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雁文雪军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年。《雁门关志》的记录是这样说的。“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00年)，也是速侯装、骑马、北坡林后、建筑物烦。修筑长城，世代阴森，最高阙闭塞，设置云、雁门、大军。”唐朝在天宝初年建立了大雁文军。根据《鲜于璜碑》卷39，“大师中的都督府、守雁纪文军、武德元年的大州总管。”
，管代、忻、蔚三州。代州管雁门、繁畴、崞、五台四县……天宝元年改雁门郡，依旧为都督府，复为代州……。”唐朝建国之初，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雁门郡为代州。天宝初年（公元742年）复置雁门郡，至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改为代州。由此推断，唐朝雁门郡建置存续为公元742年至公元758年之间，前后共16年。所以，该印当为唐中天宝至乾元年间的雁门郡官印，其“年龄”应该有1360多岁了！对于印章的研究，从元明文人印初兴以来，至明清时期，印学流派纷呈，而近代更是景象繁荣，名派林立。秦汉印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他们高举“印宗秦汉”的大旗，一时使得除秦汉以外的印章备受冷落。尽管浙派鼻祖丁敬提出了“早知唐宋元朝妙，何曾墨守汉家文”的口号，但追随者却也寥寥可数。直到晚清瞿中容《集古官印考证》首倡隋唐官印考释研究之先河，继而民国金石学家罗振玉大力搜求辑其印文成《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一书。该书共收官印225枚，其中隋唐官印25枚，成为研究隋唐以后历代官印的必备书目。上世纪七十年代罗福颐所著《古玺印概论》，从古印书体、名称、钮制、材质、类别到古印的由来、古印时代、用印遗迹、印文排列方式等诸方面做了全位的研究。其中对隋唐官印从印文、形制方面详细并举例说明，归纳精准的鉴别要点。当代孙慰祖先生所著《隋唐官印研究》一书，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最全面、最系统、最具权威性研究隋唐官印的专著。该书总结前人隋唐官印研究成果，广泛罗列新近发现文献资料，通过由官而私，由内而外，由前而后，由实物到文献的多层面考究，对隋官唐印分期考释，其体制的形成，材质制作工艺均有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鉴定隋唐官印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参考和系统的指导，同时也丰富了金石学、书法篆刻学、考古学的学术内容。据孙慰祖《隋唐官印研究》介绍，目前发现的隋唐官印仅三十余方，其中大多数仅仅只见印文。可知隋唐官印非常稀见，学术研究也滞后秦汉印。但通过几代学者筚路蓝缕，使中国印史这一薄弱地带逐渐呈现出比较清晰的轮廓。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来考略“雁门郡之印”，从学术上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雁门郡之印”印文释读
“雁门郡之印”印面五字，分作两行排列，第一行“雁门”两字，第二行“郡之印”三字。印文为小篆阳文，边框粗细与印文相同。印文结体严谨，线条屈曲盘绕，笔画圆润，篆法婉约秀美，线条流畅自然。章法上，根据字的笔画简繁艺术性地做伸缩挪移处理，匠心独具。“雁”字笔画多，占用空间大，“之印”笔画少占用空间小。为追求印文布局上整体的匀称，笔画最少的“之”字，通过盘曲笔画的形式使印面平衡。这种屈曲处理既不突兀，也与其他字十分协调，画面也更加美观。比较“之印”二字的篆法官形，风格在唐官印大多比较接近。再看印文与细边框的搭接连接安排得也极为精妙。印文与边框三向均是有笔画搭连，雁门右边全空无任何笔画搭连，可见篆印者安排无程式化的匠气，其余三向边框均有三笔与边框相连，这样顺势而为，顺“印”自然，珠联璧合。“门”字的大块留白和“门”字上部中间横画斜插可谓点睛之笔，使严谨端庄的印面增添了无限生动活泼的美感，仿佛两柄神剑化作门栓，紧紧锁住雁门雄关。
＂雁＂和＂鴈＂，古代通常混用。汉许慎《说文解字》里解释，雁者，鳥也，从隹从人，厂声，读若鴈。雁字形声兼会意，雁是一种鸟，隹，人（亻)表意，厂（an）表读音。甲骨文隹的字形也和鸟的字形非常接近。可见＂鸟＂和＂隹＂在造字时时常互换，比如鸡的繁体字＂鷄＂也可以写作＂雞＂。因为大雁在迁飞中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是按人字或一字有序排列行进的，所以在古汉语古诗词中，“雁序”又表示兄弟之秩。而每年大雁南飞都是定期的，从白露开始，到寒露结束，仿佛佳人守约一般。所以，古人又多以鸿雁来比喻爱情，如“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据研究，唐朝铜官印制作方式大致可分为焊接法和整体铸造法。整体铸造法印风，能于浑厚苍茫中见精微，流动中见迟涩朴茂，有水墨淋漓之趣。焊接法官印又称“蟠条印”，是先铸好印体，印面内凹成腔，再根据文字造型蟠绕焊接在印腔内而成，其特点线条便于操控，雅洁劲挺。二者呈现的印面效果最明显的区别是笔画相交处的衔接形态。焊铸法笔画相交处大多会出现分离的状态，有的甚至出现位置的偏移，如＂金山县印、武夷县印＂等。整体铸造法由于铸造工艺的原因，笔画交接处衔接点明显粗大于笔画，且内夹角边缘均有明显的内弧线，给人的视觉效果非常牢固，整体印面熔为一体，如＂万年县印＂。＂雁门郡之印＂笔画交接处衔接点饱满，较笔画更加粗壮结实，故此制作工艺当为非常典型的整体铸造。
唐代由于经济社会的高度繁荣，其各种艺术也达到了一个巅峰昌盛时代，诗歌、绘画、书法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篆书这一古老的书体在唐代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是在汉魏以后出现的篆书发展高峰，书法史称之为“篆书中兴”。代表书家有：李阳冰、卫包、唐元度等。唐代“篆书中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得益于唐承隋制，科举取士，国子监专设书学为品学之一，立博士为教。当时既要学习古今不同的字体，也要明了字体的源流正变。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结束了北朝以来文字混乱的局面，开始了唐人尚法的风气，也使人们对篆书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后，朝廷还专设校书郎一重要职位，担纲者都是饱学之士。据《大唐六典》载：“时有校书郎正字之官，其职责是掌管典籍校刊，文字刊正工作，校刊整理的书籍共有五种字体，第一是古文，已废弃；第二种是大篆，只在刊载石经使用；第三种是小篆，用于印玺，幡碣；第四是八分，用于石碣，碑碣；第五是隶书（指当时通行的楷收），用于典籍、表奏，公私文疏。”于是便形成了唐初至唐中这一时期所谓的篆书中兴。篆书名家有成就的都是小篆，《唐六典》明确入印采用小篆，这样名家的书风自然影响了当时官印私印文的风格。
有研究者认为，隋唐官印的区别之一在于“之印”与“印”之不同。唐代官印与隋代官印关于辞例有无“之”字的区别，罗福颐先生的认为，唐代官印多有“之”字，不用“之”字者多半为隋印。但在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中晚唐封泥中发现有加“之”字的，也有无“之”字的。罗福颐的观点就要辩证地来看了。从仅存数例隋官印中确未见“之”字，有加“之”字可以认定为唐代官印的观点还是要仔细考究、认真商榷的。孙慰祖先生在《隋唐官印研究》里提出保守的观点：“左侧‘县之印’三字风格一致，唐代官印是统一制作，还是有本所依，还需史料进一步证实，而且此类现象在中唐较为常见。”笔者以为从《唐六典》明确入印采用小篆这一要求，从逻辑推理对于最能代表执政权威的信物的文字应该是统一。既然外形形制，尺寸大小，印文辞例有统一的定制，印文更应该统一。也就是说带“之”的肯定唐朝的，不带“之”未必是唐朝的。
“雁门郡之印”形制和背款的考究
为了将隋唐官印从形制上与其它官印中区别出来，罗福颐先生通过对故宫旧藏几方的隋唐官印研究，归纳出隋唐官印的基本特征：一是加大了的鼻钮，二是有些有背款有印文铸出、印文篆书。隋唐官印的区别在于，隋印印钮“明显保留着汉晋鼻钮形式，钮顶呈半圆形，鼻厚而宽，孔穿较小，也是半圆形，整个外形完全是汉晋鼻钮的放大。”而“唐代官印的钮制与此有较大的差别，钮变高、薄、窄，孔穿随之变长，向后发展经五代至宋，逐渐形成橛钮，则完全失去鼻钮的形态。”由此，汉晋隋唐官印印钮的变化脉落已非常清晰：隋朝鼻钮加大，至唐朝早朝印钮变高变细，而到了五代宋变鼻钮为橛钮。官印制度的变化，学界关注的大多是印面的大小。隋唐官印的尺寸的增大，一般在5-6厘米之间。据孙慰祖先生研究唐官印印面平均尺寸为5.5厘米左右，“雁门郡之印”尺寸为5.4厘米，符合唐印官制。现就故宫博物院藏“中书省之印”与“雁门郡之印”背款做一比较，中书省之印可谓是公认的中唐官印标准器。其印面尺寸为5.7*5.6厘米，“雁门郡之印”尺寸为5.5*5.5厘米。二印尺寸相差无几，形制基本一致。
隋唐官印的鼻钮有一个从粗大到高细的变化，鼻钮也标注出具体尺寸。根据孙慰祖先生《隋唐官印研究》中隋官印和唐官印中的标注的通高数据计算，隋印平均通高3.25厘米，唐官印平均通高4.21厘米左右。“雁门郡之印”鼻钮与之比较，“雁门郡之印”通高为4.3厘米，略高于唐官印平均值。由此可见，“雁门郡之印”钮的高度、厚薄、宽、窄，孔穿的长度完全符号唐中期官印的形制。
焊铸法“金山县印”
整体铸造法“雁门郡之印”
我们仔细观察这方印的鼻钮会发现，鼻钮的绳口隐隐约约能看出有磨损的痕迹。这说明鼻钮不仅是方便盖印时把握力度，同时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吏为了使用和携带方便，确实是用绳子拴系着鼻钮的，类似当今时髦女孩的手机链。用放大镜还可以看到鼻钮绳孔内侧，沉淀着微量的泥沙，已经和锈斑锈蚀融合在一起了。
隋唐官印除了印面尺寸、钮制、印文用印制度方面不同隋唐之前以外，还有一个显著标识，就是官印在制作过程中出现的背款。秦汉时代，官印基本不署款。这也是后来文人篆刻款识的滥觞，隋唐官印背款大多凿刻，内容大多为印面释文和制作、颁发印章年月的文字。诸如隋“广纳府印”印背上镌有“开皇十六年十月一日适”，唐中书省之印、武夷县之印、平琴谢之印均有释文背款。这些背款文字有的凿刻一行，有的分两行，大多为楷书。学界对背款问题有两种说法，一种为释文加年款的定为隋代，一种为单有印面释文的定为唐代。但从现有资料来看唐代官印未发现有年款的，隋代官印也有无款的。格式上有做一排凿刻的，也有做两排凿刻的。故宫博物院藏“中书省之印”背款分两排凿刻“中书省”三字已剥泐不清，“之印”两字清晰可见，与“雁门郡之印”背款“之印”比对，字体风格大小及凿刻的位置如出一人之手。不知当时是否是官方严格要求的定制，但从多件唐官印中发现此背款至少也可以认为是当时的制作习尚，或许也是约定俗成。
“雁门郡之印”皮壳及锈色
唐代百官“皆用铜印”，是一种明确的制度。铜印由于长期埋藏于地，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经过长时间的酸化腐蚀及氧化锈蚀。因此，铜印的锈斑是由内向外一层一层长出来的。细观“雁门郡之印”贴骨锈坚固细密，红斑绿锈层次分明，贴骨处黑锈，黑锈之上为红锈，再之上呈绿锈，绿锈有明显的结晶斑。在一百倍放大镜观察锈色绿、蓝锈色很有魅力，它给本有着沧桑之美的铜印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从皮壳包浆来看当是新中国成立前出土，其坑口具有典型的北方特征。南方的坑口红绿锈居多。这种红斑绿锈层次分明，由黑而红，由红而绿，锈而结晶，当属北方的坑口。唐代官印能保存如此完整的品相非常难得。
结合存世的公私馆藏隋唐官印进行比勘，“雁门郡之印”印面印文风格，形制特征，结合背款和锈色，都完全符合唐中朝官印特征。使用时间约为中唐天宝（公元742）至乾元（公元758）年代。唐朝官印由礼部掌管，从印的颁授、铸造、置印、改铸到废印缴销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据宋人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规定作废或不用的官印要上缴，一律交礼部员外郎，先在厅前的大石上碎其字，然后再销废。因此，唐代官印传世非常稀少。
匹马向何处，北游殊未还
寒云带飞雪，日暮雁门关
一路傍汾水，数州看晋山
知君喜初服，只爱此身闲
如今的雁门关已不是苍凉的边塞，中唐的雁门郡也离我们远去了一千多年。安史之乱，田承嗣反复降唐又叛唐，这枚雁门郡之印回放了一千多年前那次盛世的战乱。仔细把玩这方斑驳锈迹的“雁门郡之印”，我们仿佛听到那远古的勾注山下金戈铁马中的千年厮杀声，仿佛听到了王昭君“汉恩自浅胡恩深”的不尽哀怨，仿佛听到了范文正公“衡阳雁去无留意”的浅浅低吟，仿佛听到了杨业慷慨赴死、绝食而亡的无奈悲叹……往昔不可追，远去了鼓角争鸣，暗淡了万光剑影，唯这方雁门郡之印还在提醒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发展更须努力。（玉平 半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