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永乐三年五月，山西潞州徙民四百户到真定。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迁山西诸户实真定藁城”。永乐十五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民众上言：“本处地硗且窄，岁屡不登，衣食不给，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县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依例输税，庶不失所。”这些移民六批明确记载迁入河北冀州、枣强、卢龙、山海关、真定府、晋州、藁城、广平、清河、南宫等地。上述记载，说明真定府及周边地区有很多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的外地移民，山西人居多。

明朝，枣强属北直隶（京师）真定府冀州。当时，枣强的人口是什么规模呢？《枣强县志》（1994年版）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本县居民7731人。至建文年间，一说因为兵乱，许多人被害或逃亡他处；一说因为大瘟疫流行，不少人死亡，致使大多村落绝了炊烟。永乐初年，从山西移来大批居民，从山东也移来一些，这方土地才重现生机。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已有5万余人。"这期间220多年里，枣强人口一直稳定增长，没有出现大幅度人口减少，说明当地没有较多的人口输出。假如移民即便是来自周边地区，那周边地区的史志和有关家谱资料也应该有所载记。《冀县志》（1993年版）记载：“及至金元，复迭造兵燹，土旷人稀，剧于他郡。据旧志载，冀境人民迁徙丧亡，二百余年户口无大增。到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当地人口27264人。永乐年间，曾两次大规模由山西等外地移民来冀州。一次是永乐七年（1409）年六月，徙青州诸郡的无产业者八百余户于冀州；另一次是永乐十五年（1417年）由山西平阳、大同等地，把丁多地少和无地农户迁之冀州。”有趣的是，地方志还记载：北魏拓跋珪曾几次迁徙冀州居民到代州等地，代州就是大同。说不定，北魏迁走的冀州居民到明初又迁回了祖地。

有研究者分析判断，鲁北人所称的“枣强移民”似乎主要来自山西，当初他们走至枣强后在此停留一段时间。移民到达迁徙地后，随着时间变迁，世代更替，后人误以为祖先由枣强迁徙而来。但是，有的家族则明确是洪洞至枣强，如垦利县耿家镇耿家村耿氏，记述其先祖耿事修于洪武二年（1369年）自洪洞迁枣强，同年再迁垦利。

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认为，在以前的研究中，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正定府在洪武初年的人口问题。因此，对于真定府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外徙感到迷惑不解。甚至以为所谓的枣强移民，大多数可能是来自山西的移民的再迁徙。直到在最近的研究中，我们对乾隆正定府志中记载的洪武时期人口数产生怀疑，进而查到嘉靖本《真定府志》，才知乾隆本记载的户口数是错误的。据三位作者考证，洪武初年真定府人口众多，达70万左右。每县平均人口达到2.2万人以上，在河北地区实不多见。在真定府东部的各县中，以枣强的人口最少，不足8000，近邻的南宫、武邑两县人口各达4万。似乎在洪武初年枣强人口已开始外移，这样倒与山东方面的记载相吻合，否则很难理解何以枣强县会成为这一区域中一个人口低谷区。

笔者查阅明嘉靖《南宫县志》，在“甲里”一节中记述：“洪武初所置皆元末土著遗黎，亦有邻邑之人避乱徙居于此者。永乐初，四方之民流寓于此遂家焉。”这说明，洪武和永乐时期，南宫县境况较好，有外地流民迁徙至此。是否，也为往外移民创造了条件？

官方并未组织枣强移民，鲁北枣强移民何来？

枣强移民山东似乎不见于明代官方史籍，嘉靖《真定府志》《青州府志》均无枣强移民山东的记述。关于枣强人明初移民山东的最早记载，见于康熙《阳信县志》卷三：“洪武十三年，红军为祟，十村九墟，迁直隶、东三府民以实阳信。”这一记载后被收入《古今图书集成—广舆汇编—职方典》卷207“济南府部”下，原文之“迁直隶、东三府民以实阳信“被改为”迁直隶及青州、登州、莱州三府民以实其邑”，并被曹树基、李靖莉等引用。但康熙《阳信县志》成书时，距明初已经300余年，现存史籍中也没有找到洪武十三年前后阳信或济南地区曾发生白莲教众余部起义的记载，所以它只能作为孤证存疑。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山东方志中，开始大量出现枣强移民的记载，距离洪武初年已经过去600年。时代越久远，真相越难追寻。

家谱的记载可靠吗？有人说：“莫道渊源无考证，私家记述最为真。”明末清初史学家黄宗羲则说：“天下之书，最不可信者有二，郡县之志也，氏族之谱也。”清代史学家钱大昕说：“宋元之后，私家之谱大登于朝，于是支离附会，纷纭踳跤，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远华胄，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

张基地先生是滨州历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曾任职于博兴县政协，从事文史工作，主编《博兴文史资料》第4至8辑，参与编纂《博兴县志（1986—2007）》，任副主编。他认为：从嘉靖以后，由于移民人户的减少，许多州县的移民里甲陆续归并。其中，归并最多的即为北直隶。本来移入人口最多的北直隶为什么后来移民急剧减少，其中的原因值得深究。北直隶人口的骤减与滨州存在着大批枣强移民不无联系。明初的北直隶，由于移民潮的涌入，人口急增。尽管政府规定按“验其丁力，计亩给之”的原则授田，但具体操作起来，各地的情况却参差不齐，北直隶的移民授田明显不足。移民在入迁的初始几年，可不同程度地享受免除赋役的优待。但减免期过后，就要照例负担税粮和徭役。北直隶的税粮较重，税粮的多少因无统一的税则，各地不一样，多的每亩5升，少的只有3升，甚至更少，不仅如此，北直隶移民耕垦的土地还大多是当地居民不屑耕种的贫瘠之地，移民在完纳税粮和额外加交的运费、耗米外，所剩无几。移民境况凄惨，难以糊口。而明朝廷又规定，移民不准逃归故里，凡逃回原籍者，官方要查究搜捕，亲邻里老如知情不报，亦需同样捉拿问罪。因此，不满现状的外来移民只好寻求新的入迁地。迁往枣强的外来移民也选择了滨州作为转迁地。据调查分析，凡今滨州的明中后期由枣强移民建立的村庄，多属自愿转迁而来。因当时汇聚于河北的移民籍属极其复杂，因此，这一部分枣强移民的原籍难以推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金奎经研究后认为：在山东有很多人自称其祖先是来自河北枣强县的移民，且迁徙时间集中于洪武、永乐年间。金、元之际，确有大批河北冀州一带的百姓因为躲避水患和战乱东迁到山东，但明朝初年，冀州一带是移民重点迁入地区，山东人向河北迁徙才是主流。明朝中后期，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化，冀州一带百姓大量东迁。后来，为稳定国家税赋来源，明朝政府不遗余力地争取流民还乡。如明英宗正统五年，“直隶真定府所属冀州等二十二州县并山西太原府所属代州等九十四州县招抚逃民复业，共三万六千六百四十余户”。英宗时规定：“凡逃户离乡年久、产业已成，不愿回还者，许就所在官司报籍，三年一体当差。”(《明英宗实录》卷 89)但并不是所有流民都有意愿还乡，为避免被政府强制遣返，他们不约而同地宣称是明初移民的后裔。这一权宜之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冀州一带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通过口耳相传，逐渐固化为他们是明初移民山东的枣强人的说法，并随着清朝中叶出现的编撰谱牒之风，进入家史，凝固为共同的历史记忆。

笔者查阅《真定府志》，从中找到的资料似乎能佐证张金奎先生的观点。明成化、弘治、正德年间，真定府洪灾、旱灾、瘟疫时有发生，可能导致饥民、流民东迁山东北部。成化十八年（1482年）是一个大水灾年，海河、卫河、漳河、滹沱河等河流同时暴涨，海河流域有20余县受灾，衡水、冀州、武强等六七个县被洪水淹没。弘治六年冀州洪水，第二年三月出现大疫，死者无算。弘治八年春，真定府出现严重饥荒，粮价大涨，“斗米百钱”，深州、栾城等地很多人饿死。正德二年正月，冀州大雪冻死人畜。正德三年，武强发生地震。正德五年五月，衡水县地震、大旱，七月发生了水灾。正德六年，武强蝗灾；正德七年六月，冀州、武强蝗灾。正德八年六月，深州、宁晋大旱、蝗灾，“饥民相食”。正德十二年六月，衡水大旱。正德二十四年（1529年）五月，武强、衡水、武邑、高邑等县大旱，饥荒来临以后，“鬻男卖女，父子不顾。十室九空，老幼悲号。”很多人为了活命，迁徙他乡。

移民在路途上的生活，明人李松写的《流民叹》有生动的描述：“侧侧背乡井，迟迟行道侧。”

山东是明初人口第一大省，也是重要的移民输出地

鲁北人说祖先来自枣强，枣强人说他们祖先来自山东。枣强县作家马金江先生调查统计：枣强553个行政村（577个自然村）中，由山西迁来的有288个，约占行政总村数的52%；由山东迁来的有49个，约占行政总村数的8.8%，由河南、陕西、北京、江南、东北等地迁来的有23个，约占行政总村数的4.1%。49个山东移民村迁徙时间大致上：洪武年间3个，建文1个，永乐年间21个，笼统讲明初的11个，成化、正德、万历的各1个，而年代不明确的10个。马金江先生认为，这些记载符合《真定府志》中“自永乐初，徙齐、晋人户实之”的时间节点。

南宫县明代属于真定府冀州管辖，目前为河北省县级市，该市2020年末共有464个行政村（资料来自百度百科），其中294个村为明代立村。这些移民除了来自山西，再就是山东。南冯家和北冯家村冯氏家谱记载：明洪武四年(1371年），冯志成、冯恩延二人从山东青州府昌乐县白马村牛市大街大椿树胡同迁来，分别在此地南、北两处建村，取名南冯家和北冯家。孔家庄孔氏家谱记载：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孔老洪由山东迁此定居，以姓氏取名孔家庄。崔家屯现存碑文记载：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崔文质由山东青州府寿光县核桃园迁此定居，以姓氏取名崔家屯（民国《南宫县志》作崔屯）。

其实，明初山东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比山西人口还多出116万。《明史》中户口统计有6054万人，其中山东人口最多，有5,196,715人，以下依次为山西4,030,454人）、河南1,891,087人、陕西2,155,001人、北平1,893,403人。由于本地人口众多，所以在接收山西移民的同时，山东省不仅出现了本省东部往西部移民的情况，还向外省输出移民，《明史》《明实录》对此均有记载。

山东省内移民：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徙山东登莱二府贫民五千六百三十五户就耕于东昌。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青、兖、登、莱、济南五府民五丁以上及小民无田可耕者，起赴东昌，编籍屯种，凡一千五十一户，四千六百六十六口。”

山东输出移民：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吏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愿为民北京。命户部给道里费遣之；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命户部从山西之平阳、泽、潞、山东之登、莱等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户给道里费一百锭，口粮五斗；

永乐七年（1409年）六月，“山东安丘县民邢义等言：本邑人稠地隘，无以自给，愿于冀州枣强占籍为民。从之。乃命户部徙青州诸郡之无业者居冀州。凡徙八百余户”（见于《明太宗实录》卷93，永乐七年六月庚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亦见于江苏国家图书馆的传抄本《明太宗实录》，第64卷，文字略有不同）；

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一月，徒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二千三百余户于保安州，免赋役三年。

只见于民间传说，不见于正史的枣强移民，为史学家留下了谜团。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先生在《中国移民史》中写道：“青州府的移民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青州府人口稠密，除去移民不计，洪武二十六年仍有民籍人口140余万，每县平均人口多达10万余，远远超过河北真定府各县平均人口数，人口竟会由稀疏区向密集区流动，原因何在，尚不清楚。”

无问西东。今天，山东、山西、河北吃着一样的拨烂子（不烂子、馈垒、苦累）、炒饼，在寒食节用面燕纪念介子推，甚至很多地方言也有某些关联。可以说，600年来祖先的血脉和习俗已经在晋冀鲁交汇相融。

其实，不只是中国人喜欢寻根问祖。记得多年以前，西方一家寻根网站上线伊始，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者暴增，导致网站瘫痪。或许，绝大多数寻根者感兴趣的，往往不是枯燥的家庭谱系，而是一辈辈先人的曲折经历和非凡事迹。

在前行的道路上，人们需要有所依托，有所归依。需要知道自己是谁，来自何方。寻根，是为漂泊的心灵寻找“家”的方向。

资料来源：

1、《中国移民史》，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

2、《山西移民史》，安介生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

3、《明代山东地区枣强裔移民考》，张金奎著，载《古代文明》第5卷第4期，2011年10月。

4、《枣强移民与滨州》，张基地著，2013年9月。

5、《南宫村名探秘》，张范津，《邢台日报》2009年2月24日。

6、《真定府志》，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刻印。

7、《青州府志》，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版。

8、《南宫县志》，明嘉靖二十六年（1647年）版。

9、《枣强县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

10、《冀县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11、《临淄区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12、《平原县志》，齐鲁书社，1993年。

13、《邹平县志》，中华书局，1992年。

14、《青州市志》，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

特别声明：

1、部分资料引自网络，不再详注。

2、移民史料繁杂，加之作者学识有限，可能出现疏漏，期待方家指正，以备完善。

3、如果转载，请标明此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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