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特约评论员 姚华松

早上六点半，家族微信群里跳出一句话，“XX生日快乐”，祝福的人是我三叔，过生日的人是我弟。

家族的某位长辈在群里首先提醒今天是谁的生日，然后大家纷纷向生日佬送上祝福，偶尔还会发红包及抢红包庆贺，你一言我一语，聊聊各自的近况。

这是我们家，近年的一种给亲人过生日的新景象。

农村人落落大方说出“生日快乐”的历史并不长

每当我或我弟生日的时候，我母亲会习惯性在群里说一句——“对不起，我的儿，你别怪我，实在是太远了，我没有办法过去陪你过生日，你自己记得买点好吃的。”

不能小觑这些祝福语，农村出身和长大的人落落大方说出“生日快乐”四个字的历史并不长，很多人性格内敛、内向腼腆、羞于表达，只是近些年随着现代文明与都市生活方式的传播与普及，人们才敢于直白地表达情感。

然后，中午或晚上吃饭的时候，生日佬发几张餐桌上的美食照片到群里，让家里人瞧瞧，就算过生日了：这是最近几年我的家族成员过生日的例牌方式。

在外打拼的年轻人过生日，白天该干嘛还得干嘛，只是等到晚上工作忙完了，才得空叫上几个同城的朋友、兄弟或老乡聚聚，吃个饭，喝个酒，唱个歌，热闹和轻松一下。

对他们而言，藉由生日餐，生日佬可以感谢那些之前帮衬或照顾过自己的人，向未来有可能发生业务往来的合作伙伴致敬，抑或对那些过往曾闹过不愉快的同事或朋友说声抱歉，并表达冰释前嫌的意愿。

不言而喻，基于常住地或工作地衍生出来的次生关系更重要，生日餐可以融洽与增进同事、同行或老乡关系，进而引致更多的赚钱及发展机会。

整体上，年轻人过生日的方式相对简朴，相对于留守家乡的老人及进城的孩子们。

以我父亲为例，他60岁之后的生日，我和我弟会专程分别从广州和呼市赶回家，给父亲置办生日宴，道理很简单：父亲辛苦一辈子，含辛茹苦把我和我弟拉扯大，平日里天各一方，我们做不到陪伴父母身边，只能在他生日之际用心操办一下，邀请亲朋好友，让父亲开心一天，让大家开心一天。

不夸张地说，父亲全部的生命意义在于我和我弟的两个小家。年轻时，父亲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改革开放后，父亲进城去砖瓦厂做苦力，筹钱盖楼房，我和我弟才能娶上媳妇；待到我们的孩子出生，父亲再次进城，成为“老漂族”，分担家务，照顾小孩。

如今，父亲老了，与母亲一起驻守家乡，孤独地度过他们的晚年。其实，这样任劳任怨和辛苦一辈子的父亲又岂止我父亲一个，无私奉献的精神早已深深根植于绝大部分中国农民的骨髓。

生日，不能被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异化

老人的生日宴饱含重要的社会功能。生日宴的时间，邀请谁，不请谁，吃什么菜，喝什么酒，一桌下来平均耗费多少钱，合计多少桌，让谁记账等，都有相当的讲究。生日宴毫无疑问能彰显家族财力、家庭成员的身份与地位、家族在宗族及村落的影响力。

除了老人生日，广大乡村地区置办宴席的名头还包括婚丧嫁娶、子女升学、参军甚至生日，每次随礼的金额早已不是从前的三五块、八块十块了，动辄大几百、上千甚至过万。

不少人打肿脸充胖子，没有钱借钱也要大办特办，攀比之风盛行。以至于，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感情打理成为消费支出中的最大一笔，这势必加剧家庭经济负担。

最后一类群体，当然是孩子。生日是他（她）们一年中最开心的一天，因为他（她）们可以和好伙伴一起尽情地吃喝玩乐，收到很多心仪的礼物。

现在的孩子物质生活改善了很多，吃穿不愁，衣食无忧。记得我和我弟小时候过生日，我们两个人共吃一个荷包蛋。母亲为何连一个鸡蛋都舍不得给我们吃？因为她需要将家里的鸡蛋攒起来，拿去村里的小卖部换火柴、盐和酱油等。

礼物构成方面，除了书籍、文具、衣服外，更多是孩子们喜欢的各式玩具，这些玩具携带的纸盒或纸箱等垃圾泛滥，也非常不环保、不低碳。

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导向下，生日衍生出来的生日宴在一些地方、一些场合被社会化、标签化和污名化，过生日经常与资本展演、炫耀消费、身份及地位彰显、包装过度等粘连在一起，生日被一定程度异化。

其实，过生日是一件相对隐私与个体化的事，一家人倘若不在一起，亲友间打个视频电话，发个红包，致以生日问候；在一起的话，就和和美美、恬静祥和地吃个蛋糕，美餐一顿，拉拉家常，告别喧嚣，回归简朴，也未尝不可。

如果有可能，一家人可以互诉衷肠：于孩子而言，家长们可以告诉他们，自他们出生以来发生的各种有趣的与艰辛的事，从前的生日是怎么过的，现在的生日是怎么过的，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变迁等等，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孩子的感恩心与责任心。

于大人而言，可以在生日当天来一次系统而全面的回顾与反思，对自己过往一年的综合表现打打分，把把脉，哪些地方做的还可以，哪些地方做的不够好，新的一年应该如何扬长补短，强化什么，弱化什么，重视什么，忽略什么，从而在新的一年兑现更好的自己。

生日嘛，人生的一个节点而已，它应该成为审视自我的工具，而不是让自己沦为它的工具。（作者系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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