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戴海斌。

张舜徽著，周国林点校：《壮议轩日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壮议轩日记》是张舜徽先生早年日记，分“居湘编”（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北平民国学院时期）、“入陇编”（兰州大学时期）两部，约写作于1942至1947年之间。按今人日记分类标准，此日记大概可归入“学人日记”，每日所记以读书札记为大宗，抄撮原文外，也有许多“论议”之言，研究心得已具有“学术论文雏形”，后多数融入《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等专著之中。又多记学人交游、问学，有关钱玄同、吴承仕、余嘉锡、杨树达、黎锦熙、钱基博、马宗霍等人，事迹有相当生动者，为他书未载，无疑是非常宝贵的现代学术史研究资料。尤值得一提的，日记全稿笔力遒劲，一丝不苟，如雕版一般，予人以强烈的美感和震撼力，睹此深感前贤自有今人不可及处。

近年来《壮议轩日记》影印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常置案头，读之不倦，时有心会。2018年又有周国林先生的整理点校本，更加方便利用。个人以为张舜徽在《壮议轩日记》中发挥的最大精义，以及这部日记给予今世读者最大教益，尚非何种远不可及的“高明光大”之道，只在平实的“补偏救弊”四字。在1940年代，相较于煊赫中天的以胡适、傅斯年为首之北大—史语所一系，或者渐已式微、然典型犹在（俗语“倒驴不倒架”）的章黄学派，偏处楚地一隅的张舜徽无疑属于边缘学人，不过并未倚门傍户，或自甘默默，“不附和时下风气，卓然有以自立”。日记中多有读《胡适论学近著》、傅斯年《论学校读经》等记载，认为“二君之言，似是而实非也”。1944年拟作《匡时十议》，以箴砭时风，凡读经议、考史议、尊孔议、教孝议、改字议、崇文议、广才议、重选议、定制议、责实议十端，“皆系乎今日政教之大，必出新思以分论之”。此种地域派分、暗中竞逐的消息，在张舜徽当时发愿纂辑之《湘贤语录》《湘贤学案》中也多有透露，藉此可窥民国时期学界内部主流、非主流各派在纠葛中并进的多元学风。

叶毅均：《走向马克思主义史学之路——范文澜前传》，三民书局，2020

台湾史学界向来对于傅斯年、陈寅恪等民国史家多有研究和热情，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则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往往以非学术名之而置于不闻不问之列。叶毅均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作为纯粹“台产”的学界新锐，从事相当冷门的范文澜研究，确实可以算作“异数”。1928到1949年，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点在国内逆风上扬，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如王汎森所言，“说服了无数青年学者转向其学术阵地”，该书处理的主题，即在于论证这种“说服”的力量如何体现在范文澜学术转变历程之中？全书以“思想传记”的写作方法，描摹了今日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始所长范文澜，如何从一位民国初年北京大学国学门毕业的“旧国学传人”，变成中国大陆史学界推崇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

范文澜留下的材料不多，且多数为学术性论著，少有个人性的材料。叶毅均能探其深处，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体现出非常细腻、老道的史料处理手法。他也有很好的中西史学理论的训练，在研究意识上倾向于“不把史学史当作是一般的学术史，而是将其理解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注意还原范文澜学术成长、生涯发展的脉络与语境，作为了解其思想转变的凭借，在探索“思想的生活性，生活的思想性”方面，做出了很有深度的尝试。作者原是希望写完范文澜先生一生学术与思想的变化，但完成30余万字的“前传”，已是洋洋大观。如果说，成功解释范文澜“为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前传”已经大大吊起了读者的胃口，那么，专门处理他“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后传”，无疑更加值得期待了。

杨琥：《李大钊年谱》，云南教育出版社，2021

这是一本大书。这里的“大”，不仅是指上下两巨册、总计1700多页、超过135万字的著述规模传达出的直观印象，也是全书积20年研究功力所聚材料、所成文字、所凝思想给人的深刻感受。李大钊这种量级的革命先驱人物，从来不缺少研究，目前还在以每年数十篇论文的速度增加。但检视这些成果，可以发现“三多三少”的现象：重复成果多，原创性研究少；概念性论述多，实证研究少；政治宣传性文章多，学术研究论著少。杨琥对这种现状有充分认知，“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不断扩张范围，去查找、搜集和阅读各种原始资料”，这项工作前后断续进行了十年左右，其间还多次参加新版《李大钊全集》的修订工作。2013年动笔撰写年谱，2019年基本成书，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之际正式出版。按我的理解，本书著者基本是用“反潮流”的方式，做了一件“预流”的事情。

该年谱以李大钊生平事迹为核心，主体为“谱主事略”、“诗文系年”、“时事纪要”三部分，又增“存疑”“考辨”“思想演变”等部，在体例上做了很多创新，而且以“多方参证，考订正误”的原则对待每一条史料，择其可信者而用之，其不可信者则弃之，这也使得年谱具有很高的研究性。本书在准确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建立的“李大钊革命活动的全貌”，对于通过《觉醒年代》《革命者》等影视作品了解李大钊的当代人，无疑会有不少启示。

全书新挖掘30余万字史料，补充大量谱主事迹与思想言论。如果纯用计算学术投入与产出比的“经济理性”驱使，这些珍贵的新史料大概可以催生N篇核心或C刊论文，然著者计不出此，而坦然以学术公心贡献于学界，使史料工作者“予任其劳，人享其逸；予居其难，人乐其易”的高尚旨趣落到实处，不能不令读者肃然起敬。

戴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