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阿Q正传》俄文译本所摄照片（1925年）

《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阿Q的形象发人深思，催人反省，寄予了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刻批判。一百年过去了，它仍然具有吸引人一读再读的魅力。

黄乔生先生《<阿Q正传>笺注》的出版，尝试在鲁迅和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既尊重鲁迅的创作原意，又照顾当下读者的阅读感受，以期让今天的大众充分领略文学经典《阿Q正传》的意义与魅力。

今日分享《<阿Q正传>笺注》后记，读懂这部现代文学经典。

我为《阿Q 正传》（以下简称《正传》）做笺注的想法萦绕在脑海已有多年，今年方才做成，足见自己不是笺注的好手。注疏，一般人看来，不及著述远甚，“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饾饤之技，不足称学问的。然而，我拖延的原因却正是担心自己琐屑杂乱的学问不能胜任笺注《正传》的工作——面对这部文学经典，真真诚惶诚恐。

《正传》发表后不久，就引起关注，在《晨报副刊》连载未毕，就有人猜测作者是谁，阿Q 影射的是谁。至今，这部作品仍被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全部或部分选录，还被译成多种外文。一百年过去了，它仍然具有吸引人一读再读的魅力。

当初，我想做笺注本，内容要准确、严谨、生动、有趣，自不必说；便是形式，也想采取经典（古典）方式。说来有趣，那时我心目中的经典形象，竟是繁体字、线装、竖排，也就是《论语》《孟子》注本之类的格式：鲁迅的原文用大号字，我的笺注小字放在行间（双行夹注）或旁边（眉批），用上好的宣纸印刷。我甚至还跟一位楷书写得颇为严正的校友商量以手抄或影印的方式出版——总而言之，一定要给这部经典最高待遇。

2021 年是《正传》发表一百周年，又值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笺注本终于有了出版的机会。

我开始做笺注时，有一个想法，就是把读者设想成外国人。

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和鲁迅时代的现实是陌生的，需要背景知识的介绍和各种名物的释义。我这么想的原因，是觉得小说中一些微妙之处，外文译本恐难传达。如币值方面的“三百大钱九二串”，政治术语的“柿油党”等，鲁迅自己就向几位外文译者解释过——其中也有华裔译者。对这些词语，外文译者有时候不得不以脚注、尾注的方式解释其特殊含义。

如较近出版的英文译本，就有将“柿油党”意译为“Persimmon Oil Party”的， 在脚注中解释道：In Chinese, “Freedom”, ziyou, sounds much like“persimmon oil”, shiyou, an understandable error of hearing, therefore, by the good burghers of Weizhuang.（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 The Complete Fiction of Lu Xun , Julia Lovell, Penguin Books.）甚至，译者有时为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将本该以脚注或尾注形式表述的内容放进正文，如假洋鬼子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时提到“洪哥”——上述英文本译作my dear friend，没有把“哥”字中蕴含的中国传统结义文化、会道门文化的精义表现出来——后面加上这么一句：“by whom, his listeners may or may not have been aware, he meant Li Yuanhong,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Revolution.”目的是想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用心不难理解。

还有些场合，译者通过对原文的加减，采取意译达到更好的效果，如紧接着“洪哥”，是假洋鬼子讲外文的一段：“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 ！——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译作：“‘Let’s strike now!’ But he’d always say—here he broke into English —‘No!’... That’s a foreign word—you won’t understand.”虽然标点有些复杂，读者可能弄不清说话人是谁，却颇有神韵。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外国人——无论他有多高的鉴赏能力——能否真正理解这篇“很中国”的作品，实在是个疑问。字面问题倒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对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的理解。如罗曼·罗兰阅读了《正传》，说阿Q 那可怜的形象在脑海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对阿Q 为签名画押不能画圆而懊恼不已的情节尤觉有趣，这是他独特的感悟，与中国读者的理解容或有些差异。

虽然我假想笺注本的目标读者是外国人，但当然，笺注终归主要是写给中国读者的。我更担心的是，中国读者因为熟悉鲁迅，没有陌生感和新奇感，反而不能对作品做细致和深入的思考。在本国文化中长期浸润，很容易把有些物事当成天经地义。事实上，鲁迅写这篇小说的目的就是让读者深思和反思。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应该注释得更详细一些，提供更多参照，希望读者能跳出圈外，反身观看，有所感悟。至于所谓的经典，不同读者有不同的看法，不同视角会获得不同的感受，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发现，不同时代、不同地位的读者都会贡献出新的体验。

因为历史久远，风俗差异，作品中的一些场景、语句、古典和今典（也逐渐变古），如不加以解释，就是中国读者也难免有理解障碍。问题是，注解到什么程度为好？有一派学者主张“不求甚解”，相信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终能读出自己的心得。这自然不无道理，而且确也有这样理解力高强的人。并且，我实在也担忧注释文字太多会淹没原著的精彩，喧宾夺主，啰唆夹缠，不但无益，反惹厌烦。有人称《正传》为杂文化小说，文化含量高，议论较多。

例如序，差不多就是一篇有关传记名目的论文，本身就是全书题目的注释。那么，我的笺注就成了注释的注释。或者会有人觉得原著这一部分可以不要，径直从赵家公子隽秀才后阿Q 想姓赵开始，如此则我的笺注更成了重叠之床，续貂之尾。话说回来，阅读这些有关传记名目的议论和解释，读者不仅可以了解一些文史知识，而且可以从更深层面了解鲁迅的创作意图。

笺注的首要目的是回到鲁迅的本意。鲁迅发表这部作品之前和之后，认识水平和人生体验是有变化的。作品发表后，鲁迅回答外界的询问，就创作过程所写的说明，如《〈阿Q 正传〉的成因》，以及为外国译本写的序言，还有关于作品争论的文字和与朋友谈到作品的书信等，都透露出他的创作意图和思想观念，对我的笺注起到了纲领性的指导作用。

笺注更重要的任务，是阐释作品中人物行动的思想根源、心理动机。阐释阿Q 种种言行的根源和动机，尤其是他的精神胜利法的内涵，并不是很轻易的工作。这方面，笺注文字在“优胜记略”等章节中占了不少篇幅。

我在笺注时，对作品中的地理、民俗、方言等词语给予较多的关注。如：第一章对“黄酒”和对当时绍兴地方的赔罪风俗的注释；第二章对绍兴人旧时“舂米”的方法和“押牌宝”的介绍；第三章在解释绍兴地方戏《小孤孀上坟》及请道士祓除缢鬼等习俗时也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

鲁迅有时使用绍兴方言，但一般读者也许不大能看出来。笺注参考学界的研究成果，做了介绍。如第三章阿Q 的动作“摩”，鲁迅原打算用绍兴方言“攎”，再如第六章的妇女们怕见阿Q 而到处“钻”等。

古代词语，固然要解释，但“今典”的释义也甚是必要，如武昌起义、假洋鬼子、自由党等，注释有助于读者了解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

阅读《正传》这样蕴含丰富的经典作品，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独到的心得体会，正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阿Q”。我的笺注当然是一孔、一偏之见，期望得到批评指正。注释了一通，我自己也有所得。因为系统阅读鲁迅有关阿Q 的自白和论述，我体会到，作品发表之后，鲁迅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国民性的批判更加深化，在后期的杂感文字中笔力更专注，文风也更犀利。我在笺注中做了引申介绍，同时也深受教育，感到阿Q 这个人物的塑造在鲁迅笔下似乎还没有完成，阿Q 的精神还没有达到最高峰，发展得还不够充分。小说中阿Q 的接班人也就是小D（小同）而已。假如阿Q 掌了权——就像鲁迅后来接受访谈时说的“他们现在还在办理国家哩”——就一定会有很多“大同”出来。

关于作品的评价，早期几位批评家的意见很值得重视。发表在1922 年3 月19 日《晨报副刊》上的仲密（周作人）的《〈阿Q 正传〉》，几段话就抓住了作品的要旨。评论者自己后来透露，这篇文章发表前曾经给鲁迅看过，得到首肯。文章在赞扬的同时，也指出一些问题，如认为鲁迅的创作意图没有贯穿到底：本来他是要推倒阿Q 的，最终却不但没有推倒，反而将他扶起来了——阿Q成了未庄唯一可爱的人。我这次笺注，对此印象很深，原来阿Q的形象并非靠丑陋立脚，他周围还有更丑的人。这个反转令人不寒而栗。读者得意扬扬，以为比阿Q高一等或数等，及至读完全篇，恍然大悟，戄然猛醒，原来自己可能就站在观看阿Q“大团圆”结局的人群中。如此，则阅读成果竟然可能也是一场精神胜利。确实应该警惕：如果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摆脱了阿Q精神的纠缠，认为《正传》已经过时，那就更加可笑而且可悲了。

经典是琢磨出来的，也要经得起挑剔。《正传》发表后，评论纷至沓来，有人说好，有人说坏。西谛（郑振铎）的《〈呐喊〉》、雁冰（茅盾）的《读〈呐喊〉》等评论文章，鲁迅是看过的。郑振铎指出小说写阿Q 参加革命造成人格上的分裂，鲁迅不能接受，他的辩解在本书笺注中已经有所体现。还有人提出，第九章中大队军警轻重武器齐上阵，捉拿区区一个小偷，实在不必，夸张过甚。鲁迅却不这么看，他在回答质疑时引用了现实发生的事件作为佐证，本书笺注引用资料，对当时中国的军警制度做了简单介绍。至于《正传》中存在的事实错误、季节错乱、前后文不照应等，有的鲁迅本人后来做了更正，有的则已经研究者指出，本次笺注随处做了说明。

因为篇幅的限制，笺注对作品总体构思、叙述方式等方面的得失的评价着墨不多，书后也未能附录历来有关这部作品的评论文字。现在用一点篇幅，摘引几条。因为正面的颂扬已为读者常见，此处偏重负面批评，以与《正传》“揭出弊端”的创作意旨一致。

1922 年2 月10 日，《小说月报》第13 卷第2号发表了谭国棠与茅盾关于文学创作的通信。谭国棠写道：“《晨报》上连登了四期的《阿Q正传》，作者一支笔真正锋芒得很，但是又似是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易流入矫揉造作，令人起不真实之感，则是《阿Q正传》也算不得完善的了。创作坛真贫乏之极了！”茅盾复信表示了不同意见：“至于《晨报副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 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 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我读了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国龚伽洛夫的Oblomov 了！”

收录了《正传》的小说集《呐喊》出版后第二年，成仿吾在《创造季刊》上发表了《〈呐喊〉的评论》，对小说集表示失望乃至蔑视。他认为，鲁迅“前期的作品有一种共通的颜色，那便是再现的记述。不仅《狂人日记》，《孔乙己》，《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是如此，即别的几篇也不外是一些记述（description）。这些记述的目的，差不多全部在筑成（build up）各样典型的性格（typical character）；作者的努力似乎不在他所记述的世界，而在这世界的住民的典型。所以这一个个的典型筑成了，而他们所住居的世界反是很模糊的。世人盛称作者的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典型筑成了，然而不知作者的失败，也便是在此处。作者太急了，太急于再现他的典型了，我以为作者若能不这样急于追求‘典型的’，他总还可以寻到一点‘普遍的’（allgemein）出来”。他因此斥责鲁迅小说艺术“浅薄”和“庸俗”，判定这些作品大都是“拙劣”而且“失败”的。但为了给鲁迅一点儿“面子”，他将其中一篇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改题《补天》）评为“有一些瑕疵”的好作品。他这篇批评文章对《正传》涉及不多，因为据他自己说，他“批评《阿Q 正传》时，甚至都没有耐心读完”。尽管如此，他还是论定《正传》是“浅薄的记实的传记”，“结构极坏”。

天用（朱湘）针对《呐喊》中八篇描写乡间生活的小说评论道：“《阿Q 正传》虽然最出名，可我觉得它有点自觉的流露。并且它刻画乡绅的地方作《儒林外史》的人也可以写的出来，虽然写赵太太要阿Q买皮背心的一段与阿Q 斗王胡的一段可以与《故乡》中的闰土的描写同为前无古人之笔。”（《桌话之六》，1924 年10 月27 日《文学周报》第一四五期）他还认为《正传》第一章关于传记名目的一番考究是模仿《唐吉诃德》：

以前我久已讲过《呐喊》中《阿Q 正传》并不如《故乡》，现在我又多找到一个证据。《唐吉诃德》（Don Quixote）这本小说名著开卷第一章就是争论着主人翁的真姓。书里说：“有人讲他姓Quixana，有人讲他姓Quesada（关于此点作者议论纷纭）。不过我们照情理推来，可以断定他姓Quixana（就是瘦子的意思）。”后面又说：“末了他便决定了自称为‘唐吉诃德’。因此这本信史的作者便断定，他实在姓Quixada，并不姓Quesada如其他作者所一口咬定。”这种“名学”的考究固然可以说是不谋而合，不过鲁迅的那篇小说也是拿一个Q 字来回旋，这就未免令人生疑了。并且《阿Q 正传》在结构上是学《唐吉诃德》。所以我如今仍持旧见：《阿正Q 传》并没有什么了不得。（《再论郭君沫若的诗》）

1979 年4 月，钱锺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回答记者有关鲁迅的提问：“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他只适宜写short-winded‘短气’的篇章，不适宜写‘长气’long-winded 的，像是阿Q 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curtailed 才好。”（水晶《侍钱“抛书”杂记——两晤钱锺书先生》）

这类见仁见智的阅读感受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引述。

《正传》笺注本出版计划的实现超乎预期。商务印书馆出版平装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崇贤馆出版繁体字线装本。平装线装，俱为佳制；简体繁体，文脉畅通。出版界朋友们为这部经典作品问世百年纪念贡献的心力，令我感佩，给我鼓舞。

《正传》笺注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也是缘分。该书第一个英文版（也是最早的西文全译本）的出版者正是商务印书馆。1925 年4 月，华裔美国人梁社乾写信给鲁迅，提出翻译《正传》，6 月即将英译稿寄请鲁迅审阅，当月20 日鲁迅将译稿寄还。1926 年11 月30 日，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收到商务印书馆寄赠的三本样书，12 月11 日又收到梁社乾寄赠的六本。鲁迅当时写信给朋友说：“《阿Q正传》的英译本已经出版了，译得似乎并不坏，但也有几个小错处。”他还将其中的几本分寄友人，包括给同校哲学系任教的德籍教员艾谔风（古斯塔夫·艾克）。这个版本32 开，布面精装，蓝色烫金，典雅庄重。据说硬壳之外还有一个护封。

章衣萍在《窗下随笔》中写道：“鲁迅先生的《阿Q 正传》，商务印书馆有梁社乾的英文译本。其书面包皮，画一阿Q 形状，小辫赤足，坐在那里吃旱烟。闻为德人某君手笔。有一次鲁迅先生看见，笑着说：‘阿Q 比这还要狡猾些，没有这样老实。’”可惜的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这个阿Q 形象，或者章衣萍所记有误，或者因为护封与书本容易分离，保存下来的很少。鲁迅送给艾谔风的一本，艾氏转送给了一位朋友，如今被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不过，也没有印着“德人某君”所绘阿Q 图像的护封。

为阿Q 画像，委实不易。《正传》发表后不久就有画家尝试画像。有的鲁迅见过并加以评论。鲁迅去世后，阿Q 的画像更加兴盛，蔚为大观，出现好多本长篇连续画图。本书尝试将几位画家的作品对照排列，不但展现阿Q 造像的丰富多彩，也借以认识各家之间的差异：不但分南北，而且有中外，更无论素描漫画、国画版画等专业技术上的分别。取景和视角各自不同，却各有擅场，人物和场景如“龙虎斗”“求爱”“审判”“枪毙”等，经画家的勾勒渲染，出现了新的意义，一经对比，更饶趣味。

以上文字摘自《<阿Q正传>笺注》

《阿Q正传》笺注

鲁迅 著 黄乔生 笺注

鲁迅研究专家黄乔生先生

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阿Q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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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代表作之一《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阿Q的形象发人深思，催人反省，寄予了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刻批判。鲁迅写出这部作品，是希望中国民族消除那种令人憎恶却又普遍存在的阿Q精神。而且，如茅盾所说，“‘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阿Q的某些性格特征也具有广泛的世界性。鉴于此，本书对其进行了详细的笺注，不但援引鲁迅本人的创作心得和意图阐释，而且引述作品发表后学界文坛的重要评论。通过笺注，在鲁迅和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既尊重鲁迅的创作原意，也重视当下读者的阅读感受，以期让今天的大众充分领略文学经典《阿Q正传》的意义与魅力。

黄乔生，河南南阳人，先后就读于河南大学、南京大学，现任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常务副馆长、研究馆员，《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香港浸会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鲁迅像传》《鲁迅：战士与文人》《百年巨匠：鲁迅》《八道湾十一号》《字里行间读鲁迅》《吾国吾民1919：时代风云与人物画像》等，主编《回望鲁迅》《回望周作人》《台静农全集》《鲁迅藏拓本全集》《鲁迅家书》等，另有译作多种。

目录:

第一章 序/1

第二章 优胜记略/23

第三章 续优胜记略/49

第四章 恋爱的悲剧/71

第五章 生计问题/95

第六章 从中兴到末路/111

第七章 革命/129

第八章 不准革命/151

第九章 大团圆/171

笺注者后记/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