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70后，记忆中的居委干部是知百家事，串百家门，热心调解邻里家庭纠纷的老妈妈。近几年工作关系又和居委干部接触多了，尤其是疫情期间，居委干部风口浪尖，舆论偏指责的多。由于平时做民生事业，居委干部接触较多，形形色色的居委干部都有，平心而论，现在的居委干部和90年代居委干部相差太大，最大的差距就是对自身定位的认识，现在的居委干部更多的把自己看成干部，来领导居民的，要权意识强烈，群众工作能力不强，设置障碍能力较强。举个例子，我是做民生事业工程的，疫情结束复工复产，进小区施工。涉及公用事业单位和居委之间要签防疫责任书。我们作为夹在中间的施工单位只能求居委盖章，本人认为本身责任书就是个形式主义，结果居委不肯，施工不能进行。事情本身就是个形式主义的防疫责任书引起的，在和居委交涉中，我发现这个居委主任（居委书记防疫期间被问责辞职了）解决问题出发点就是怎么不担责任，而不是怎么变通把这形式主义的事妥善处理掉，民生工程早日完工，老百姓早享福。

平时和居委干部接触较多，也有热心，有担当，有能力的居委干部，这点不可否认。不负责任，不肯担肩膀的居委干部占大多数，更有些干部设置障碍能力较强，“勾兑后”态度马上转变。通过上海此次疫情，是时候好好建设我们社会最基层的组织了，用做建筑的话讲，基础不牢，天动地摇啊！让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到基层锻炼，做好了老百姓口碑好了，可以给予参公机会。居委是政府最基层面对群众最多的窗口，弄好拉进群众的关系，弄不好，你看看此次疫情抖音就知道会造成什么信任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