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扎得尔牧区卫生院的四位巡诊医生,从左至右依次是阿斯哈提、赛山、张红英和叶力夏提(2017年12月20日摄)。本报记者江文耀摄

每次平安完成巡诊,医生们内心都充满了感恩。一路上的危险如此真切、近在眼前——翻越第一座达坂乔拉客苏时,一只滚落山崖的褐牛就冻僵在马道旁的积雪中,折断的脖子和前腿曾涌出的鲜血划出一条长约百米的垂直血痕

岁末年初的琼库什台牧业村阳光明媚,云杉环抱,皑皑白雪上银光闪闪,远处雪峰高耸。小村东头的一片开阔地上,包扎得尔牧区卫生院的医生们麻利地将药品装进标有红十字的马褡裢里,扶正马鞍、收紧马肚带,出发在即。

从琼库什台牧业村骑马向南进入松林不过半小时,再无信号网络,外面的世界被松林雪峰阻隔。顶酷寒、翻达坂、攀崖壁、穿深涧、蹚冰河,等待这支巡诊队的是险绝新疆伊犁河谷的“魔鬼山道”,以及深山里的5000多位牧民。

马道上的巡诊队

从琼库什台牧业村向南进入包扎得尔只能骑马。

院长叶力夏提那匹高大的枣红马迈着碎花步走在队伍最前面,张红英紧随其后,阿斯哈提和赛山交替着殿后。

山上的马道只有A4纸宽。阳坡上,马蹄腾起尘土遮挡着视线,阴坡全是坚硬的冰雪路面。大量碎石和坚冰暗藏于积雪和杂草中,马匹随时有一滑失蹄的可能。

走在这样的路上,牧民都知道一条保命金律:相信马,马比人靠谱得多。

“嚓、嚓、嚓、嚓……”这是马掌刺入冰面时发出的声音。进山前,医生们给马全钉上了装有铁钉的马掌,让马在行走时获得更好的抓地效果。

每当医生们走在悬崖边的马道时,这“嚓嚓”声就愈发清晰,因为悬崖一侧便是纵深千米的峡谷,任何人都不敢讲话。

这趟上山前,山里晴天居多,马掌足以应付少雪的道路。倘使在丰雪的年份进山,马掌几根钉子里中空的区域就会被雪填塞满,原本尖利的马掌最终变成瓷实的雪球。为此,医生们必须走一会儿就停下来清理一次马掌。

在平均海拔超过2500米的包扎得尔山区,悬崖上的马道一侧是嶙峋的山体,另一侧就是万丈深渊。

有一回,叶力夏提和一位牧民一同过一座山崖,坡陡弯急,他要求下马走路通过,但同行的牧民告诉他:“你知道吗?生活在这的少妇甚至抱着婴儿骑马从这条路走过。怕,也得过。”叶力夏提只好咬咬牙,继续骑马上山。

“我是闭着眼睛走过那段悬崖的,我想,如果当时我睁开了眼,一定会摔下去。”这位13岁时就在草原上策马奔腾的哈萨克族汉子一脸无奈地说。

巡诊路上,医生们至少要翻越三座平均海拔近4000米的达坂,这被他们称为三道“鬼门关”。

“驾!驾!驾!驾!……”这是医生骑马攀爬斜度在70-80度的达坂时发出的呐喊。此时,大家脚尖稳踩马镫,重心向前压去,把马缰和马鬃一并牢牢抓在手里。

遇到一段陡坡接一段缓坡的上坡道时,医生们会依次通过,前一个人加速冲到缓坡后,下一个人再策马向陡坡奔去,快速通过为的是马掌能更有力地钉住冰面；

遇到连续上坡路段,原先一鼓作气的冲锋就难以为继了,只能步步为营,一步一挪。那时,医生们的命运都绑在了一起——走在前列的任何一匹马失蹄,都会引发“多米诺骨牌”可怕的效应。

张红英的马背技艺并不差,但她的马褡裢一左一右装的东西重量不平衡,导致马鞍略朝一侧斜去,这让马背上的她非常不安。

跟在后面的赛山大声喊着张红英的名字,让她拽紧马缰绳。陡峭的悬崖上,一队人马被迫停下来。每个人都面色凝重,紧紧拽住缰绳,控制慌乱的马不要乱了队形,否则极有可能出现马匹冲撞而导致人马坠崖的险情。

连续的翻山越岭,让马垂下了脖颈,不住地大口喘气。汗浸湿了马身,马毛结成了一缕缕的冰凌。一有机会,马便扒几口路边的雪解渴,嚼几把野草顶饿。医生们看着既心疼,又担忧。

根据经验,即便有沿途牧民的尽心善待和医生自带玉米饲料加餐,一匹马巡诊一趟仍会失掉三四十公斤的体重。

每次平安完成巡诊,医生们内心都充满了感恩。一路上的危险都是如此真切、近在眼前——翻越第一座达坂乔拉客苏时,一只滚落山崖的褐牛就冻僵在马道旁的积雪中,折断的脖子和前腿曾涌出的鲜血划出一条长约百米的垂直血痕。

过去十余年间,就在这座阴晴无定的冰达坂上,由于突遭风雪而被困冻死的有名有姓的牧民就超过3人,失足摔死的牲畜不计其数。

牧区流传着这样一则轶闻:一位县领导多年前骑马进包扎得尔,感慨,“这里的路简直是‘魔鬼之路’‘天谴之路’!”

县政府并没有对“魔鬼之路”坐视不管。20年前,时任副县长阿尤西曾带领100多名牧民在包扎得尔炸石修路,在陡崖上开凿马道,但由于资金短缺、施工困难,时至今日,“马道全靠踩”的窘境依然没有得到彻底改观。

“冬窝子”里的卫生院

包扎得尔牧区卫生院建在“冬窝子”里。

在新疆,少数民族牧民依旧保留着游牧的传统,根据牧草的生长状况,每年在春秋草场、夏草场和冬草场间转场迁徙。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南部的包扎得尔就属于冬草场,牧民习惯称之为“冬窝子”。

在哈萨克语中,包扎得尔意为“栗色山谷”。当地冬季里,栗色的牧草漫山遍野。包扎得尔总面积超过2200平方公里,冬季光照充足、牧草茂盛,是天山西部最理想的游牧地。

据当地畜牧部门统计,每年9月到10月,数以千计的牧民以及30余万头牲畜会进入包扎得尔,直到次年3月转出。

不过,没有供电、没有通讯、没有网络、没有标准牧道——包扎得尔至今仍是“四无”地区。

包扎得尔卫生院的成立正是基于深山牧民出山难、看病难的现实。

曾在巡诊路上坠马致残的老院长斯马胡勒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县70%至80%的牧民冬季都要去包扎得尔,“但那里没有医疗保障,像阑尾炎这样普通的病都能造成许多人死亡。由于山高路险,人在那死了也运不出来,只能埋在大山里。”

因此,老百姓请求县里在包扎得尔成立卫生院。

“1978年10月20日,牧区卫生院正式成立。”叶力夏提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天也是他的生日,“当时的卫生院共有6名医生,这些年也来了不少医生,但很多参加一次巡诊后就辞职了,所以直到今天也不过增加了两名……”

牧区卫生院在包扎得尔山区共设有5个卫生室,主要建在牧业村村部所在地。

所谓“卫生室”,不过是几间卯榫结构的木屋。向阳一侧的外墙上斜靠着几块太阳能电池板,屋内摆着一张办公桌、几张病床,配有依靠柴油机驱动的医疗设备心电图、便携式B超机等。

医生到包扎得尔巡诊一趟的周期在10天到20天。牧区卫生院一个冬天至少要进山三趟,才能勉强把包扎得尔大部分牧点走一遍。由于卫生院有4个卫生室冬季需医生在岗,每趟可进山巡诊的医生最多4人。

这次进山,巡诊的医生们都是老搭档——3年前从县卫生局重返卫生院后,叶力夏提就年年参与巡诊,没有断过。张红英参加过5年冬季巡诊,生于包扎得尔的赛山已连续巡诊16年,就连阿斯哈提也是第二年进山了。

四人进山,一人一马。

“马都是卫生院的,但‘有编制无口粮’。”叶力夏提说,卫生院可以出钱买马,但无养马经费。夏天,一匹马的饲料费是100元/月,冬天则高达300元/月。

为节省开支,叶力夏提决定把马寄养在牧民家,巡诊时再要回来用。这么做的代价是5年后,马就归饲养它的牧民所有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这买卖并不亏,5年连续进山消耗马力,马驮不动重物也就进不了山了。”

有同事曾提醒他,这样处置“国有资产”不合适,万一有人来查,有背处分的可能。叶力夏提有些愠怒地打断对方:“除了咱们,哪个单位还在用马?!不这么做,马吃什么?实在不行,我就带他进山走一趟!”

深山里脆弱的生命

包扎得尔的牧民在陡峭的悬崖转场、在孤寂的山岭安家、在多狼的山谷牧羊,他们寂寞、清贫,却无比坚韧、顽强、乐观。

但与世隔绝的深山里,生命有时是无助脆弱的。

巡诊第3天,医生们赶在太阳落山前抵达科克苏河北岸的群山中一处名叫阿克塔斯(哈萨克语白石头)的牧点。在牧羊犬阵阵的吠叫声中,四人骑马走近一幢建在山崖上的木屋。

包扎得尔牧区内最年长的牧民、61岁的阿贾克拜尔穿着一身整齐的灰色中山装早已等在那里。见医生的马过来,他快步迎了上去。叶力夏提赶忙勒缰,从马上一跃而下,一边用哈萨克语问候着,一边紧握住老人的手。

“院长,我真想亲你一下,可我个子矮,够不上。”阿贾克拜尔望着身高1米88的叶力夏提,如此浓烈地传达着对巡诊医生们的敬重与感激。

别以为深山闭塞,消息都长了翅膀。

分散在各条沟里牧羊的牧民一旦发现医生进山,就会大声喊着告诉另一个山头的牧羊人,那声音如同歌唱。

巡诊医生进山的消息早已传进更远的山、更深的谷。

除了主人阿贾克拜尔,一起迎接医生们的还有距此2-3小时马程的邻居沙吾列、努尔泰等四五人。他们有的需要医生看病送药,提早赶到白石头是想让医生少跑路；有的只是想来看看医生们,并无其他需求。

阿贾克拜尔在包扎得尔放牧半个世纪,亲历过不少由疾病引发的苦痛。

2006年冬天,妻子沙燕病重,阿贾克拜尔和三名邻居送病妻出山,却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困在海拔近4000米的达坂上。4匹马止步不前,阿贾克拜尔急哭了,他和邻居们找来一块毛毡,把妻子裹在里面,拖着往前走。

雪没膝盖,他们赶了6天路才到达医院,脚肿得脱不了鞋,只能用剪刀拆开。

妻子平安了,老汉返回达坂寻马。茫茫雪坡上,只剩3匹枯瘦的马和一具马尸。

燃烧的枯木在炉膛中发出哔哔剥剥的声音,淡淡的奶香和窜出的青烟氤氲在安静的屋内。

女主人沙燕把炸得金黄的包尔扎克(一种油炸面食)堆满了达斯塔尔汗(类似餐布),又给客人们端来一碗碗热奶茶。另一间屋子里,主人为贵客已炖下风干肉。

阿贾克拜尔的回忆让邻座的赛山想起了儿时在牧区生活的日子。

生于1975年的赛山很小便随家人来到包扎得尔一处名为“红石头”的放牧点。年幼的他见过许多人因病、因伤无法得到救治,只能眼睁睁死在深山里。

高中毕业后,他果断报考伊宁市卫校,选择成为一名医生。

“当时,和我一起到卫校学医的人里,还有两个也是包扎得尔长大的。毕业后,他俩都留在城里没有回来……”

肉端了上来,阿贾克拜尔闪到另一间屋子,翻出一瓶包装完好的白酒和一个酒杯。“你们辛苦了,少喝点御御寒、暖暖身子!”

几巡酒下肚,女主人沙燕、远到的邻居们争相引吭高歌。这些歌曲有歌唱百灵鸟的,也有歌唱爬地松的,都是包扎得尔当地民谣。

“我也为大家唱一首歌,《科克苏河》,既是代表医生感谢主人的招待,也作为包扎得尔人感谢我的同事们。”脸已微微泛红的赛山主动请缨,献歌一首。

“在包扎得尔的冬窝子/五个月的时间/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只有一颗心绝望地困在山里/淌着泪水思念着你!”

屋内,炉火尚未驱散体表的寒冷,可歌声已温暖了所有人的心。

屋外,夜色深沉,群星璀璨。

“最后一道防线”

“我们是守护牧民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关于工作的重要性,讲话从不文绉绉的叶力夏提最爱使用这句比喻。

在包扎得尔,牧民保留的部分生活习惯、面临的一些生活环境并不利于身体健康。

比如,人们为抵御严寒喜饮烫茶,这往往伤害了他们的食道；饮食又以肉食、面食为主,几乎吃不到蔬菜,导致牧民的维生素摄入量远远不够人体需要；数九寒天里凿冰汲水,让许多牧民都患上了关节炎。

针对牧区现状,医生们把巡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三件事上——送药、看病、宣讲国家的医疗政策。

医生们进山巡诊一趟通常要发掉近600盒(瓶)50种类别的药品。赛山对牧民情况最熟悉,总能准确又迅速地把合适种类和数量的药发到需要的牧民手中。

“这是小儿感冒颗粒,那个是阿莫西林。记住,止痛药不能和其他药混在一起吃……”赛山一边叮嘱,一边掏出笔,用哈萨克语在药盒背面标注上用法、用量和注意事项。

这趟进山,医生们诊疗得最多的是孕妇。听说医生借宿在牧民转移点霍纳哈,一名怀孕5个月的年轻媳妇坐着简易索道从科克苏河对岸赶来。最近,她总会在半夜肚子疼,想请医生尽快为她“孕检”。

张红英把她喊进里屋,用听诊器和简易血压仪等为她进行常规检查后,探摸孕妇的腹部,查看胎儿大小和成长情况。

“不能再干重活了,你是初孕,一定要小心,不舒服就立即下山!”张红英的哈萨克语并不标准,但女人听出了她语气中的生气和关心。

“最近吃了就吐,但胃口还行。”女人说。

“这里本来食物就单一,吐了也得吃!”张红英虽然说话严厉,但心里其实很难受,“都是女人,看着心疼。”

43岁的张红英为牧区30多个孩子接生,按哈萨克族风俗,她是孩子们的“脐带妈妈”。10多年前,她曾半夜进山到牧民家接生,结果产妇家中连张干净的卫生纸都没有,只能用一大团羊毛代替,“现在政策好了,宣传也到位,女人们都是下山住院生孩子。”

如果遇到哪个牧点的牧民非常集中,医生们便会举行一次宣讲活动。宣讲的内容主要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

熟稔国家政策的叶力夏提站在羊圈旁,用最通俗的语言一遍遍向大家解释为什么要参加居民医保、为什么住院分娩更好。不多的几位牧民席地而坐,听得认真仔细。除非家里有特殊情况,牧民们通常都会按医生们交代的去做。

对医生的话,大家深信不疑。

阿斯哈提还不具备全科医师的本领,只能给大家打打下手,但他特有成就感。“牧区的医患关系与其他地方有些不同。牧民们在最需要医生的时候,我们来了,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心里就对我们充满了感激。这和大城市病人去找医生看病时的关系有些不同。”

不过,现状并不能令叶力夏提满意。担任院长以来,他一直力推巡诊制度化,确保医生巡到位、诊到家。

“巡诊并不科学,一次巡诊周期太长,一个月最多来一次。更好的方式是在冬窝子里面再建4到6座卫生室,每座卫生室配有3名医生,设AB岗。这样,大部分牧民只花半天马程就可以实现就近就医。”

不过,卫生院要招一名医生非常难。不少人来了,又想各种办法调走。

叶力夏提说:“我能理解他们,没法照顾家里、休息时间太少、工资低……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巡下去!”

藏在巡诊大夫心里的秘密

牧民常说:“包扎得尔是藏不住人的。”意思是你是什么样的人,来这山里走一遭便会被看得清清楚楚。

不过,藏在医生们心里的秘密却是牧民们看不到的。

巡诊路上,年轻的阿斯哈提很少用手机拍摄包扎得尔里面的照片。

偶尔,他会在一些条件较好的牧民家里拍几张室内照片。但关于山里的达坂、冰河和深涧的图片,从未出现在他的手机里。

阿斯哈提这么做,是不想让妻子沙力玛知道他的工作环境——一个真正的包扎得尔。

阿斯哈提和沙力玛都来自齐勒乌泽克镇一个农业村,那里距离包扎得尔直线距离超过70公里,村里的人只是听说过包扎得尔路险,但鲜有人真正去过。

2016年秋天,阿斯哈提正式到包扎得尔卫生院工作,并且要参与冬季巡诊。沙力玛心里难过,很想问他“能不去吗?”可最终还是选择支持男朋友的工作。

为安抚沙力玛,第一趟巡诊归来后的阿斯哈提谎称进山马道已被大幅拓宽,早不像外人传言那样危险。他还拿出在牧民家拍摄的照片,证明山里的工作环境并不差。

作为巡诊队里年龄最长的人,张红英很少给同事们添麻烦。但此番进山,她着实把大家吓了一跳。进山第4天凌晨3点,睡在墙边的张红英突然发出一阵急促的呼吸声,随后陷入昏迷。

赛山赶忙给她服用复方丹参滴丸等急救药品,七八分钟后,张红英才从昏迷状态慢慢苏醒。

张红英说,她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因为劳累,还是因为缺氧才会出现这种问题,但张红英清楚记得却没有说的是,她一度不想从那种混沌的状态中醒过来。

去年,丈夫的病逝重重地打击了这个坚强的女人。她咬着牙,硬是扛了下来。叶力夏提本不打算让张红英参加这次巡诊,但她执意同行。

进入人迹罕至的大山,张红英最放心不下的是正在县城独自求学的女儿——11岁的贝贝。想到女儿,她又立即打消了之前的想法,眼泪止不住地淌下。

一路上,赛山都在用他的歌声和幽默,为单调又紧张的巡诊路平添乐趣。实际上,谁又知道这个看似最乐观的人却怀揣着一个最坏的消息——他的母亲报了病危。

临行前,赛山曾告诉病榻上的母亲,每一个牧民转移点都有海事卫星电话,他每到一个转移点都会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嘱他放心去,注意安全,家里还有弟弟和妹妹。

赛山并未兑现承诺。

在包扎得尔30余个牧民转移点中,仅10个转移点配有海事卫星电话。赛山知道这些电话是留给牧民救急的,免费通话时间非常有限,虽然他可以付钱拨打电话,但牧民又怎么可能向他要钱呢?思前想后,还是作罢。

这趟巡诊结束后的第11天,赛山母亲在家中病逝。那一天,赛山一直陪在母亲的身边。

除了工作,巡诊队的领路人叶力夏提极少谈到自己。

叶力夏提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卫生系统从事会计工作。两年前,当他成为卫生院史上第一个不是医生出身的院长时,质疑声四起。

有人认为他想当官,可在卫生院工作业绩突出的叶力夏提却多次拒绝上级领导为他调岗或调换单位的好意。

直到母亲克孜塔依也对他的选择感到不解时,叶力夏提才把藏在心里的秘密说了出来:

“父亲也曾在包扎得尔工作过,那些山里的老人一听说我是阿力班拜的儿子,就会告诉我,‘你父亲是个多么好的人……’,您知道我有多么自豪吗?”

叶力夏提的父亲阿力班拜生前就在包扎得尔从事林业、牧业工作。常年在深山工作让阿力班拜落下一身病,1997年因胰腺癌去世时年仅50岁。

听到叶力夏提的这番话,克孜塔依已完全明白儿子的心意,“包扎得尔每个角落都有他父亲的影子,他是想沿着父亲的足迹继续走下去。我支持他,他们的工作就是把党和政府的爱心与温暖传递给每一个牧民,哪怕山高路险。”（本报记者张晓龙、毛咏、滕沐颖、江文耀、郭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