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中心位置，他也不接受体制的收编，他愿意“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他就是要在体制外的批判中寻求相对的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当然，他更深知，完全脱离体制的控制是不可能的，独立和自由极其有限，他甚至说，这是“伪自由”：他连自己的追求也是怀疑的。

而鲁迅这样的异数对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今天的中国读者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一个检验：能否容忍鲁迅，是对当代，以及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宽容度、健康度的一个检验。

当然，任何时候，真正关注以至接受鲁迅的，始终是少数：一个大家都接受的鲁迅，就不是鲁迅了。我曾在《与鲁迅相遇》里说过：“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就接近鲁迅了。”

而我还想强调一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个矛盾重重，问题重重，空前复杂的中国与世界。我自己就多次发出感慨：我们已经失去了认识和把握外在世界的能力，而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界又依然坚持处处要求“站队”的传统，这就使我这样的知识分子陷入了难以言说的困境，同时也就产生了要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模式的内在要求。

我以为，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鲁迅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无立场的立场，对一切问题都采取更为复杂的、缠绕的分析态度，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而鲁迅思想与文学的独立自主性、无以归类性，由此决定的他的思想与文学的超时代性，也就使得我们今天面对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并试图寻求新的解决时，鲁迅的思想与文学或许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和重视的精神资源。

02 鲁迅的坚守与质疑

很多人将鲁迅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由此引发出来的，是“鲁迅的方向，就是新文化的方向”这样的经典论断。鲁迅自己是明确将胡适视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提倡者的，而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更已经是现在学术界的共识。不过鲁迅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及其价值，却是客观、准确的评价。

鲁迅的独立价值在哪里呢？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五四”的启蒙主义话语与实践的复杂态度。他确实为启蒙而写作，但他从一开始就对启蒙的作用心存怀疑。但他又表示，“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在坚持中质疑，又在质疑中坚持，这样的启蒙主义立场，在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确实是非常特别而独到的。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核心话语——“科学”与“民主”，鲁迅也别有见解。

早在1908年，在其所写的《科学史教篇》里，鲁迅一方面充分肯定科学对于东方落后民族国家的特殊意义，给以很高的期待，但他同时提醒，如果以“科学为宗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唯科学主义”），就会产生新的弊端：“盖使举世惟科学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

对民主的看法与态度也同样如此。早在二十世纪初所写的《文化偏至论》等文里，他在充分地肯定了英、美、法诸国革命所倡导的“政治之权，主以百姓”的“社会民主之思”，对反抗封建君主专制的巨大意义的同时，也提醒人们，如果将民主推向极端，变成“众数”崇拜，“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那就会形成新的多数人专政，其结果必然是历史的循环，又落入了新的现代专制。

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鲁迅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学运动的领袖，是左联的“盟主”。但是鲁迅对左翼文学运动的基本理念也是既接受又质疑的。

比如“革命”。鲁迅说，有人一听到革命就害怕，其实“不过是革新”，他因此主张校园里的“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召唤“永远的革命者”，一再对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表示最大的敬意，这都是有文可证的。但，鲁迅也一再提醒人们要警惕那些“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他们“摆出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比如“平等”与“社会主义”。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对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扫荡门第，平一尊卑”的“平等自由之念”，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从一开始，他就同样对平等可能导致的“偏至”提出质疑。

他说，如果把对平等的追求推到极端，“大归于无差别”，“盖所谓平社会者，大都夷峻而不淹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前此进步水平以下”，“全体以沦于凡庸”，结果必然是社会、文化、历史的全面倒退。而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他在表示向往的同时，也在紧张地观察与思考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初，鲁迅强烈地感到片面、极端的“众数”的“民主”“平等”对“个体自由”可能造成的压抑，因此，他突出了“自由”的诉求；而在二三十年代，他却发现了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命“特殊知识阶级”，完全无视日趋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把对自由的诉求变成排斥多数人（特别是普通平民）的少数人的“精英自由”，这同样是对他所追求的自由理念与理想的另一种消解，因此，他又要突出“平等”的诉求。

不难看出，我们所讨论的“启蒙主义”“科学”“民主”“革命”“平等”“社会主义”“自由”等等，实际上都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概念，构成了它的主体。而我们的讨论表明，鲁迅对这些概念，中国现代文化的主流观念的态度，是复杂的：他既有吸取，以至坚持，又不断质疑，揭示其负面，及时发出警戒。

这样的既肯定又否定，在认同与质疑的往返、旋进中将自己的思考逐渐推向深入，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充分地复杂化，相对化，可以说是鲁迅所独有的思维方式（其他思想家大都陷入“要么肯定，要么否定”的二元对立模式中）。

可以说，他既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者，又是中国现代文化的解构者，因而，他的思想与文学，实际上是溢出中国现代文化的范围，或者说，是中国现代文化所无法概括，具有特殊的丰富性与超前性的，是真正向未来开放的。

03 “寻朋友，联合起来”

一位同学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我对自己的将来一无所知，而且不愿意去知道。就这样让我们年轻的生命消逝在每天每天的平庸里，整天就这样飘来飘去，没有方向，漫无目标……”

另一位同学又这样描述自己的大学生活：“每天都将日头睡上中天，在思维的急躁与行动的迟缓中踱入图书馆，然后无所选择地读上一通！就等着回食堂吃上一通没有味道的饭菜。害怕了那种心中的焦躁与行为上的无奈……”

这些真诚的内心袒露，真实得可怕，让我震撼。

我理解这样的苦闷。在应试教育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从小就以“考上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入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生命的呼喊：“路该怎么走？我们怎么办？”

于是，就像鲁迅当年所说的那样：“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

而且无论是鲁迅那个时代还是今天，也真的有人以“导师”自居，自以为“真理”在握，向青年灌输，指路……

而我却想起了鲁迅的话——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华盖集·导师》）

鲁迅这段话颇耐寻味，值得反复琢磨。我体会它至少内含着五层意思。

第一，不要轻信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假导师。鲁迅多次说过：“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至今有时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坟》），我怎么敢去充当年轻人的导师？这才是一个真诚的成年人的老实话：年轻人在寻路、前进的过程中，一定要对形形色色的假“导师”保持高度警惕。与其听他们高谈阔论，胡说八道，不如听鲁迅这样的“我也不明白应当怎么走”的低调的老实话。

第二，因此，青年人也不必拒绝成年人、老年人，他们的人生经验甚至教训也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鲁迅说：“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他们的用生命换来的经验是可以作为借鉴，应该认真吸取的。特别是在大学读书阶段，更应该通过广泛的阅读，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前人所创造的古今中外的一切文明成果，“尽量地吸收”。（《坟·看镜有感》）

应该说，通过阅读经典，最广泛地吸取精神资源，是为我们前面说的寻求新的价值理想，确定自己人生目标奠定基础的。任何新的创造都不可能凭空臆造，必须有继承，才会有发展，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就是这个意思。但拿来又不能代替创造，即使前人、成年人、老人经验中所包含的真理也只有经过自己的实践，才能内化为自身的血肉。

第三，因此，鲁迅最看重的是实践，是行动。鲁迅在这段话里，用形象的语言，反复强调的“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辟成平地”“栽种树木”“开掘井泉”，都是在讲实践与行动的意义。鲁迅曾说：“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华盖集·青年必读书》）此话遭到很多的误解与攻击，人们不能理解鲁迅的苦心与深意。

在鲁迅看来，“言而不行”，缺乏实践与行动的能力，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弱点；新的价值理想的建立，新的人生目标的确立，都不可能仰赖书斋里的苦思冥想，而必须在实践与行动中不断思考与探索；特别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在没有现成的规范可循，即“没有路”的情况下，人们只有一条出路：自己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一边摸索，一边不断校正方向，总结经验，最后走出一条路来。

第四，鲁迅主张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人要“寻朋友，联合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进行共同的探索与努力。鲁迅看得很清楚：“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自然也有要前进的。”他更清醒地看到，要前进的青年只是少数，他们在自己所生活的具体环境里，常常是孤立的。

第五，鲁迅同时提醒年轻人：你们所要走的探索、追寻之路，将充满艰险，会遇见“深林”“旷野”与“沙漠”，会有失败与曲折；但同时又要有自信，因为“你们所多的是生力”，“可以用自力克服一切困难”。（《集外集·田园思想》）不管遇到多大阻力与困难，只要坚持，并认真总结经验，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就一定有希望。

04 鲁迅的泥土精神

而鲁迅的期待，同样体现在他的“泥土精神”上，在鲁迅当年（1924年）和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师生、校友的一次谈话中（《未有天才之前》），和盛行一时、至今愈甚的“天才”教育相反，鲁迅号召年轻人要甘于当“泥土”。他说——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在我看来，这里包含了三层意思，很可以作为年轻朋友立志时的参考，一是强调“大家都可以做”，而不是有“天赋”的少数人才能做；二是强调“切近”的人生选择，而不是高远的难以实现的目标；三是强调与作为“泥土”的普通民众的亲近与血肉联系，而且自己也要做“泥土”，成为普通民众的一员。

赵延年木刻版画《鲁迅像》

“泥土精神”，大致有两条。一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我们所要做的是新时代的“泥土”，因而就必须能够“吸纳新潮”，具有改革的精神，这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社会变革的基础。

二要“不怕做小事情”。——这里所显示的“不怕做小事情”的坚实、坚韧，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是典型的鲁迅精神。这里不妨摘录一些以作共勉：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且介亭杂文末编·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华盖集·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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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嘉婧、黄泓

观点资料参考：《鲁迅与当代中国》，钱理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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