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拿着房卡,踏着厚厚的刻花红地毯,穿过酒店灯光昏暗的长廊,走向预定的房间时,偶而会遇到客房服务员,她一般穿着不太合身的土黄色衣服,推着沉重布草车,有时手上套着黄色胶皮手套,拿着百洁布。
她们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群,事实上,大多数人都不太清楚她们究竟需要作哪些工作,更不清楚她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冯丽丽的《客房服务员》,以实录的方式,记叙了客房服务员的日常。实录,源自冯丽丽北漂的身份。这种亲身经历,使整部小说能够以平视的视角展开。翻阅这本书,我们追随着冯丽丽,从应聘客房服务员开始,逐渐深入了解客房服务员这一群体。
客房服务员看上去工作条件还不错:一月1000元左右的工资,虽然不多,但做完自己的任务后,额外做工给提成,并且酒店管吃管住。
不过,生活本身就像一潭深不可测的水。水面永远层层涟漪,波光云影,不深入进去,你永远不会知道潭里究竟有什么。
实际上,所谓的管吃,是不让你饿着而已。每天的早餐,可以昨天晚上从食堂带出个馒头,早晨用微波炉加热来就着水啃。午餐和晚餐大都是青菜炒青菜,偶尔才会有一块又腥又柴的排骨。如果加班或稍晚了点,就只能喝菜汤。
而提成,除非旅游旺季,否则不过是驴子眼前的那束稻草。
她们的本职工作就是一天要打扫几间到十几间脏房(客人住后的房间),清理所在楼层的在住(还有客人在的房间),并要负责检查本楼层当天的退房,如若有东西丢失或损害而没有查出,则须自掏腰包赔付。
临近旺季时,她们被要求不停地做房,做房……不能请假,哪怕你昨天晚上被房东逼迫,搬了一夜家,今天需要你做的房间一点也不会少;哪怕你身体不舒服,饿到低血糖晕倒,缓过来依然要继续做。
正常工作,已经竭尽全力。而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更是雪上加霜。冯丽丽来到宾馆时,偌大宾馆,那么多房间,就一个领班和两个客房服务员在做。冯丽丽来到后,又陆续来了三服务员和一个主管。这样的人员大换血,势必会带来人际关系的纠纷。作者把这种复杂的矛盾隐于日常琐事之中,以客房服务员的视角,娓娓讲述着作为宾馆生态链最底端一环的客房服务员的百味生活。
服务员之间的磨合,尚可以忍受;而新旧管理人员之间则展开明争暗斗,则令处于底层的客房服务员苦不堪言。
客房服务员的直接领导者杨主管,把来自上层的压力源源不断地转到客房服务员的头上,要求标准越来越高,客房服务员的工作项目越来越多。
而主管者之间的矛盾牺牲者,就是客房服务员。随着主管领导的摩擦升级,冯丽丽她们辛辛苦苦打扫干净的房间,通知马上收拾起来进行装修,当她们刚打好包,收拾起来后,又被告知今天不装修这层了,得重新铺好,不能影响当天客房的售卖。冯丽丽她们这样日复一日地被折腾来折腾去。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
做了一上午房,冯丽丽们还被催促着,做工开始慢了下来:
“我肚子也饿了,吃了两个巧克力派,劲儿还没上来,只好慢慢做 ,一慢下来, 就更没力气了。又打开一间房,看着满地的垃圾, 我一点一点收拾。收拾完又看见乱七八糟的卫生间,收拾完卫生间又看见乱七八糟的房间,要铺床,要擦桌,要吸地,要换垃圾袋、擦垃圾桶……一个工作都有十几个小项目,做了一项还有一项,我做了很久,做了有几百项琐碎的工作,才做完间房。我越来越烦,觉得我做完一项工作还有一项工作,永远都在做,一间客房好像一个巨大的宫殿。我感觉我永远都做不完了。”
就是如此努力,她们的工资依然会被毫无理由地克扣。
找领导说理?等待她们的,是爱做不做的答复和辞职时无中生有的培训费等各种形式的工资克扣。
“
周经理说:“昨天的事我就不追究了,但是今天我把话撂这儿:以后谁再不服从工作安排,立马开除,卷铺盖走人。并 且按照公司规定,当月基本工资按试用期算,房提一分不给, 工作不满 一年的扣 600元培训费。到时候别再找我问钱为什么少了。”
”
另谋出路?只要是做这一行,待遇相差无几。
所以,她们大都选择忍耐与坚持。因为她们的生活希望就系于此。
文中有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时时出现:李霞等人每到终于结束一天的劳作,洗完澡,重新换回自己整洁漂亮的衣服,从顶层的楼梯一路走下来时,总喜欢一起唱一首歌:“伤不起呀,伤不起……”这似乎是个隐喻,作为生活在底层的她们,真的时时被生活所伤,而她们能做的,只能是忍气吞声。
《客房服务员》中, 齐建华因查房时没找到一只玻璃杯而被开除,彼时,那只杯子被人打破,藏到了满是水管的洗漱柜。可齐建华又忍辱找人 帮忙说情留下来。齐建华其实甩被单甩的很到位。她工作得很努力,但依然会有如此遭遇。
有人会说,一份鸡肋样的工作而已,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何必如此低声下气,委屈求全?可是如果有衣穿,没人愿意赤身。生在困境中的她们,无法做的如此潇洒。齐建华有个强势的老公,因为这里管吃管住,下班相对较早一点,所以她老公喜欢让她在这里工作。她说,失去这份工作,她老公“一定会骂我的?”说这话时,她哭了。这眼泪里,应该有无端被人开除的委屈,有对未来生存的担忧,也有难以面对丈夫的恐惧。她老公不在乎她在这里开不开心,吃得好不好,活累不累,他在乎的就是,能挣到养家的钱,并且还能租房的花销。
不用指责齐建华的丈夫,事实上,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底层生活思维:节省生活成本,精打细算过日子。
其实,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收银员,无论是客房服务员还是保姆……莫不如此。
因为资源的匮乏,导致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捉襟见肘”。这里不仅仅指物质,还有时间、精力……
今年年初的时候,北京一位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者的6岁小男孩,被推上了热搜。原因是,他曾在某个确诊病例家上“小饭桌”托管。
有人质疑:孩子的家长去哪了?为什么不自己接送孩子?
甚至还有人跳出来说:家长一点都不负责任,把孩子交给“小饭桌”就不管事了。
可事实上家长早上七点半到岗,下午六点下班,而孩子3点半就放学了。
照顾孩子,就不能正常工作,不能工作,就不能给孩子正常生活的物质,甚至买个文具都左右为难,更何况是学费、家庭日常饮食穿衣之费。而选择工作,就只能选择舍弃部分照顾孩子的时间。同理,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农村的留守儿童。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没人愿意骨肉分离,背井离乡。
可是,文化水平的限制,日复一日的劳作,让他们的工作只能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无法提升自己的能力,跳出那个无比狭窄的工作空间。这,就是齐建华们处境的真相。
而客房服务员的上层领导者恰恰吃准了这些。即使工作环境再恶劣,她们也不会轻易离开,所以不断挤压她们的劳动价值。
所以,有一天,当冯丽丽她们洗完澡,准备下班的时候,又被告知还需要再做13间房。这13间房,之前被告知要装修,好不容易收拾起来。个个已经精疲力尽。冯丽丽她们终于忍无可忍的,但她们反抗的方式就是偷偷溜走。第二天,周经理就来训话了:“……为了完成定额,我们必须努力干。你们知不知道这13间房,最便宜的248,最贵的458,因为你们,一晚 上少挣多少钱?这个损失谁来承担?还不是我!你们知不知道,我的压力多大!年底如果完 不成定额,奖金分没有。 不光你们,连我也没有。”
事情至此,她们也只能在听从一顿训斥之后,继续劳作,根本不会思考自己得到的报酬是否与劳动量呈正比,她们在意的是“不用再去找工作”、“其他地方也都差不多”……
美国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曾在《我在底层的生活》一书中提出过这样的质疑:
“如果你360天以上都卑躬屈膝、弯腰驼背地做这些一再重复的枯燥低薪工作,会不会你的精神也跟肌肉一样,出现因过度重复使用而造成的伤害?”答案是肯定的,但最为悲哀的确是,多少人面对伤害,选择了更努力地工作,最大限度地满足领导者的要求,因为这些可怜而天真的人以为努力工作就能改变现状。至少,可以把改变现状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身上。所以,李霞说:“我现在每次回老家就跟我孩子说,你们将来一定要上大学,否则没出路。”
她们都说:“对对,我们受再大的苦,也一定要让孩子上大学。”
这是支撑她们受过委屈之后,生活中的一道绚丽的光。
期望如此吧……
当我们顺从这个世界时,期望世界可以温柔地对待我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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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怜子如许,热爱有温度的文字,热爱有意义的电影。愿我的文字能够给你些许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