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三百首》从古代到晚清，约有200多位诗人选出了约300首诗歌作品，其中包括《诗经》和《楚辞》里著名的章节和历代天才诗人的杰出作品。

在这些诗人中，三国的曹植被誉为“才高八斗”；东晋的陶渊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南齐的谢朓让唐代大诗人李白一生佩服不已；北宋的苏轼和黄庭坚等人开创的宋代诗风；南宋的陆游一生创作了近万首诗。此外，对人生的感悟，对家乡、故国的思念，对四季美景的歌咏，对民生疾苦的呼吁它们或慷慨激昂，或生动活泼，或明白晓畅，或含蓄深沉，但都节奏铿锵，朗朗上口，处处闪烁着中华经典古诗的智慧之光。

目录:

41.七步诗(曹植)

42.杂诗(曹植)

43.七哀诗(王粲)

44.赠秀才入军(嵇康)

45.咏怀(阮籍)

46.吴孙皓初童谣(无名氏)

47.咏史(左思)

48.思吴江歌(张翰)

49.归园田居·其一(陶渊明)

50.归园田居·其三(陶渊明)

51.饮酒·其五(陶渊明)

52.咏荆轲(陶渊明)

53.读山海经·其一(陶渊明)

54.读山海经·其十(陶渊明)

55.杂诗(陶渊明)

56.酌贪泉(吴隐之)

57.登江中孤屿(谢灵运)

58.拟行路难·其四(鲍照)

59.拟行路难·其六(鲍照)

60.梅花落(鲍照)

七步诗(曹植)

煮豆持作羹（gēng），

漉（lù）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译文

锅里煮着豆子，是想把豆子的残渣过滤出去，留下豆子汁来做成糊状食物。豆茎在锅下燃烧，豆子在锅里哭泣。它说：我们本来是同条根上生出来的，你又怎能这样急迫地煎熬我呢？

（这首诗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来比喻同父共母的兄弟，用萁煎其豆来比喻同胞骨肉的哥哥残害弟弟，表现了作者对兄弟相逼，骨肉相残不满与厌恶。）

此诗纯以比兴的手法出之，语言浅显，是寓意明畅，无庸多加阐释，只须于个别词句略加疏通，其意自明。诗人取譬之妙，用语之巧，而且在刹那间脱口而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二语，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劝戒避免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普遍用语，说明此诗在人民中流传极广。

通过燃萁煮豆这一日常现象，抒发了曹植内心的悲愤。

杂诗(曹植)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

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

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

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

萧统《文选》选录曹植《杂诗》六首，获得历代诗评家的赞赏和肯定，是曹植诗歌中的著名篇章。此诗是其中的第四首。

这首诗是曹植后期所作，采用比喻手法，表现了他怀才不遇的苦闷。曹植不但文才很高，而且具有政治抱负，希求建功立业，垂名青史。曹操一度想立曹植为太子，结果没有实现。曹操死后，他因此备受其兄曹丕（魏文帝）、侄子曹叡（魏明帝）的猜忌和压抑，屡徙封地，连生活都很不安定，根本谈不上实现政治抱负。这首诗以佳人自比：佳人的容貌艳若桃李之花，比喻自己才能的杰出；“时俗”二句，说佳人的美貌和歌唱才能都不为时人所赏识，比喻自己怀才不遇；“俯仰”二句，说时光流驶，佳人的容华难以久恃，寄寓了自己盛年时无法施展抱负的深沉慨叹。

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从屈原的辞赋开始，就形成了以美人香草比喻贤能之士的传统。曹植这首诗，在构思和写法上明显地学习屈赋。屈原《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二神，其游踪大致在沅、湘、长江一带，《湘夫人》篇中有“闻佳人兮召予”句，以佳人指湘夫人。曹植这首诗中的前四句，其构思用语，大约即从《湘君》、《湘夫人》篇生发而来。《离骚》云：“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曹诗末二句又是从它们脱胎而出。这种继承发展关系，可以帮助说明这首诗的主题是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元代刘履《文选诗补注》（卷二）释此篇题旨说：“此亦自言才美足以有用，今但游息闲散之地，不见顾重于当世，将恐时移岁改，功业未建，遂湮没而无闻焉。故借佳人为喻以自伤也。”清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九）也说：“此诗伤己之徒抱奇才，仆仆移藩，无人调护君侧，而年将老也。通体以佳人作比，首二自矜，中四自惜，末二自慨，音促韵长。”刘、张两人的解释都是颇为中肯的。曹植在《求自试表》一文中，强烈地表现了他要求在政治上建功立业的愿望，文中后面部分有云：“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独何人，以堪长久！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干，而身名并灭。”这段话的意思与此篇“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二句的内容也是息息相通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首诗的主题不是作者自伤，而是为曹彪鸣不平。“佳人”盖指彪，时为吴王也。《魏志》：彪于黄初三年，徙封吴王，五年改封寿春县，七年徙封白马。朝游夕宿，喻迁徙无定也。”（见黄节《曹子建诗注》卷一）曹彪是曹植的异母弟，曹植与曹彪同受朝廷猜忌压抑，有同病相怜之感，黄节的看法可备一说，但证据毕竟不足。徐公持同志说：“按曹彪虽膺过吴王的封爵，其封城却并不真在吴地。当时自江以南，全在孙氏控制之下，曹彪无由得至江南。他这个吴王封在寿春附近，此点曹植不会不知。所以诗写‘南国’‘佳人’，‘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等等，不可能是指曹彪，而是借用楚辞的意境和成语，来抒发自己对‘时俗薄朱颜’的感慨，其主旨是怀才不遇。”这样讲比较合乎情理。

这首诗与曹植的另一首名作《美女篇》主题相当，在艺术描写上却有丰腴与简约的区别，可进行一下比较。《美女篇》全诗较长，节录如下：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独长叹。

《美女篇》的主题，过去不少评论者都指出它是曹植以美女自比，比喻他怀抱才能而不得施展。如清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卷三）说：“子建求自试而不见用，如美女之不见售，故以为比。”《美女篇》与《杂诗》“南国篇”的主题相同，又同用比喻手法，城南美女与南国佳人，都是曹植自比。《美女篇》“佳人慕高义”以下四句，说城南美女不为众人所理解，意思与“南国篇”的“时俗”二句相通，点明了“怀才不遇”的主旨。“盛年处房室’二句，也与“南国篇”的“俯仰”二句一样，在结尾表现了深沉的慨叹。上面《美女篇》的引文，在“攘袖”二句下省略了十句，这十句连同“攘袖”二句都是写城南女的姿态和装束，从各个方面来刻划她的美丽，而“南国”篇写佳人之美，仅用了“容华若挑李”一句，非常简括。《美女篇》在其他方面的描写也较“南国”篇丰腴，但写美女姿态装束的一段尤为突出。这两首诗同用比喻法写同一个主题，但使用了详略不同的写法，“南国”篇简练爽朗，《美女篇》华赡生动，在艺术上各擅胜场，用词造句毫无雷同之感，这里表现了曹植高超的写作才能。

钟嵘《诗品》评曹植诗云：“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是对曹植诗歌很深刻的评语。“情兼雅怨”是论思想内容，指出曹植诗具有“小雅怨诽而不乱”的特色，曹植后期的不少诗作，倾吐牢愁，的确多近似小雅的怨诽之词，《杂诗》“南国篇”、《美女篇》都是其例。骨气即气骨，也就是风骨。骨气奇高，是赞美曹植诗富有风骨，即富有爽朗刚健的风貌。词采华茂，是赞美曹植诗语言华美丰富。钟嵘主张诗歌应当“干之以风力（即风骨），润之以丹采”（《诗品序》），即以爽朗刚健的风骨为骨干，再用华美的辞采加以润饰，二者结合起来，达到优美的艺术境界。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符合于他的艺术标准，所以获得极高评价。明胡应麟在评曹植《五游》、《升天行》诸诗时云：“词藻宏富，而气骨苍然。”（《诗薮》内编卷一）也是承袭了钟嵘的批评标准。

曹植的诗，总的说来是风骨、词采二者兼备，但仔细分析，不同的诗篇在某一方面往往有所侧重，有的风骨更遒劲一些，有的词采更宏富一些。他的部分诗篇，像《箜篌引》、《美女篇》、《白马篇》、《名都篇》等，大抵篇幅稍长，对偶句与铺陈语较多，其词采华茂的特色就显得更为突出，但也仍然具有风骨。另外有一部分诗，像《野田黄雀行》、《泰山梁甫行》、《杂诗六首》等，大抵篇幅稍短，描写较简练，对偶句与铺陈语少，这类诗篇更鲜明地显示出骨气奇高的特色，但也仍然具有词采。王世贞评曹植诗说：“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艺苑卮言》卷三）王世贞认为曹植诗成就低于曹操、曹丕，意见未必公允，但曹植诗在词采华茂这方面的确大大超过其父兄，特别如《箜篌引》、《美女篇》一类诗表现尤为突出。王世贞又说：“子桓之《杂诗》二首，子建之《杂诗》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同上）又从风格的质朴刚健方面对曹植的《杂诗》六首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可与汉代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并驾齐驱。王世贞不喜华丽文风，所以对曹植作出这样的评价，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曹植的不同诗篇，在风骨和词采二者的某一方面的确有所侧重。

《杂诗》“南国”篇这首诗，其中“时俗薄朱颜”二句，也是文采斐然；但大体说来，其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简练峭直，语短情长，含蕴丰富，意境深邃，它虽然不像《美女篇》铺陈细致，词藻华美，但也自具一种爽朗自然之美，经得起吟咏咀嚼。

七哀诗(王粲)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七哀”，《文选》六臣注吕向注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这是望文生义。元人李冶《敬斋古今黈》云：“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亦颇牵强。《七哀》是乐府歌辞，今人余冠英说：“所以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三曹诗选》）较有道理，可以参考。

赠秀才入军(嵇康)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

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

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本篇原列第十四首，诗人想象嵇喜行军之暇领略山水乐趣的情景。他将在长满兰草的野地上休息，在鲜花盛开的山坡上喂马，在草地上弋鸟，在长河里钓鱼。一边若有所思地目送南归的鸿雁，一边信手抚弹五弦琴。他的心神游于天地自然之中，随时随地都对自然之道有所领悟。显然这里所写的与其说是征人生活，不如说是抒写诗人自己纵心自然的情趣。最后诗人用《庄子》中“匠石斫垩”的典故来表达自己对嵇喜从军远去的惋惜心情。此诗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二句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的妙句。它以凝练的语言传写出高士飘然出世、心游物外的风神，传达出一种悠然自得、与造化相侔的哲理境界。

咏怀(阮籍)

夜中不能寐，

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

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

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

忧思独伤心。

阮籍的诗大量运用了比兴象征、神话传说、以景寓情、借古讽今等表现手法，曲折隐晦地抒写愤世嫉俗、感慨郁闷的内心世界，形成了言近旨远的艺术风格。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他的《咏怀》82首是十分有名的抒情组诗。其中有些诗反映了诗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在种种醉态、狂态掩盖下的内心的无限孤独寂寞、痛苦忧愤。有些诗表现了诗人害怕政治风险，希冀避世远祸的思想面貌；有些诗借古讽今，寄托了对时政的抨击或感慨，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切；还有些诗嘲讽了矫揉造作的虚伪的礼法之士。总的来说，阮籍的《咏怀》诗以“忧思独伤心”为主要基调，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在艺术上多采用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因而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

这是阮籍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中的第一首。诗歌表达了诗人内心愤懑、悲凉、落寞、忧虑等复杂的感情。不过，尽管诗人发出“忧思独伤心”的长叹，却始终没有把“忧思”直接说破，而是“直举情形色相以示人”，将内心的情绪含蕴在形象的描写中。冷月清风、旷野孤鸿、深夜不眠的弹琴者，将无形的“忧思”化为直观的形象，犹如在人的眼前耳畔。读者可从诗中所展示的“情形色相”中感受到诗人幽寂孤愤的心境。但是那股“忧思”仅仅是一种情绪、一种体验、一种感受，人们可以领略到其中蕴涵的孤独、悲苦之味，却难以把握其具体的内容。“言在耳日之内，情寄八荒之外”，即是此诗显著的特点。

其实，如果能透彻地了解阮籍其人，此诗也并不难解。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正如他“醉六十日”，以使文帝之“为武帝求婚于籍”，终于“不得言而止”（同上）一样，“酣饮”不过是他用以逃避现实的手段，内心的痛苦却是无法排遣的。史书中“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的描写，就正是他痛苦内心的深刻表现。所以这首诗，只要看他“孤”“独”二字，就不难“曲径通幽”了。

此诗起首，诗人就把读者引入了一个孤冷凄清的夜境：“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酣饮为常”的诗人在此众生入梦之时，却难以入睡，他披衣起坐，弹响起了抒发心曲的琴弦。这是从实景来理解。然而，也不妨把这“夜”看成是时代之夜，在此漫长的黑夜里，“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伟大的孤独者，弹唱起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章。“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其六十一》）呵！这两句诗，实际上是化用王桀《七哀诗》诗句：“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

三四句诗人进一步描写这个不眠之夜。清人吴淇说：“‘鉴’字从‘薄’字生出……堂上止有薄帷。……堂上帷既薄，则自能漏月光若鉴然。风反因之而透入，吹我衿矣”（《六朝诗选定论》）。进一步，我们还可以从这幅画面的表层意义上，感受到诗人的旨趣。诗人写月之明，风之清，正衬托了自己的高洁不群；写“薄帷”、写“吹我襟”，真让人感觉冷意透背。这虽非屈子那种“登昆仑兮食玉英”的浪漫境界，但那种特立危行，不被世俗所理解的精神却是一致的。

五六句，诗人着重从视觉、感觉的角度描写，五六句不但进一步增加了“孤鸿”“翔鸟”的意象，而且在画面上增添了“号”“鸣”的音响。这悲号长鸣的“孤鸿”“翔鸟”既是诗人的眼之物、眼前之景，又同时是诗人自我的象征，它孤独地飞翔在漫漫的长夜里，唱着一曲哀伤的歌。“北林”化用《诗经》“鴥（“音郁”）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秦风·晨风》）之典，从而暗含了思念与忧心之意。“北林”与“外野”一起进一步构成了凄清幽冷之境界。

结尾二句“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诗人的笔触从客体的自然回复到主观的自我，有如庄周梦为蝴蝶后“蘧（音“渠”）蘧然而觉”，心里有无限感慨，却又无处诉说，他也许想到许多许多：“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其三十九》），却“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其三十三》），“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其十七》）。诗人只能永远得不到慰藉，只能是无限的忧思，孤独地徘徊，永恒的悲哀。

纵观全诗，似是“反复零乱，兴寄无端”（沈德潜语），“如晴云出岫，舒卷无定质”（王夫之语），但如果把握了诗人“悲在衷心”的旨趣，就自可理解这首“旷世绝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在《诗品》中对阮籍诗的评价，当是不易之论吧！

吴孙皓初童谣(无名氏)

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

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

三国时期，地处东南的吴国是立国时间最长的国家。但在孙权病亡前后，统治集团内部在继承权问题上就乱开了。朝官分成拥嫡、拥庶两派，为废、立太子斗争非常尖锐。公元252年，孙权去世，内部矛盾很快表面化，宗室和大臣间彼此屠戮，长期进行争权夺势的斗争。孙权之后，由孙亮、孙休先后称帝，为时不长。公元264年，由孙皓执政。这个吴国的末代皇帝凶顽残暴，穷奢极侈。他用剥面皮、凿眼睛、灭三族等酷刑杀人。后宫已有数以千计的宫女，还在民间掠夺少女。甚至明令年年上报“将吏家女”的名册，女孩子一到十五、六岁就要“简阅”一番，供其挑选。暴虐的政治，苛酷的剥削，激起人民不断起义，终于将吴国推进覆灭的深渊。

在吴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迁都事件。公元211年，孙权从吴迁都秣陵，并改名建业（即今南京），后来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孙权迁都鄂，改名武昌。229年，又还都建业。很有进取精神的孙权，十分重视这两个军事重镇，通过建都，使两地经济日臻繁荣；尤其是建业，成了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到孙皓时代，公元265年，他在西陵督阐的建议下，也来了一次迁都。什么原因呢？据说“荆州有王气”。而建业宫殿已破旧。这个贪欲无度的暴君但求享尽人间欢乐，于是吹吹打打地从建业搬到武昌，并下令扬州地区的人民远道从长江送去供享乐的一切耗资。沿江人民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政事多谬”，加上“公私穷匮”，虽然孙皓还在醉生梦生之中，可国政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了。左丞相陆凯是孙权留下的旧臣，对孙权的治国之道有切身感受，对孙皓的腐配专横有冷静观察，算得是个统治集团中的清醒者。凭借旧臣身份，还敢于直言疏。《吴孙皓初童谣》就是陆凯在武昌劝孙皓时引用的一首童谣。陆凯在这个奏疏中，痛陈国衰民弱之现状，力劝孙皓“省息百役，罢去苛扰，科出宫女，清选百官。”孙皓当然十分不悦，只是慑于陆凯的“宿望”，才没有加害于他。

《吴孙皓初童谣》仅短短四句，却从中透露出了人民的苦难、怨恨和不平。尽管武昌有美鱼可烹食，有房屋可停居，但百姓宁愿到建业去，即使在那里只能饮水充饥，以至如履死地，也心甘情愿，在所不辞。为什么呢？就因为武昌为孙皓所居，人民苦于暴政久矣，已不能共存于一处。当然，这里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建业曾是孙权的古都，人民向往建业，实是怀念创业皇帝孙权。当时为了备战，孙权虽然也曾强赋厚税，然而他个人尚能自持节俭。在倡导发展农业生产时，他不但赞同陆凯开垦农田的命令，而且主动提出他和儿子们亲自受田耕种，“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公元247年，建业宫年久失修，武昌宫已用了二十八年，这些材料不能再用，建议采伐新材以筑新宫。孙权不许。认为正是战争期间，百姓负担已重，如若再有通伐，就会妨损农桑。坚决让臣下搬来武昌宫材瓦改作太初宫。对比孙皓的暴虐贪残，人们能不痛恨万分吗？童谣正是通过向往建业、远避武昌这种直率的语言责孙皓。以宁死而不愿留居武昌的激愤之声，揭露了当时“苛政猛虎”的血淋淋社会现实，控诉了孙皓集团的滔天罪恶，抗议了他们的胡作非为。

当时永安山区的农民忍无可忍，在施但领导下发动了一场起义。初则数千人，发展到万余人，直杀至建业城里，给孙皓政权以极大威胁，就在这种怨人怒的境况下，孙皓不得已于266年冬天灰溜溜地还都建业，一方面血腥镇压施但义军，一方面以此平息朝野反抗。但是，他的骄奢淫欲并就此收敛。一到建业又耗费数以亿计的资财筑起了一座显明宫，“大开园囿，土山楼观，穷极伎巧。”陆凯也曾强劝，而孙皓至死不悟，终于弄到财竭国亡的地步。

这首歌谣为陆凯作为例证引用于奏疏中，但保留着民谣朴实生动的面貌。它用强烈对比的手法，从正反两方面突出反封建暴政的主题思想。相近的句式，相近的韵脚，成为在民间口相传、不胫而走的有利条件。

咏史(左思)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niě）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这首诗写在门阀制度下，有才能的人，因为出身寒微而受到压抑，不管有无才能的世家大族子弟占据要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不平现象。“郁郁涧底松”四句，以比兴手法表现了当时人间的不平。以“涧底松”比喻出身寒微的士人，以“山上苗”比喻世家大族子弟。仅有一寸粗的山上树苗竟然遮盖了涧底百尺长的大树，从表面看来，写的是自然景象，实际上诗人借此隐喻人间的不平，包含了特定的社会内容。形象鲜明，表现含蓄。中国古典诗歌常以松喻人，在此诗之前，如刘桢的《赠从弟》；在此诗之后，如吴均的《赠王桂阳》，皆以松喻人的高尚品格，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思吴江歌(张翰)

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

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

读唐宋诗词，常常会遇到“秋风鲈脍”、“莼羹鲈脍”（莼（纯）羹：即莼菜汤。莼，一种水生植物，叶椭圆，柔滑味美。鲈鱼脍（快）：即鲈鱼片）的典故，这典故就是出自张翰。张翰，字季鹰，西晋吴郡吴人，家住吴江（即吴淞江）、太湖间。其为人纵任不拘，时人比为阮籍，称之为“江东步兵”。他本无意于功名，竟也鬼使神差到洛阳做了几年官，自然觉着很不适应。其时“八王之乱”初起，齐王对他有笼络之意，他就更感到不可久留了，“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晋书》本传）这首诗当是思归时即兴吟成（此诗各本文字有异，此从最早著录本《岁华纪丽》）。

“秋风起兮木叶飞”，出句即见其思情的发动。悲凉的秋风最易触动人们的节序之感和念远之情。从时间上说，秋往往意味着岁暮的到来，使人觉着时光的流逝、流年的虚度。从空间看，秋高气清，万木萧萧，视野一下空阔起来，不自觉中自有人在何方、家在何方之叹。《楚辞·湘夫人》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句子，自是此句之本；不过，作为张翰来说，也不一定是有意地仿效，实在是一种语言定势、心理定势。秋风一吹，使作者感到在洛阳羁留时间太久了；秋风一吹，又使作者想起往昔的乡居生活、家乡风物，第二句就自然接上了：“吴江水兮鲈正肥”。鲈鱼，是作者家乡的特产，味极鲜美，秋天又正是鱼肥的季节。“鲈正肥”着一“正”字，便与“秋风起”连上了，同时还流露了一种“正”当其时、迫不及待的心情。下两句就直抒其情了。“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晋书》本传谓“数千里”，此言“三千里”，自是文句与诗句修辞的不同。“三”比“数”来得明确、爽口，同时它既可表确数，又可表虚数，而且往往指向多的方面，这“三千里”比“数千里”更能给人以距离遥远之感。下句的“恨”是思归不得之恨，这种恨想压也压不住，于是仰天悲叹。这里把他的思归之情表现得异常强烈。

由前述背景可知，张翰的归乡既有放达情性的一面，又有惧祸避乱的一面，他“恨难禁兮仰天悲”，恐怕更多的还是出于后一方面考虑，时人谓其“知几”，到宋初王贽过吴江还写诗道：“吴江秋水灌平湖，水阔烟深恨有余。因想季鹰当日事，归来未必为莼鲈。”（《中吴纪闻》）但是，唐代以后更多的人还是从敝屣功名的角度来理解、赞扬张翰的行为，“秋风鲈脍”成了厌弃仕途、向往家园、向往自由自在生活的代名词，正如近人王文濡所言：“季鹰吴江鲈莼与渊明故园松菊，同斯意致。”（《古诗评注读本》）宋代在张翰家乡吴江垂虹桥旁还建有“三高祠”（纪念范蠡、张翰、陆龟蒙这三位“高人”）、鲈乡亭，往来题咏甚多，张翰的《思吴江歌》也广为人们传诵。古代知识分子中不得意者总是居多，其中不乏洁身自好、不愿蝇营狗苟之士，张翰其事、其诗正好表达了他们的心声。

这首短歌似是最早的七言四句押同部平声韵的作品，虽然句句用韵，句句有“兮”，未脱楚歌格调，但毕竟是向后来的七绝体式前进了一步。

归园田居·其一(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⑾。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公元405年（东晋安帝义熙元年），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声称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挂印回家。从此结束了时隐时仕、身不由己的生活，终老田园。归来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共五首，描绘田园风光的美好与农村生活的淳朴可爱，抒发归隐后愉悦的心情。这是第一首。

陶诗通常呈现素淡平易的面貌，不见组织雕镂之工。然而苏东坡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又说：“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冷斋诗话》引）东坡偏爱陶公之为人，尤推崇其诗，以为自古无人能及，反复吟咏，烂熟在胸，并一一唱和，著有《和陶集》，体验实较常人为深。这一首主要体现其质朴中的深味，散缓中的精巧。

自来评陶诗者，多强调其自然简淡的风格，至有“陶渊明直是倾倒所有，借书于手，初不自知为语言文字”，“渊明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之类的说法。其实，诗总是诗，“自然”的艺术仍然是艺术，甚至是一种不易求得的艺术。真正随意倾吐、毫不修磨，也许称得上“自然”，但绝非“自然”的艺术。从这诗来看，在谋篇布局、逐层推进，乃至每个细节的刻画方面，都非草率从事，实是精心构思、斟字酌句、反覆锤炼的结晶。只是有一种真实的情感始终贯穿在诗歌中，并呈现为一个完整的意境，诗的语言完全为呈现这意境服务，不求表面的好看，于是诗便显得自然。总之，这是经过艺术追求、艺术努力而达到的自然。

归园田居·其三(陶渊明)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的结尾二句，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所谓“自然”，不仅指乡村的自然环境，亦是指自然的生活方式。在陶渊明看来，为口腹所役，以社会的价值标准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追逐富贵，追逐虚名，都是扭曲人性、失去自我的行为。而自耕自食，满足于俭朴的生活，舍弃人与人之间的竞逐与斗争，这才是自然的生活方式。不管这种认识在社会学中应作如何评价，终究是古今中外反覆被提出的一种思想。当然，陶渊明作为一个贵族的后代，一个很少经历真正的苦难生活的磨砺的士大夫，要完全凭借自己的体力养活一家人，实际是难以做到的；而且事实上，他的家中仍然有僮仆和带有人身依附性质的“门生”为他种田。但他确实也在努力实践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特殊认识，经常参加一些农业劳动，并在诗歌中歌颂这种劳动的愉悦和美感。读者应当注意到：不能把陶渊明的“躬耕”与普通农民的种地等量齐观，因为这并不是他维持家庭生活的主要经济手段；也不能把陶渊明对劳动的感受与普通农民的感受等同看待，因为这种感受中包含了相当深沉的对于人生与社会的思考，在古代，它只能出现在一小部分优秀的知识分子身上。如果要找相类的表述，读者可以在托尔斯泰的著名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看到。小说中的列文，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的化身，也曾亲身参加农业劳动，而从中求取人生的真理，以此来批判贵族社会的虚伪、空洞、无聊。

所以，这首诗看起来极为平易浅显，好像只是一个日常生活的片断，其实却有不少需要深入体会的内涵。

首先，这诗中不易察觉地涵化了前人的作品，那就是汉代杨恽（司马迁外孙）的一首歌辞：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此诗原是杨恽得罪免官后发泄牢骚之作。据《汉书》颜师古注引张晏说，南山为“人君之象”，芜秽不治“言朝廷之荒乱”，豆实零落在野，“喻己见放弃”。此说大体不错。

将陶诗与杨诗比照，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种豆南山下”，便是“田彼南山”；“草盛豆苗稀”，便是“芜秽不治”；“晨起理荒秽”，也是针对“芜秽不治”这一句而写的。考虑到陶渊明对古代典籍的熟悉，这种明显的相似，可以断定不是偶然巧合。

那么，陶渊明暗用杨诗，用意又何在？首先，这种化用，已经把杨诗的一部分涵意移植到自己诗里了。对于熟悉《汉书》的人来说，马上会联想到“朝廷之荒乱”、贤者无所用这样的喻意。

但是，这诗又并不是单纯地脱化前人之作，诗中所写种豆锄草，都是作者实际生活中的事情。陶渊明既移植了杨诗的某种涵意，表达他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又用自己亲身种豆南山的举动，针对杨诗“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的喻意，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在污浊混乱的社会中，洁身自好，躬耕田园，才是一种可取的选择。杨诗结尾说：“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在一定前提下，这也是陶渊明所赞成的。但他通过自己的诗又表明：劳作生活中包含着丰富的人生乐趣。忙时种植收获，闲来杯酒自娱，纵身大化，忘情世外，这就是真正的“人生行乐”。

解析了此诗运用典故的内涵，便可以对诗本身作进一步的分析。

种豆南山，草盛苗稀，有人说这是因为陶渊明初归田园，不熟悉农务。其实他的田主要不是自己耕种的，他只是参与部分劳动，这话说得没有意思。组诗第一首《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有“开荒南野际”之句，可以证明南山下的土地是新开垦的。所以不适合种其它庄稼，只好种上容易生长的豆类。这道理种过田的人都懂得。如果不考虑运用典故的因素，这两句就像一个老农的闲谈，起得平淡，给人以亲切感。

草盛就得锄，所以一早就下地了。这是纪实。但“理荒秽”三字，用得比较重，似乎别有用心。杨恽诗中“芜秽不治”，是比喻朝廷之荒乱。那么，在陶渊明看来，社会的混乱，是由什么引起的呢？那是因为许多人脱离了自然的生活方式，玩弄智巧，争夺利益，不能自拔。于是天下战乱纷起，流血无尽。“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这诗表明陶渊明把自耕自食看作是每个人都应遵循的根本道理。所以，“理荒秽”，亦包含了以自耕自食的生活方式纠治整个社会的“芜秽”之深意。

“带（戴）月荷锄归”，说明整整干了一天。陶渊明毕竟不是真正的农民，既有僮仆和他一起下地，即使他干起活不那么紧张劳累，这一天也够受的。但他的心情却很愉快。因为没有好心情，写不出这样美的诗句。月光洒遍田野，扛着锄头，沿着田间小路往家走，这是多么漂亮的画面！另一首诗中，陶渊明对田间劳动说过这样的话：“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身体虽然疲劳，却避免了许多患害。这不但包括兵凶战厄，也包括人群间的尔诈我虞。在劳作中生命显得切实、有力，所以是愉快的，美的。

因为是新开垦的土地，道路狭隘，草木却长得高。天时已晚，草叶上凝结了点点露珠，沾湿了衣裳。“衣沾不足惜”，把这么一件小事提出来，强调一句，好像没有什么必要。衣服湿了，确确实实是没有什么可惜的，陶渊明这么一个豁达的人，按理不应该去说它。但“衣沾”并不只是说衣服被打湿而已，而是一个象征。从前做官，虽然不舒服，总有一份俸禄，可以养家活口，沽酒买醉。辞官隐居，生活自然艰难得多，田间劳动，又不是他这么一个读书人所能轻易胜任的，而且这种境况还将持续下去。高蹈避世，说起来容易，没有多少人能做到。陶渊明自己，也是内心中“贫富长交战”的。只是诗人不愿说得太远、太露，以致破坏整首诗的气氛，只就眼前小事，轻轻点上一笔。

“但使愿无违”是全诗的归结和主旨。“愿”，就是保持人格的完整，坚持人生的理想，以真诚的态度、自然的方式，完成这一短暂的生命。这太重要了。所以一切艰难，与此相比，都变得微不足道。而自己确做到了“愿无违”，也是颇值得自我欣赏的。

用浅易的文字，平缓的语调，表现深刻的思想，是陶渊明的特长。即使读者并不知道诗中运用了什么典故，单是诗中的情调、气氛，也能把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传送到读者的内心深处。

诗人躬耕田亩，把劳动写得富有诗意。“种豆南山下”，多么平淡的口语；“带月荷锄归”，多么美的画面。语言平淡而意境醇美，这就是陶诗的独特风格。

饮酒·其五(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本诗是陶渊明组诗《饮酒》二十首中的第五首。诗的意象构成中景与意会，全在一偶然无心上。‘采菊’二句所表达的都是偶然之兴味，东篱有菊，偶然采之；而南山之见，亦是偶尔凑趣；山且无意而见，菊岂有意而采？山中飞鸟，为日夕而归；但其归也，适值吾见南山之时，此亦偶凑之趣也。这其中的“真意”，乃千圣不传之秘，即使道书千卷，佛经万页，也不能道尽其中奥妙，所以只好“欲辨已忘言”不了了之。这种偶然的情趣，偶然无心的情与景会，正是诗人生命自我敞亮之时其空明无碍的本真之境的无意识投射。大隐隐于市，真正宁静的心境，不是自然造就的，而是你自己的心境的外化。

千古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达了诗人悠然自得、寄情山水的情怀。

咏荆轲(陶渊明)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

此篇大约作于晋宋易代之后。诗人以极大的热情歌咏荆轲刺秦王的壮举，在对奇功不建的惋惜中，将自己对黑暗政治的愤慨之情，赫然托出。写得笔墨淋漓，慷慨悲壮，在以平淡著称的陶诗中另具特色。

诗歌按照事件的经过，描写了出京、饮饯、登程、搏击几个场面，尤其着力于人物动作的刻画，塑造了一个大义凛然的除暴英雄形象。比如，“提剑出燕京”，写出了荆轲仗剑行侠的英姿；“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更以夸张的笔法写出荆轲义愤填膺、热血沸腾的神态。而“登车何时顾”四句，排比而下，一气贯注，更写出了荆轲义无反顾、直蹈秦邦的勇猛气概。诗中虽没有正面写刺秦王的场面，但从“豪主正怔营”一句，可以想见荆轲拔刀行刺之时那股令风云变色的虎威。

这首诗还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来烘托荆轲的精神面貌。最典型的是易水饮饯的场景。在萧杀的秋风中、滔滔的易水上，回荡着激越悲壮的乐声，“悲筑”、“高声”、“哀风”、“寒波”相互激发，极其强烈地表达出“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主题。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这是颇具眼力的。

读山海经·其一(陶渊明)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①这组诗共十三首，这是第一首。山海经：一部记载古代神话传说、史地文献、原始风俗的书。

《读山海经》是陶渊明隐居时所写13首组诗的第一首。诗的前6句向人们描述：初夏之际，草木茂盛，鸟托身丛林而自有其乐，诗人寓居在绿树环绕的草庐，也自寻其趣，耕作之余悠闲地读起书来。情调显得是那样的安雅清闲，自然平和，体现出世间万物、包括诗人自身各得其所之妙。

接下来描写读书处所的环境。诗人居住在幽深僻远的村巷，与外界不相往来，即使是前来探访的老朋友，也只好驾车掉转而去。他独自高兴地酌酒而饮，采摘园中的蔬菜而食。没有了人世间的喧闹和干扰，是多么的自在与自得啊！初夏的阵阵和风伴着一场小雨从东而至，更使诗人享受到自然的清新与惬意。

诗的最后4句概述读书活动，抒发读书所感。诗人在如此清幽绝俗的草庐之中，一边泛读“周王传”，一边流览《山海经图》。“周王传”即《穆天子传》，记叙周穆王驾八骏游四海的神话故事；《山海经图》是依据《山海经》中的传说绘制的图。从这里的“泛览”、“流观”的读书方式可以看出，陶渊明并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只是把读书作为隐居的一种乐趣，一种精神寄托。所以诗人最后说，在低首抬头读书的顷刻之间，就能凭借着两本书纵览宇宙的种种奥妙，这难道还不快乐吗？难道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吗？

本诗抒发了一个自然崇尚者回归田园的绿色胸怀，诗人在物我交融的乡居体验中，以纯朴真诚的笔触，讴歌了宇宙间博大的人生乐趣，体现了诗人高远旷达的生命境界。

读山海经·其十(陶渊明)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

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陶渊明一生酷爱自由，反抗精神是陶诗重要的主题，这首诗赞叹神话形象精卫、刑天，即是此精神的体现。

渊明此诗称叹精卫、刑天之事，取其虽死无悔、猛志常在之一段精神，而加以高扬，这并不是无所寄托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一组联章诗，第一首咏隐居耕读之乐，第二首至第十二首咏《山海经》、《穆天子传》所记神异事物，末首则咏齐桓公不听管仲遗言，任用佞臣，贻害己身的史事。因此，此组诗当系作于刘裕篡晋之后。故诗中“常在”的“猛志”，当然可以包括渊明少壮时代之济世怀抱，但首先应包括着对刘裕篡晋之痛愤，与复仇雪恨之悲愿。渊明《咏荆轲》等写复仇之事的诗皆可与此首并读而参玩。

即使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精卫、刑天复仇的愿望，似亦未能如愿以偿。但是，其中的反抗精神，却并非是无价值的，这种精神，其实是中国先民勇敢坚韧的品格之体现。渊明在诗中高扬此反抗精神，“猛志固常在”，表彰此种精神之不可磨灭；“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则将此精神悲剧化，使之倍加深沉。悲尤且壮，这就使渊明此诗，获得了深切的悲剧美特质。

杂诗(陶渊明)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陶渊明《杂诗》共有十二首，此为第一首。王瑶先生认为前八首“辞气一贯”，当作于同一年内。据其六“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句意，证知作于公元414年（晋安帝义熙十年），时陶渊明五十岁，距其辞官归田已有八年。

这组《杂诗》，实即“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文选》李善注）的杂感诗。正如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四所云：“十二首中愁叹万端，第八首专叹贫困，余则慨叹老大，屡复不休，悲愤等于《楚辞》。”可以说，慨叹人生之无常，感喟生命之短暂，是这组《杂诗》的基调。

这种关于“人生无常”“生命短暂”的叹喟，是在《诗经》《楚辞》中即已能听到的，但只是到了汉末魏晋时代，这种悲伤才在更深更广的程度上扩展开来，从《古诗十九首》到“三曹”，从“竹林七贤”到“二陆”，从刘琨到陶渊明，这种叹喟变得越发凄凉悲怆，越发深厚沉重，以至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这种音调，在今天看来不无消极悲观的意味，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却反映了人的觉醒，是时代的进步。

这首诗起笔即命运之不可把握发出慨叹，读来使人感到迷惘、沉痛。继而稍稍振起，诗人执著地在生活中寻找着友爱，寻找着欢乐，给人一线希望。终篇慷慨激越，使人为之感奋。全诗用语朴实无华，取譬平常，质如璞玉，然而内蕴却极丰富，波澜跌宕，发人深省。

酌贪泉(吴隐之)

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

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广州在晋代时还很偏僻，加之当时南方多瘴气，古人视为畏途。但又因为广州靠山临海，自古盛产奇珍异宝，到这里来“捞一票”的人也大有人在。据《晋书·良吏传》记载，当时派到广州去当刺史的皆多贪赃黩货，广州官府衙门贿赂公行，贪污成风。晋安帝时，朝廷欲革除岭南弊政，便派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吴隐之走马上任，来到离广州三十里地的石门（在今广东省南海县西北），这里有一泓清澄明澈的泉水，行人远道而来，正可在此饮水小憩。可是，这泉水竟名之曰“贪泉”。当地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即使清廉之士，一饮此水，就会变成贪得无厌之人。吴隐之来到清泉边，深有感触地对身边亲人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于是酌泉饮之，并即兴赋诗云云。

吴隐之这首诗前两句先陈述由来已久的传说：古人说这贪泉水，谁饮了它，心里就要产生牟取千金的贪欲。歃（shà），歃，以口微吸也，是说只喝一点，极言其少，千金，极言钱财多。怀，思也，思得千金，便是贪。“一”与“千”对照，强化贪泉之贪。只喝一口，便贪图千金，多喝几口，不用说更贪得无厌。这传说在他心里引起了疑问：事情真会这样吗？他想起了历史上两位视富贵如浮云的高士——商朝末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和叔齐。人世间的大富大贵莫过于帝王的宝座了。可是，这兄弟俩互相推让。孤竹君死后，按照遗嘱要叔齐继承王位，可是叔齐却坚决要让位于兄长伯夷。伯夷避而不受，出奔于外。叔齐仍不肯登位，也出走了，结果兄弟俩为了互相推让王位，都逃离了孤竹国。天底下最大的富贵他们竟然弃之如敝屣。想到这里，吴隐之在诗的后二句深深感叹道：这贪泉水啊，试教伯夷叔齐来饮，我相信他们终不会改变自己的高尚思想和情操的。贪与廉取决于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下，的确与是否饮用贪泉无关

吴隐之终不相信这古老传说，不相信贪泉有如此巨大的魔力，他勇敢地酌贪泉而饮了，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考验。诗的后二句，他是借伯夷叔齐自比，表示自己清廉为政的决心。

吴隐之这首述志诗，不事雕琢，直抒胸臆，言简意赅，古朴动人。更可贵的是作者言行一致，他在广州任上数年，果然没有因饮了贪泉而变成贪官。《晋书》上说他“及在州，清操逾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帷帐器服皆付外库，时人颇谓其矫，然亦终始不易。”由于他整饬纲纪，以身作则，广州风气大为改观。皇帝诏书嘉奖他“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飨惟错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是一位难能可贵的清官。后来他离开广州北归，行囊萧萧，船舱空空。回到家中，数亩小宅，茅屋简陋。当时著名将领刘裕赐赠车牛，并要为他建造住宅，都被他谢绝了。一生清廉，始终不渝，一代良吏，名垂青史。他贪泉赋诗言志，也成为我国诗歌史上一段动人的佳话。

登江中孤屿(谢灵运)

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

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

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

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

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

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

谢灵运本来出身士族高门，更兼“文章之美，江左莫逮”，“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宋书》本传)但在庶族军阀刘裕的宋王朝建立之后，诗人的地位便一再降跌，直至被排挤出京，出为永嘉太守。本来就恃才傲物，加上仕途上的再三挫折，其怀才不遇、寄情山水、期仙求道，便不难理解。就在写该诗当年的秋天，任永嘉太守刚好一年，诗人便称病辞官，回到会稽始宁南山经营庄园，与隐士名僧谈玄说法去了。所以，诗人的迷恋山水神仙，正是其内心失意郁结情绪的外化。正如白居易《读谢灵运诗》所云：“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士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有奇趣，岂为玩景物，亦欲摅心素。”

该诗运思精凿丽密，取势宛转屈伸，可谓匠心独运。欲写江屿之秀媚神奇，先写江南胜景历览之倦，一抑一扬，对比鲜明。然后又一笔宕开，“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遥想昆仑山仙人姿容，神会古代安期生道术，进一步烘托和神化了孤屿的幽丽神奇。如此前皴后染，虚实交错，不仅突出了孤屿之美、之奇，也有效地寄寓了诗人孤傲不遇的主观情感。结构绵密而意脉一贯，情景相生而物我融一。

其次是语言精丽工巧。表现在遣词用字的锻炼、传神，如倦、旷、趋、媚、灵、真等词的恰当运用，就使全句意态飞动而蕴含深厚；而乱流、孤屿、云日、空水等意象，亦无不巉峭奇丽。再是用了不少对偶句，不仅十分精工，大致符合后来律句的平仄，而且皆能出之自然。这在声律学尚未建立之前，不能不令人惊叹诗人的神工巧铸、鬼斧默运了。

拟行路难·其四(鲍照)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

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南北朝时期，群雄割据，社会动荡。当时实行的是士族门阀制度，而鲍照出身寒微，他虽然渴望能以自己的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但却受到社会现实的压制和世俗偏见的阻碍。于是常借诗歌来抒发他建功立业的愿望，表现寒门志士备遭压抑的痛苦，传达出寒士们慷慨不平的呼声，充满了对门阀社会的不满情绪和抗争精神。这种忧愤的情感发于作品之中，形成他诗歌的独特风格。

这首“泻水置平地”是鲍照《拟行路难》中的第四篇，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读者惊疑的气势。正如清代

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消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这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作者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不尽情宣泄，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明代王夫之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清代沈德潜评价说：“妙在不曾说破。”准确地指明了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

沈得潜说，此诗“妙在不曾说破，读之自然生愁。”

拟行路难·其六(鲍照)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

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dié xiè垂羽翼！

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

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

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

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这首诗也是反映的仕途失意与坎坷。和《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相比，表现形式上纯用赋体，抒述情怀似亦更为直切。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鲍照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杜甫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李白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梅花落(鲍照)

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

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

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

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

《梅花落》属《横吹曲》，在郭茂倩《乐府诗集》中，鲍照的这首《梅花落》还算是较早的一首。诗的内容是赞梅，但是作者先不言梅，而“以杂树衬醒，独为梅嗟”。诗人说庭中的杂树众多，可他却偏偏赞叹梅花。如果读者再往下看，这发端的一句，又不仅仅是起着“衬醒”的作用，因为“衬醒”的效果，使得高者愈高，低者愈低，于是便触发了“杂树”的“不公”之感，因而也就按捺不住地提出质问——“问君何独然？”这“问”的主语便是“杂树”。“独”字紧扣着“偏”字，将问题直逼到诗人面前，诗人回答得也很爽快，那是因为梅花不畏严寒，能在霜雪之中开花，冷露之中结实。这是赞梅的理由。但是，为了使“偏”与“独”有所交待，也为了使发问者（杂树）对自己有所了解，所以接着又说：想想你们吧，只能招摇于春风，斗艳于春日，即使有的也能在霜中开花，却又随寒风零落，终没有耐寒的品质，是所谓“寒暑在一时，繁华及春媚”（鲍照《咏史》）。如此相比，则“偏为梅咨嗟”一语，便得到全面而有力的阐发。

明代钟惺说这首诗：“似稚似老，妙妙”（《古诗归》）。这个评语颇有见地，也很耐人寻味。这首诗结构单纯，一二两句直抒己见，第三句作为过渡，引出下文的申述。言辞爽直，绝无雕琢、渲染之态，比如对梅的描写，这里就见不到恬淡的天姿，横斜的身影，也嗅不到暗香的浮动，更没有什么高标逸韵，力斡春回的颂词，而只是朴实无华，如实道来——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其句式韵脚，亦随情之所至，意之所须，有五言，也有七言；“以花字联上嗟字成韵，以实字联下日字成韵”（沈德潜《古诗源》），新奇而不造作。诗人以如此单纯朴拙、随意自然的形式，说着并不怎么新鲜的事情，确有几分“稚”趣。然而，“念其”、“念尔”，不无情思，足见褒贬之意，早存于心，所以观点鲜明，一问即答，且能不枝不蔓，舍形取神，切中要害，是亦决非率意而成。“今日画梅兼画竹，岁寒心事满烟霞”（郑板桥《梅竹》）。画家“心事”在画中，诗人的“心事”也藏在诗中。《南史·本传》中的记载：“（鲍）照尝谒（刘）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郎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沈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南史》卷十三）。这段文字不仅可以使读者窥见其人，亦有助于理解这首诗。如果说傲霜独放的梅花，就是那些位卑志高、孤直不屈之士的写照，当然也可以说是诗人自我形象的体现。那么，“零落逐寒风”的“杂树”，便是与时俯仰、没有节操的龌龊小人的艺术象征。诗人将它们加以对比，并给予毫不含糊地褒贬，一方面反映了诗人爱憎分明、刚正磊落的胸怀，一方面也表现了他对“兰艾不辨”、贵贱不分的世风的抨击和抗争。萧涤非先生曾经说：鲍照“位卑人微，才高气盛，生丁于昏乱之时，奔走乎死生之路，其自身经历，即为一悲壮激烈可歌可泣之绝好乐府题材，故所作最多，亦最工”（《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这首诗虽是咏物，然其身世境遇、性格理想、志趣情怀无不熔铸其中。就以上所言，则又显示出它的慷慨任气，沉劲老练的特色。因而，那“似稚似老”的评语实在是精当绝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