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1921年1月，鲁迅写就了短篇小说《故乡》。最后一次返乡，苍黄的天、萧瑟的荒村，一片破败、缺少温情的故乡，久久盘桓在鲁迅的心头。

绍兴，是鲁迅度过孩童和少年时光的故乡。虽然鲁迅对江南古城不乏美好的记忆：“百草园”里的鸣蝉和窜向云霄的云雀、社戏台上拂袖长舞的女吊、氤氲豆麦水草之香的乌篷船夜航……但在他笔下，百年前绍兴的色调是灰暗的，景象是凋敝的，人民是卑苦的。

因为看不到希望、寻不到梦想，在家道中落、父亲去世两年后，18岁的鲁迅出门远行，“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从南京到日本，学成后的鲁迅曾回过故乡，但最终还是坚定选择了“异路”。

虽然“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在1919年故居易主、返乡处理完相关事宜后，鲁迅举家告别绍兴去了北京八道湾，此后再也没有回过故乡，故乡成了他笔下沉重的记忆。

于家、于国、于民族都心怀大爱的鲁迅，为疗救故乡疗救中国负戟独行，弃医从文，唤醒同胞。他塑造的不朽文学形象，从少年闰土的明亮到中年闰土的悲凉，从革命者夏瑜的牺牲到麻木者华老栓的愚昧，从可怜的落魄文人孔乙己到历尽人间凄惨的祥林嫂，再到可笑可叹的阿Q……鲁迅笔下这些深深刻上故乡烙印的人物群像，正是旧中国底层人民的写照。

尽管在那时的故乡那时的中国，苦难似乎看不到尽头，但在《故乡》的最后，鲁迅发出了“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预言。

伟大的作家也是伟大的预言家。

同年5月，《故乡》发表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同年7月，在距离鲁迅故乡绍兴不远处的上海兴业路和嘉兴南湖，中国共产党庄严宣告诞生，开启了带领中华民族在无路可走的“谷底”艰难而坚定地走出一条复兴之路的伟大征程。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脊梁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也是《故乡》发表百年之际，记者来到绍兴，行走在《故乡》的原型地，探访鲁迅不朽名篇与绍兴相关的地点、人物及其精神面貌的变迁，寻找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投射”在鲁迅故乡的印记。

“闰土的村子”：不再看天吃饭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

这是主人公根据少时玩伴闰土的描述，“脑补”的美好瓜地“镜头”。其如诗如画、寥廓深远的场景，正是故乡留给游子鲁迅的美好回忆。

可惜，中年返乡的鲁迅，再次见到儿时的玩伴，那个活泼、机灵、勇敢的乡村少年闰土，已经成了一个被生活重担压垮的中年人。尤其当闰土脱口而出一声“老爷”时，故乡留给鲁迅最后的图景是萧索，是凄凉，是绝望。

造成这一强烈反差的是——“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闰土”虽是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但其取材，不少来自一个真实的“闰土”。这个真实的“闰土”，经学者研究和鲁迅家人确认，就是鲁迅少年时代的好友章运水。

章运水家住在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杜浦村。《故乡》里“海边的沙地”，事实上并不在海边，而是曹娥江流经上虞的江滩。

曹娥江是钱塘江下游的最大支流。著名的钱塘潮分出的余波，每每溯江而上给曹娥江的这一段江滩浸渍了盐分。“江滩地土壤肥沃，种瓜瓜甜，种棉棉好。”从小在江滩地生活的绍兴市越城区沥海街道党工委书记陈超说，沥海街道才从上虞区调整到越城区。

不过，江滩物产丰富，旧时“江滩人”的日子并不如意。除了饥荒苛税，兵匪官绅，上游的洪水，海上的台风，也让“江滩人”苦不堪言。陈超说：“当时家家户户都是茅草屋，三五年就得倒塌一次，住在这里，除了忙生活，就是与天斗、与水斗，吃饭要看天。”

从1969年起，绍兴吹响了围涂造田的号角。每年冬天，党和政府都组织群众积极投入到改善人居环境、拓展农耕空间的火热劳动，用手挖、靠肩挑、拿背扛，硬是将这一段东西走向的曹娥江改造成南北走向，生生筑起了“缚住”江水肆意奔腾的防洪大堤。

2007年，曹娥江河口还建成了大闸，不但可以排涝拒咸，而且成了造福浙东群众的引水工程重要枢纽。

“这一干就是40多年，仅在沥海，就围出26万亩良田。”陈超说，良田逐年增加，江滩生机焕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栽棉植麻；九十年代，要为城市当好“菜篮子”；新世纪以来，从养鱼、蟹到南北对虾，水产养殖在这里迭代发展；如今，滨海新区生命健康科技产业园又在这里落地，“群众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再也不看天吃饭”。

如今，“闰土”故乡杜浦村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4.96万元，建起了266幢乡村别墅。“清风梳柳影，游鱼戏碧浪”，村容村貌宛若一幅清丽的水墨画。昔日于风雨中挣扎摇弋的茅草屋，对杜浦村年轻人来说，早已成了“传说”。

“闰土的后人”：爷爷做梦都不敢想的日子

“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闰土告别鲁迅，拣了桌椅、要了全部的草灰，还有香炉和烛台，用船拉回家去。香炉和烛台是一个象征，充分表明闰土还要继续麻木下去，对命运只能跪拜——虽然麻木与跪拜，改变不了闰土们的命运。

闰土后来的命运怎样？。

“在旧社会，我们一家人的命运不堪回首。”88岁的章贵说。章贵是章运水长子启生的二儿子，担任过鲁迅纪念馆副馆长。

章运水一家只有六亩薄沙地，收获的粮食缴完租税后，养活不了一家人。1934年大旱，地里颗粒无收，逼债的、收捐的逼得他只好把地卖了。终因贫困和积劳成疾，五十多岁就病逝。

“爷爷有三子一女，都没有上过学。”章贵说，他的父亲也在1941年病逝，那时也就30多岁，胸口生了疮，没钱医治，躺在乌篷船上去寺庙求菩萨，死在了回家的船上。“我母亲没有办法，只得带着10来岁的哥哥和刚出生的弟弟去上海讨生活，哥哥当了童工，母亲做了保姆。因为没空带弟弟，就把弟弟送了人家。”尽管这些苦难过去了七八十年，章贵说起来仍然热泪盈眶，“家里还有一个妹妹，3岁就生病没了。而我跟着二叔长大，13岁就到外地做了长工。”

新中国成立后，村里给章贵分了土地，又分了两间房，章贵才从外地回到了家。1954年4月，因为和鲁迅家的渊源，章贵被招到鲁迅纪念馆担任讲解员。

“从那以后，我过的日子才像日子了。”章贵说，他是在工作中自学的文化知识，他这一代兄弟姊妹，仍然没有人读过书，“但我们的子女都上了学，都有了工作，或是做生意，全国各地都有。”

“这样的日子，恐怕爷爷做梦都不敢想。”

从“杨二嫂”到“老吴热线”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年轻时被称“豆腐西施”的杨二嫂，在《故乡》里鲁迅再见到她时已成为一个“辛苦恣睢”的老年妇女：明火执仗地从迅哥儿家中拿走用来喂鸡的“狗气杀”，甚至搬弄是非，咬定闰土在草灰里私藏了碗碟。

一篇《故乡》，不仅刻画了闰土的奴性，而且“雕琢”出杨二嫂甚于奴性的流氓性，这二者都是鲁迅强烈批判的旧中国的国民性。

鲁迅给杨二嫂起了一个绰号：“豆腐西施”。反讽的是，五十开外的杨二嫂，并无西施之美好，全是自私之刁蛮，充满贪婪的算计，“算”出了另一个绰号“圆规”，“算”出了愚昧的邪恶——虽也身在底层，却毫无向善之心。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到底，无路可走的旧中国，有多少“闰土”，也就有多少“杨二嫂”。

“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国民，没有向上向善的价值取向，是没有希望的。” 越城区委宣传部部长吴萍说，百年之后的鲁迅故乡，新时代的绍兴人，不仅物质富裕，而且精神富有。

新时代精神负有的绍兴人，与鲁迅笔下令人窒息的穷苦、麻木、自私的人物群像，更是天壤之别。

“老吴热线”，是越城区一个知名群众性公益组织。创始人吴岩兴是一位军队转业干部，1999年，他所在的企业倒闭，成了一名下岗工人。2001年，他通过招聘考试，当上了所在社区的副主任。

吴岩兴在工作中发现，群众反映的困难也好、矛盾也罢，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只要耐心做工作，真诚地帮助，群众都会满意。

从挨家挨户走访社区1743户居民到自学法律知识帮助群众排忧解难，从免费为群众修水电到给“空巢”老人代购物品，吴岩兴做了一张联系卡，上面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和承诺：凡是难事来找我，尽心尽力帮助你。

“老吴热线”名气大了后，群众不但是生活上的困难找他，就是邻里纠纷也找他。社区有两户楼上楼下的居民，因为房屋漏水闹了矛盾，找到吴岩兴后，他到两户人家一走访，找到漏水位置，拿出解决办法，“楼上住户负责堵漏和为楼下住户的墙面刷白，我来负责管道维修”，让吵了几个月的两户人家没了话说。

真心帮助群众，“老吴热线”越来越“热”。2010年，升级为“老吴热线党员互助工作室”，23名党员庄严承诺：只要在越城区范围内，群众有困难随叫随到。2017年，扩容为“越城区老吴热线志愿服务中心”，在全区设立了17个雷锋驿站，超过400名志愿者定点为有需要的群众服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我们这个公益热线成立的初衷。”吴岩兴说，这些年，遇到台风、洪水等灾害，只要雷锋驿站一号召，站出来做公益的群众就成百上千。

和“老吴热线”一样，在越城区还活跃着许许多多的公益组织，100万常住人口的越城区，志愿者注册人数竟达13万人。

早在国家推出“双减”政策前，越城区欢乐慈爱义工团就开设了爱心课堂，后更名为多彩周末公益课堂，免费为少年儿童提供多样化的素质教育培训。

孙恒怡是绍兴文理学院大一新生，她报名参加了多彩周末公益课堂，当起了志愿者，利用周末为小朋友们讲述红色经典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讲话中把‘希望寄予青年’，我们当代青年就要担当起这份责任，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孙恒怡说。

千年古城：打造“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

《故乡》中，鲁迅对青少年时居住的古城描述得不多，但在他的其它作品，比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孔乙己》等，可以窥到江南小镇的些许风物：台门建筑、河流纵横、士绅豪横、农民恓惶……

相传2500余年前，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成就霸业后，派遣大夫范蠡“筑城立郭，分设里闾”，从此绍兴在中国古城史上就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座方圆9.09平方公里的历史名城里，古老的帝陵、庄严的城门、巍峨的塔寺、幽深的庭院，无不散发着历史气息。

68岁的陶亚琴就住在离鲁迅故居不远的台门里，小小的院落，有花有树有井。从乡下嫁到城里的她，把院落打理得干净清爽。她说，“现在古城改造得越来越漂亮，我们每天都生活在风景里”。

2020年起，绍兴市开始实施“千年古城”复兴计划，拟投资300多亿元，以全城申遗的标准，打造“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古城保护利用是一项综合工程，更是一项民生工程。我们在保留老城区特色空间格局和肌理的基础上综合改造，补齐历史街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越城区委书记徐军说，除了大型文旅项目，还推动了多个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台门保护利用、环城河治理等民生项目的实施。

“里弄的马路拓宽了，每家每户的屋檐、门头都统一修复改造，尤其是厕所等生活设施，简直是千年的跨越。”陶亚琴说，她家的台门是两户共住，有150多年历史，“趁着这次改造，我们彻彻底底搞了次大扫除，把上百年的破烂物品清理了出去”。

沿袭千年的传统，绍兴古城的台门建筑，没有铺设下水道，因而既没有卫生间，也没有浴室，给迈入现代生活的古城居民带来“时空交错”的烦恼。“下雨下雪，要走100多米去倒马桶，去吧担心路滑摔倒，不去家里又有异味；长时间不洗澡难受，只得在天井里拉个布帘，烧点水偷偷擦擦身子。”陶亚琴说。

和厕所浴室同步改造的，还有年久失修的屋顶，以及早已老化的线路，“现在住在古城，路上干净了，河水变清了，舒适感有了，安全也不用担心。”陶亚琴说，“听社区讲，将来还要建设数字古城，看病什么的都能在那个网上看，那日子好得不敢想。”

陶亚琴老两口每月有8000元的退休工资，生活开支3000元，剩下的5000元就成了老两口的旅游经费。退休后，他们去过西藏、新疆、内蒙古，去年还去了九寨沟，“既然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就得到处去看看好风景”。

“鲁迅外婆家”：家家户户好才是真的好

“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

鲁迅最后一次回乡的路上，所见皆是了无生气的村庄。鲁迅笔下的故乡村庄，除了《社戏》中主人公外婆家所在的“平桥村”还有着美好的童年回忆，其余的往往破败衰落。

而在现实中，鲁迅的外婆家位于越城区孙端街道。无论是鲁迅的家人，还是鲁迅研究界的学者，普遍认为“平桥村”的原型，就是孙端街道的安桥头村。

“过去村里除了少数人家，家家户户都吃不饱饭。改革开放后，村民办起了作坊，一开始做网线袋、编草蔸、孵豆芽……现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万多元，还办起了10多家企业。”村党总支书记宣明德介绍说。

在“平桥村”，“双喜”“阿发”都是摇橹的好手，而在如今的安桥头村，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了轿车。2019年，安桥头村创建了3A级景区村，新拓了停车场。“否则过年回来，大家的车都停不下了。”

但，宣明德也坦言，全村700多户、2063人，一半以上在外经商，村里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房子都是小洋楼，却没有多少有人住。村子是漂亮了，但总感觉少了点人气。”

在安桥头村头，最吸引人眼球的是——村头一片辽阔的彩色水稻田里，色彩各异的水稻拼成了一幅巨大的人物形象：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

“这是利用鲁迅外婆家的独特资源禀赋，规划的乡村振兴文旅产业的一个元素。”负责运营安桥头村的上海陆鼎集团董事长谭启钰说，按规划安桥头村将尽可能恢复旧时的风貌和传统文化活动，比如祝福文化节等，原汁原味再现《故乡》里的生活，打造《故乡》的故乡。

“乡村振兴，我们不能苛求村民都留在村子里，但我们可以挖掘每个乡村的独特优势，发展产业让乡村在留住人的同时吸引外来人流，最终实现乡村的人财两旺。”一手规划打造安桥头村乡村振兴工作的孙端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彰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毕业的李彰介绍，安桥头村是绍兴市首批确定的乡村振兴先行村之一，走的是一条“文化解码——文学作品场景化再现——高质量业态资源助力”的文旅产业发展道路，“从今年的旅游数据看，来的游客超过了预期。”

“这些年村子的变化很大，群众满意度越来越高。”曾经当过13年村主任的鲁阿良说。

鲁阿良今年75岁，他的高祖父鲁安久和鲁迅的外祖父鲁安涤是堂兄弟。鲁安久族中行四，人称“鲁四老爷”。60多年前，鲁迅的妻子许广平来安桥头村会亲时，还和鲁安涤的孙媳妇见了面，小鲁阿良也挤在人群里看过热闹。

因此，有不少人认为，《祝福》里的“鲁四老爷”就是鲁安久。鲁阿良说，“鲁四老爷”的酒作坊生意，在儿孙辈的操持下，一度远销到了东南亚。“虽然家里不缺钱，但日子也不好过。解放前，他的父亲在求学返乡的途中，就好几次被绑架。赎金没少拿，人还每次都挨了揍，受了惊吓。”

“一家好并不好，家家户户都好了，才是真的好。”鲁阿良说。

名士之乡：永别了，孔乙己！

鲁迅在《孔乙己》中，塑造了一个在酒肆“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嗜酒如命，除了在咸亨酒店成为“短衫主顾”取笑的对象外，孔乙己并不被外人所关注。而且，他显摆文化，比如茴香豆的“茴”要鼓捣出四种写法，换来的是嘲笑和讥讽。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通常对《孔乙己》都这么解读。但这很可能是误读，鲁迅对孔乙己其实同情，如果说“怒”，更多的是指向那些凉薄的旁观者。著名学者孙伏园回忆，鲁迅曾就《孔乙己》告诉过他，此文之目的主要意在凸显社会对于孔乙己这种苦命人的凉薄。在那个时代，有文化的孔乙己，同样难逃悲惨；而“孤独者”魏连殳，迷惘、彷徨，死后“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

据老辈人回忆，当年绍兴城里，像孔乙己这样境况凄惨的人不在少数。“如果孔乙己生在当今，也能学有所用，说不定还能成为学者、教授呢！”

的确，如今的咸亨酒店，再也见不到孔乙己那样穷困潦倒的顾客，多见的是新时代品尝新生活的绍兴人。

新时代的绍兴，对文化，对文化人，充满了尊重。“鉴湖越台名士乡”，这座千百年来人杰地灵、名士如云、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重拾尊重知识、崇尚文化的优秀传统，成为独一无二的“软实力”。

在绍兴，我们见到了何琳尔。这位绍兴市广播电视总台的制片人，一手创立了“绍兴朗诵群”，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聊友”每天都在热情地读着美文与诗歌，探讨朗诵的技巧、交流读书的感受，为正能量“鼓与呼”。 “绍兴朗诵群”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公益性网络朗诵团体。今年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绍兴朗诵群”组织了一场有一场赞颂党的丰功伟业的朗诵活动。何琳尔说：“我们发自内心的感恩伟大的党。没有共产党，绍兴一定还到处都是孔乙己，哪能像我们这样尽情释放对美好生活的欢欣？”

在绍兴，我们还见到了低调的黄震。这位主业是外贸的商人，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埋首于契丹、女真文字的研究。

法律专业毕业的黄震曾在绍兴市检察院工作，1997年辞职干起了外贸，挖到“第一桶金”后，逐渐拓展到房地产开发行业，事业越做越大。

“周围朋友研究古代书画、瓷器的比较多，受他们影响，2000年左右我也开始了古代文化的研究。”黄震说，2008年，在内蒙古开发房地产期间，偶然接触到据说是契丹文字的书籍，萌生了研究这些文字的想法。

“这是一个绝对冷门的学科。”黄震介绍说，1922年，一位比利时传教士在内蒙古发现了一块刻着古文字的石碑，后来这块石碑的照片流传到欧洲，有德国学者认为是失传的契丹文字。但发现这些契丹文字近百年来，受限于研究资料和研究人员的不足，契丹文的研究没有太大的进展。

“当时的感觉是，这是老天给我的机会，让我看到了这些文字，我觉得有责任把它研究出来。”黄震至今回忆时仍难掩兴奋，10多年来，他收集了散落在民间的近万册契丹、女真、西夏等的书籍和佛经，一头扎进了古代民族文字的研究。

“这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先后与北宋并存，他们都曾大规模组织人力物力翻译汉文化典籍和佛家经书，其中有一些流传到今天，这些珍贵的古籍善本尤其是部分契丹（汉）双语典籍，用事实证明了宋代汉文化对周边民族政权的巨大影响力。”黄震说，这些年来，他已经整理出版了契丹、汉双语版的《史记》和《女真文词汇》两项研究成果。

“越是深入研究，越是对我们的文化充满自信。北宋的军事并不强大，但汉文化却被各民族政权竞相学习，充分说明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黄震说，今天中华民族正走在复兴的道路上，我们不仅要有文化自信，而且要研究如何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助力民族复兴的伟业。

“我比孔乙己幸运得多，即使这项研究在全国没有几个人，也没有人嘲笑，反而收获了许多粉丝。”黄震目前正在多方奔走，让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广泛认可，“我没有独占这些宝贵资料的想法。只要国家需要，我可以把它们捐赠出来。”

14亿人走在大路上

8月15日，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绍台铁路进入竣工验收阶段。这条高铁，在绍兴设绍兴北、上虞南、嵊州北、嵊州新昌等车站，将连通沪昆、商合杭、宁杭、杭黄、杭深高铁，接入长三角高铁网，绍兴进一步融入长江经济带。

“百舸千舟摇摇摇，一河两岸桥桥桥。”水道纵横的绍兴，乘舟（乌篷船）出行曾是绍兴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1919年底，鲁迅最后一次回到绍兴，有人按照《鲁迅日记》作了计算，从北京到绍兴，路上用了四天三夜的时间，使用了火车、船和轿子三种交通工具，其间还要在天津、南京、上海和杭州中转。

“十三五”期间，绍兴市交通实现跨越式发展，综合交通建设投资达到1137亿元，杭甬和杭长两条客运铁路专线建成通车，市内轨道交通实现“零”突破，高速公路运营里程达到535公里，在浙江省率先实现“县县通三条以上高速”。

百年之后，鲁迅故乡的巨变不仅是交通。

就在曹娥江畔，曾经辉煌的纺织业“染缸”、酱货产业“酱缸”和传统黄酒“酒缸”组成的老“三缸”，正变成代表纺织印染的“布片”、集成电路的“芯片”和生物制药的“药片”这新“三片”，绍兴走上了高质量发展道路。

鲁迅故居所在地的越城区，通过集成电路、高端生物医药这两大“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承接国家重大项目落地，集聚起一批影响力大、带动性强的标志性项目。

而整个绍兴，城市经济综合实力，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位列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的前列。近年来，绍兴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发展，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宽，以全国万分之八国土面积，创造出全国千分之六的生产总值。

百年中国，沧海桑田。鲁迅故乡不仅小康，走在共同富裕的大陆上，更在于人的表情，早已不是阿Q、闰土、祥林嫂的模样，而是 “共享做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的模样。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民族，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中国道路。

“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 站在鲁迅故乡，回望百年巨变，品味 “民族魂”的寄语，我们对踏上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中国，更加充满信心。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这样期望：“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方立新、黄书波、冯源 参与采写：潘金洁琼、袁伟江、金亚萍、王思佳）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