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梅遮住的中共中央南部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资料照片)

“红岩红梅开，千里霜足下一步。三九寒怎么怕，丹心正走向羊。

七八十年前，在红岩上，一群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风雨交加的斗争岁月。他们怀着在国民党统治区艰难复杂的环境中，以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非凡的政治智慧英勇斗争的坚定理想和信念。

红岩不仅是地理概念，也是精神地标。

红岩精神是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社会环境下进行艰苦斗争的产物

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各革命精神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时代使命不同，必然会导致各革命精神在实践基础上的差异，从而产生革命精神各不相同的鲜明个性和独特内涵。

任何一种精神的出现都是基于一定的历史土壤，红岩精神也不例外。

红岩精神产生和形成的时代是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重视民族利益，提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各派政治力量纷纷聚集重庆，重庆也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许多重大事件在这里逐渐展开。

红岩精神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社会环境下进行艰苦斗争的产物。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是国民党统治地区。

伟大的革命实践总是激发崇高的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来自党领导的革命实践，又反过来促进革命实践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包括关于党的生死存亡或发展方向的根本性、战略性、关键性实践、涉及党的工作全局的重要实践，以及涉及区域性、地方性工作的实践。这种革命实践客观存在的阶层差异，自然会带来革命精神在阶级中的不同表现。在国统区长大的红岩精神在这三个层面上都有丰富的内容。

1939年1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中共中央南部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为书记。南方局在这里领导广大国统区和港澳地区的党组织和党的工作，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协商，并与各党派及各界人士进行交往。1945年8月，毛泽东亲自去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1945年12月，中央派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到重庆参加了老政协会议。1946年5月南方局迁移后，我党又在重庆成立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继续领导西南地区党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工作都离不开“红岩”这个圣诞老人。就是中共中央南部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重庆近郊的驻地——红岩口13号。因此，以红岩为代表的“红色三岩”不仅成为南方局代表党中央领导国统区党工作的指挥中心，而且成为给国统区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的灯塔。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以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国统区广大共产主义者、革命知事为主体培养的革命精神被赋予了既具有独特地理意义，又具有革命象征意义的名称——红岩精神。

中共中央对国统区工作的领导和重庆谈判的历史性壮举构成了红岩精神的坚实基础。

红岩精神产生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逐渐成熟的时期。

对于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毛泽东站在中国革命全局的高度，作了非常深刻的论述。他说，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是要武装起来，但“把重点放在武装斗争上，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如果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不配套，武装斗争就不能胜利。1940年12月，在当时反共高潮的情况下，毛泽东在《论政策》中明确指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是所有的联合都否认斗争，不是所有的斗争都否认联合，而是统一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在与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对于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工作的政策，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在最大限度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同时，采取荫蔽的政策。”中共中央制定的一系列反映毛泽东思想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国统区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面对国民党的极端压力和军事压迫，他以革命家、政治家的雄才伟略在谈判桌上纵横捭阖，在电台前指挥，用革命双手对付反革命双手，通过有利、有利、有节的斗争，最终促进了《双十协定》的缔结。重庆期间，毛泽东对社会各界进行了集中访问和会谈，广泛接触了持不同政见者，通过深入的统一战线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使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建国主张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国内广大人民的普遍承认和支持，人心回到了延安。

“离别阳城十九秋，重逢握手西玉州。米泉大用诚心正式，到处老百姓乱了就可以歇业了。林郁昌生新建国，云雷清史老同辈。中山刀双原合，昆仑山顶。“毛泽东的这一举动被诗人刘亚子赞为‘美川大勇’。

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只有45天，但战后中国该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阶段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可以说，中共中央对国统区工作的领导能力和重庆谈判的历史性壮举构成了红岩精神的坚实基础。

南方局长期领导国统

一张泛黄的纸，192个字，落款写着“一九四三，三·一八，于红岩。”

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农历45岁生日。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同事为他准备了简单的茶点祝贺，但他没有出席，而是在办公室写下了这篇传世的《我的修养要则》。

文中提到：“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要有发现和创造；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是革命队伍中较早“进城”的人。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如同“染缸”。

依照中共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党员同国统区三教九流的各种人物接触，要做到“三勤”和“三化”，即在实现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中深入社会。

周恩来不忘以扎根群众自勉，而且要党员在社会交往的同时，如同“六月风荷”一样，“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当时在国统区，共产党的组织不能合法存在。即使是具有合法身份、被国民党允许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的任何行动，都被置于国民党军（队）警（察）宪（兵）特（务）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馆周围和中共人员日常活动必经的路途沿线，被部署了各式各样的监视岗哨，在国统区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啻处于“龙潭虎穴”之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多次拒绝蒋介石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并为一个大党的要求，挫败其“溶共”图谋，既坚决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地位，又艰难维系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对于国统区的广大中间党派、无党派人士、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力量，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不断加强对他们的工作，团结他们共同抗战。战时大后方聚集着众多的著名学者和文化知识精英，周恩来等人理解和重视知识分子的特点和作用，通过各种渠道与各界知识分子保持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引导他们在抗日民主运动中发挥进步作用。

周恩来曾说，在国统区工作的共产党员，要树立一个信念，就是“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会到来”。

在国民党不断制造摩擦，屡屡掀起反共高潮时，南方局领导人处变不惊，对形势进行缜密分析，坚守重庆阵地，争取时局好转。南方局的努力斗争，一次次挽救了濒临破裂的国共合作，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思想境界和浩然革命正气。

国统区广大党员和革命志士坚持真理、无畏牺牲的顽强奋斗，构成红岩精神的繁茂枝干

在党中央领导下，国统区党组织及其所属党员，深深潜伏在国统区的广大农村以及城市各行各业，他们在复杂险恶的社会环境里以特殊的方式竭尽全力为党工作，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者当中，还有不少人出身衣食无忧的富裕家庭。投身革命、舍生忘死的抉择，源自“为绝大多数人奋斗”的共产主义信仰。

王朴，1921年7月出生于四川省江北县一个大地主家庭，1946年入党。他在重庆为党办学，还说服母亲变卖家中田产，将所得近2000两黄金全部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

1948年，王朴因叛徒出卖被关押到白公馆监狱。1949年10月28日，王朴被枪杀于重庆大坪刑场。英勇就义前，他给母亲和妻子分别写了一封信：“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学校。”“小群，莫要悲伤，有泪莫轻弹……我看孩子就取名‘继志’。继承的‘继’，志向的‘志’。”

生命诚可贵，是什么让烈士们舍生忘死？自由价更高，是什么让革命志士深入虎穴不惜流血牺牲？

答案，是坚定的理想信念。

“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一行行悲壮的诗句，是无数红岩英烈用生命熔铸的铮铮誓言。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3天，国民党在撤逃前，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集体屠杀，烈士鲜血染红了歌乐山。在黎明前最深重的黑夜，他们在狱中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并给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给为之奉献了热血和生命的党组织留下了最后的遗言，这些情况被幸存者凝结成数万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其中的狱中八条意见，是红岩英烈们为党留下的血与泪的嘱托，是他们献给新中国的最后一份礼物。

嘉陵江边，红色页岩组成伸向江边的山嘴。岩石不曾言语，人们却记住了这一句话：“他们在烈火中永生。”（简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