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区江松北小区被指定为临时控制区后，已经过了10多天了。从4月25日开始，社区书记进步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心血。组建核酸检测，组建志愿队，保障居民生活。他凌晨5点开始工作，夜深了才在办公室睡觉。

很多居民想起了进步。这位49岁的社区党委书记头发已经白了一半，经常坐车骑着生锈的自行车到处走。配送、诊疗、弹窗.各种问题来找他，总能耐心地得到答复。

“为什么去秘书那里？过来坐吧！”居民们看到他，热情地打招呼。

江松北地区党委书记进步。回答者公岛

一位居民记录说，进步之夜——身穿白色防护服，坐在医院外的路边，等待居民结束治疗。进步坚持4个小时，不断叮嘱受伤的孩子多休息。

但是他很久没睡好觉了。“居民们在社交平台上写道。”工作日很少与社区接触的我，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社区工作者的辛苦和伟大。" "

繁重的工作不允许他记住这些细节。对进步来说，他只是在平凡的夜晚完成了平凡的任务。

以下是进步自述。

"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已经算早了."

第一次接到这次防疫任务是4月25日，那天江松北共同体被列为临时控制区，那天的很多细节我已经不记得了。这几天像打仗一样头晕。

早上5:30我开始布置核酸检测工作。接送、有线电视、指挥.每天都是这样。

与其他社区不同，江松北社区分为10个小院，分别关闭。核酸检测人员分为11个小组，到各建筑院制作核酸，下午6点左右可以完工。

核酸检测只是社区工作的一部分，更多的是保障居民的生活。

约有12000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三分之一，很多老年人患有基础疾病，有些老年人患癌症，医疗需求比较大。为此，我们成立了几个志愿者小组，收集居民的需求，按照以下优先事项报告，由医生统一研究，向患者提供反馈。

部分患者需要闭环转运——。我们要帮助联系医院。

印象最深的是4月28日。那天晚上我值班的时候，一位年轻的父亲急忙来找我，说孩子意外摔倒了，牙齿掉了，血流不止。希望能尽快得到治疗。我们马上联系了120闭环转运站，到达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2点了。

我们小区离传染病危险点很近，很多人的健康报道都出现在弹匣里，我也不例外。但是忘了窗户弹匣，去医院也进不去，所以只能穿着防护服坐在路边。

江松北地区核酸检测有序进行。回答者公岛

那几天气温下降，晚上很冷，四周很空。我不知道下一个传染病事业如何推进，志愿者队伍如何建立，居民购买食物接受治疗是否更方便。回到小区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5点了。我闭上眼睛想休息一下，但脑子里有太多事，睡不着觉。三四十分钟后，新的一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我还要对接街道的功能部门，协调物资支援，组织沉没的干部、支援单位、保安清理等进行协同作战。绕着社区走一万步是常事，基本上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一两分已经算早了。

"大家都依靠热情和冲劲."

不仅是我一个人，我们小区的其他职员也一起坚持了下来。

原来江松北地区居民委员会有19人，但这次疫情发生后，有人被派往其他核酸检测分公司，有人去支援居家隔离、封锁区和兄弟社区，最后只剩下13人。

我们想自己扛，但很快发现人手不足。幸运的是，即将下沉的20多名干部和其他街道上的30多名社会工作者来支援我们。他们有的负责服药，有的负责配送，有的负责维持秩序，接电话。但是，需要更多的人力来支撑社区的“最后一公里”服务。

江松北地区党委书记陈进与社区保安交流工作。回答者公岛

江松北小区是典型的旧小区，在登记册注册的党员有700多人，但很多老党员已经搬到子女家里，剩下的党员志愿者年龄也大部分是七八岁。

5月1日，我开始在居民微信群中发布招募书。起初，招募效果并不理想，我就主动跟有意愿的居民沟通，后来有些居民也看到，社区确实面临人手不足的困难，就主动找到我，希望能出一份力。

现在，这个志愿者队伍人数已经突破了60人。他们当中有学生，有宝妈，还有个十四五岁小伙子很想参与，我们只好让他跟着父亲一起帮忙。

大家的工作多是和人打交道，每天都有新问题钻出来。生活什么时候恢复正常，弹窗如何解除，孤寡老人怎么办……很多居民没有经历过封控、管控，他们不安心，我们也都理解。

解答疑惑、疏解情绪，是我们必须要做好的工作。我一个人每天就要接听至少200通电话，以前能挺一天半的手机电量，现在一个上午就用掉一半。10天下来，很多人嗓子都哑了。大家都是凭着热情和一股干劲儿来做。

劲松北社区志愿者为居民服务。受访者供图

实际上，我们也是生手，这也是我第一次经历社区封控、管控，很多东西都在摸索中。

比如疫情刚开始时，居民们一窝蜂地聚过来询问，秩序乱了，我们就得迅速应对。作为整个社区工作的调度者，我只能捋顺流程，一个接一个地尽快解决那些难题。

一开始我把工作想简单了，以为跟过去一样，打个冲锋，就扛过去了。但恢复正常生活的时间表比我们预计的要长。欣慰的是，居民们还是很配合的，排队做核酸的时候，基本都能保持秩序。更多人和我熟悉起来，有时候我去开会，他们都会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干嘛去书记？来坐坐吧！”

“我是顶在最后的那个人”

我家不在劲松北社区，在附近的农光里社区。4月25日接到防疫通知后，我几乎日日住在办公室，就躺在短沙发上，一台吊灯整夜开着。这十几天里，我只回家过两次，但这已经比许多社区书记幸运多了。

回家主要是为了看看75岁的母亲和77岁的父亲。他们身体一直不太好，平时只有我一人照顾。他们都是党员，能够理解我的工作，但作为孩子，总会挂念他们。

第一次回家是4月27日深夜。回家前，我的辖区查出一管样本阳性。因为我当时身体不适，同事们担心我，替我去住户家二次核检，我留在社区一边忙其他工作一边等结果。很快，速检结果显示为阴性，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同事劝我回家看看，顺便换换衣服。到家已是晚上10点多，父母还没休息，我给他们讲讲近况，安慰他们疫情很快就结束了，希望能缓解他们的焦虑。

我们一直聊到深夜12点多，连日的疲惫让我睡得很沉，凌晨3点，我突然惊醒，看到了一个小时前来的一条短信——辖区出现了确诊病例，之前的阳性样本核验的最终结果仍为阳性。

看到通知，我脑袋一时发蒙。简单收拾行李后，立刻返岗。

劲松北社区党委书记陈波为社区居民送物资。受访者供图

其实疫情这两年多来，我们社区的防疫工作没断过。比如我们一直坚持入户宣传，鼓励老人接种疫苗，还经常抽派人手支援其他街道。此轮疫情之前，我们已经在超负荷工作了。

遇到困难，党员、干部先上，这是我们的传统。现在，我们这些社区干部，几乎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6小时以上。但大家一刻不敢放松，生怕一旦躺下休息，就干不动了。

这是我离疫情最近的一次，但我并不害怕，因为职责所在。可当我看着两位年轻的同事进入封控区支援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自己去顶替他们。

我身体一直不太好，高血压困扰着我，肾脏、血管也陆续出现问题，2018年调到劲松北社区后，老旧小区改造和疫情防控两头忙，有时工作久了，腰和胸口就疼得不行，后背都是麻的。

这些我从没跟别人说过，因为我是顶在最后的那个人，我不能泄气，不能把队伍带散，只能咬咬牙顶过去。或许这里解封后，我们还将去其他地方支援。现在只能忘掉其他琐事，顶过一个小时算一个小时。

开会的时候，我们几个社区书记总会互相鼓励、彼此劝慰：还是要坚持下去，一起扛过这段困难时期。

新京报记者 左琳

编辑 刘倩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