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华

1

慎哥退休了，我很感慨！想起几十年的交往，往事好像就在眼前。

古人被朋友分为朋友、谏言朋友和失去的朋友。和慎哥交往了几十年，慎是我身边的谏言朋友、朋友，也是我命运中遇到的贵人。人生有缘分。新中，因为我们有时可以对父母兄妹说不能说的话，对新中老兄说。他和我也是老师、朋友和兄弟，是我们一群有智慧的人，是大慧的人。

现在我在北京，凡事都想着慎重型。我在想，如果慎哥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他该怎么办？

2

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大潮中，新仁兄是铜川市第一个在《诗刊》发表诗的人，那时能在《诗刊》发表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记得那是1982年第3期刊登的工业诗专辑。慎用自己的体验写了《红箭头（外一首）》，描述了当时工厂生产生活的具体情况，具有那个特别的那个时代的丰富气息。这两首诗从《诗刊》发表在东川，是文学界的不少“事件”，是文学界的骄傲。现在《诗刊》公司在我办公室的屋顶上，诗歌的创作也远远低于80年代初期的那种圣经。时代的变迁真是一场狗白云。

当时铜川大众艺术馆继续进行文学讲座，有一次来红星剧院、子页面、路遥等地讲课，中间休息期间，慎和一群人在外面聊天，旁边的人对我说：“那个人是刘新中。”我远远地看着。他个子不高，身材丰满，圆圆的脸给了我一种维度，我那时从东川师范学校毕业，在红旗街小学当老师，人也很害羞，但心里仰慕他，想着什么时候能认识他。

之后从学校调到铜川市文化馆，主要掌握创作，与铜川市大众艺术馆、铜川矿工报社、业余作家熟悉。几乎每次去《铜川文艺》编辑部，周文杰老师总是提到刘慎，即使说谨慎怎么样，他也提出过几次想认识这个已经见过但不认识的诗人。终于有一天，朱文杰和我去了他工作的电瓷工厂，看到了他，在工厂的车间见到了他。当时我认为这里原来是《红箭头》诞生的地方。我仔细看了他工作的环境，特别是车间主任工作室旁边的小黑板。这就是画红色箭头的地方吗？正是这块小黑板激励了他，给了他诗歌的冲动。

此后，他成为《铜川文艺》的编辑，连续几年从事诗歌朗诵会之类的活动，逐渐与他熟悉起来。就在那时，张锦国、胡松镇、康宝、李燕军以及我组成了《太阳河史》，并流传了一本诗集，在当时东川的诗歌爱好者中传播开来。每到晚上，我们几个没有对象的人经常在铜川文化宫院内市总工会胡松镇的办公室聚会，新哥哥也偶尔来和我们聊天。当时文化宫还是很热闹的，每天都有很多人在里面晃悠。我们几个人分散坐在工会的院子里，喝着松津办公室的粗茶说文学，路边的灯渐渐熄灭，人也越来越少，只有谨慎的低沉声音说文学，有时闲聊，快到午夜了。当时我们年轻人喜欢出门，有一次约好去金锁，慎哥也和我们一起骑自行车去金锁上的横梁、钻石洞、野餐。他在金锁的那家小店里买了一本《围城》。写到这里，我多么想念那个时候！

当时新中家离大众艺术馆近20里，平日晚上不回去，住在美术馆的屋顶上，刘平安也从电瓷工厂调到了艺术馆，从黄陵调来民间文学的李燕军都是已婚单身。最后在屋顶上的大房子里呆了一会儿。因为我是单身，所以在家里拿着被子和他们铺了铺，住在一起。那几年，每天晚上天南海北的对话都是8月15日，押运镇、林梦秋送月饼、船在陈列在屋顶上的平台上一起赏月。到了晚上，新哥哥喜欢喝两口酒，没有食物的话，经常去天球的夜市摊位买几个鸡蛋作为下酒菜。那时美术馆给每个人送了一罐做饭的黄酒，本来都想带回家，结果他打开喝干净了。有天晚上讲文化大革命时的东川，新仁兄说当时他十几岁，但其中前后，当时铜川街上的各种武斗场面都以小旁观者的身份睁开了眼睛。还有他邻居家的火车司机兼文学爱好者在门上写的感叹词：“和平年代，战争环境”。砖头在天上飞，装在子弹碗里。“说到兴致，他没有躺在床上，而是把被子披在身上，与当时的情况相比，他的故事让我整夜几乎不敢合眼，想起了当时的“岁月”。那时，我和他一起和潘家谦、郑智云一起坐车到合阳县，给陕西省基建公司5家文学青年讲课，去辽县的耐火材料厂体验生活。新华书店处理书，我们每天早点去，每人抢了一堆。1999年，我和他黄宝强一起去了夏石节煤矿，在那里早晚爬山，白天在家写作。他完成了反映三线生活的长篇小说《绿太阳》的开始。

我们都喜欢。

不宣地把新中兄当成了我们文学界的“带头大哥”。那些年，他是铜川作家协会和铜川文艺的实际负责者，在文学已经比较冷落的时候，因为有他，才带动了我们一批人把文学当成一种事业来做。当时，商业化的气味正愈来愈重地影响着社会，只有我们在憧憬着文学之梦，而这个梦的引领者，就是新中兄。

三

现在想想，新中兄于我有两件事情影响最大，以至于改变了我的人生。

1987年夏日的一天，我正在《铜川文艺》新中的办公室时，来了一个很文静漂亮的女孩子领取稿费，并和新中兄谈论起了某一件作品。我在旁边仔细观察着这个女孩，不觉得产生了一种爱慕之心，不由自己的试探性地和她打招呼，问名字，她答“贺云。”“在哪个单位？”“建委。”简单快捷又很警觉地回答完我的问题后撂下一句“你是派出所的吧？”就走了。我忙不迭地向新中兄打听这是谁？新中告诉我是刚刚在杂志上发表诗歌的女作者，“你有意思？有意思就追呗！我看不错！”新中兄当时就鼓励我说。而在不久前举办的朗诵会上再次见到贺云，自己感觉仿佛是见到了一个老朋友似的。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了近两年的苦苦追求，这期间作为兄长的新中给我出了不少的主意…..

1989年10月15日，我和贺云终于在众人的祝福声中结成了伉俪。结婚的时候，我们给每一位亲友赠送了以我们名字组合命名的诗集《川云集》。其中的序，还是新中老兄写的。在序中，新中兄对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分析得非常到位。他写道：“川淮、贺云是两个不同性格的人，结合是诗的幸会，相互融合后再现了个性，无疑都有对对方改造的痕迹。川淮是在思考中抒情，贺云则是在抒情中思考。但不管他们怎样抒情，都在构筑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二十多年了，我始终把新中兄当作我们相识的红线媒人，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

2003年，我已经四十岁，新中也已离开铜川到西安几年了。我当时也想从铜川走出去，为此，借陕西为举办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展而在西安办的集训班参加学习之机，就跑到有关单位找领导提调动，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已经在省艺术馆的新中，他很支持。到了九月份，省上八届国展筹委会又安排在沣峪口强化书法创作的训练，铜川只有我和白恒参加了这难得的学习培训。某日晚上，新中打电话急急地告诉我，省艺术研究所要一个编辑，他已经向当时的所长洪济龙推荐了我，洪在二十年前和我一起参加过文化馆长学习班，对我也熟悉，让我赶紧到研究所和洪所长见个面。我向培训班的老师请了假，坐车到了龙首村，见了洪所长，表示愿意过来，洪了解了我的具体情况，也表示满意，定下来就搞外调。强化训练班还没有结束，省艺术研究所到《铜川日报》外调都进行完了。

此后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我调进了西安。事后我经常想，如果没有新中兄的举荐，我可能调到了别的单位，也可能还在《铜川日报》。我从四十岁以后，人生的运数大变，和新中兄真是大有干系啊！

四

新中兄是一个非常勤快而又在不断地思考的人，他是铜川出版第一本诗集的诗人。《山风流 水风流》是我们当时引作范本的一本诗歌集。以后，他又出版了专门写陶瓷的诗集《窑变》和《诗歌创作漫谈》。他在提携一批文学新人的同时一点都没有怠慢自己的文学创作。上世纪九十年代，铜川市搞一套《这方山水》的文化工程，第一本出的是散文集、以后出了一本诗歌集，都是新中兄在主持，后来出摄影集，按说已经没有他的事情了，但是市上领导还是觉得新中兄领的这班人实在，在对摄影集作品的命名与配发诗歌上，还是安排给了新中兄。对于我搞书法，他始终鼓励我，并把我的字挂在了当时《铜川文艺》编辑部的办公室，调到省上后，他又让我写字，依然挂在了省艺术馆的办公室。他到了省艺术馆后，继续不断地耕耘，出了好几本书。现在想想，如果仅仅只是在《诗刊》上发表了诗歌还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所为，只有不断地在创作，不断地以自己的创作的实绩来证明自己才是把自己塑造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作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新中兄先后就在出版诗集的同时，还出版了评论集、散文集、长篇小说等。现在他退休了，是不是应该出上一本系列的文集呢。

我和新中兄在1986年底开始合作编著《朦胧诗赏析》一书，先选定了篇目，各自写了有三十多篇，然后由他通稿。我当时有的写得草草，不及细想，待到后来看到清样，我发现他在我原来的文稿上进行了修改，顺畅得多了。最后署名，他说干脆咱两个各取一个字，就叫“柳（刘）槐（淮）”。这本书由当时的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初版印了四万五千册，我们没要稿费，要了1500本书。以后这本书又作了修订，在1991年12月由太白文艺出版社进行了再版，印了5000册，给了我们每人150元的再版费。

和新中兄交往这么多年，我深深地感受到新中兄开通、睿智、包容、倔强、敏锐和他那种刚直不阿、敢说敢为的性格。几十年中，由于他从小经历过文革和他那一代特殊的环境，使他对政治特别的敏感，虽然他从工厂出来就到了文化单位，但他一直关注着政治的变化，以自己对于历史阅读的经验来评判人事的变迁，而这些是从来不能见诸于文字上的东西，却是最内在的。我现在很多的思维判断就很受他的影响，这大概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吧。

我时常在想，新中兄与我这样一个急躁又浮躁的人相比，有一种定力。我是爱在外面风风火火地跑，而新中兄却能在办公室从星期一待到星期五，除了吃饭和晚间的散步闲谈。新中兄总是那样的淡泊，不管多大的事情，在他这里，都似乎归于无形。但他又很有条理，一步一步地走。他的人生经验，化作一种平淡。这种平淡，是在对于大风大浪和沧海横流的体验之后的一种归拢。他具有同龄人的成熟，但更有同龄人没有的超脱。我想，诗人就是在不同的层面上感受了那种层层叠叠的情境，因此他是用那一种对于世界的完全的拥抱来歌唱的。新中兄是复杂的，但他能够把复杂归于简单。他是一个阅历很多的人，他把一部分阅历融进了他的作品里。他的记忆力、观察力非常强，对文学体裁的不同把握游刃有余。七十年代初期，他到了安康三线修铁路，二十多年后，他把他们那一代人的生活经历写进了《绿太阳》，成为对那个时代生存状态最为生动翔实的文学描述。他错生在了这个时代，定格在了这个时代，如果他与郭小川同时代，他也会写出《一个和八个》，如果他晚生于这个时代，他的潜力不可限量。和当代都是科班硕士博士的作家相比，新中兄除了在西北大学作家班的经历外，完全是靠自学努力走出来的作家。铜川的川道就那么窄，从川口到北关的十里长路大家好像都认识，但就出了像刘新中这样的作家、诗人。与一般作家不同的是，他丝毫没有知识分子的那种清高，而是始终保持着那种从工厂出来的耿直性格和敢于担当的本色，这是他作为一个诗人的人格魅力，没有和他长期的交往是体会不到的。

五

今年十月一回铜川，我和我的爱人贺云去我的好朋友、诗人宋毅君家，看到了刚刚出版的《陕西诗歌》第一辑，其中有新中兄的诗歌《读图，中国意境》。对于绘画中“飞白”，新中兄这样地吟咏道：“摒弃青春的绿色/摒弃热烈的殷红/甚至身边悄悄的脚步/甚至头顶温柔的白云/甚至那一抹/长长的倒影/这一刻也不需要诗/哪怕它能搭起爱的彩虹/这一刻也不需要舞蹈/哪怕它渲染活跃的生命/什么也没有最好/至极处没有你和我/只留下一些寂静”。我很佩服新中兄这种不断的激情。这首诗很有寓意，新中兄到了西安，摒弃了多少，文人圈子中，有多少人掉了队，或从政，或经商，或一事无成成了废人，庸庸碌碌，但新中兄始终没有脱离文学。在他这几十年中，不是没有诱惑，但他恒心如一。新中兄离开铜川之时，我感到铜川文学在他走后的一片空旷。我也产生了走出去的想法。如果当时他不离开铜川，我会离开吗？多年在和新中兄接触，你会发现他在平和之中把激情写进了诗歌中，那是一种内涵，一种修养，一种操守。

新中兄的诗歌，前期是写实的，从生活中撷取点点滴滴，化进自己的诗行。1988年，他在《铜川文艺》做了一期“铜川诗歌大展”，那一期上，新中、刘平安、豆冷伯、张锦国、我、贺云、胡松秦、江波、第五建平、王宏哲等都写了组诗，我记得新中兄当时写的是《长安以北》，写得就很空灵，在那个时候，是他诗歌的转折期。而今的诗歌，更为老道，技巧更圆满，意蕴更悠长。

此刻，在北京夜的寂静里，我写着新中兄，脑海里往事翻腾，一幕幕如在眼前。人生得一知己难矣，一生中能够得到一个理解你支持你提携你，并且还是一个曾经默契的合作过的朋友更难，新中兄退休了，我感到一个时代正从我们身边离去。1999年的时候，新中兄离开铜川，是铜川一个文学时代的告别。如今，他退休了，是一种对于工作的告别，而不是诗的告别，文学的告别。他还将创作出更多的作品，这是我们很多和他熟悉的朋友的共同的期待。

苏东坡在《南乡子》一词中有这样的句子：“几时归去，做一个闲人。对一壶酒，一张琴，一溪云。”我想，新中兄绝对不会是一个闲人，现在退休了，倒不妨对一壶酒，一张琴，一溪云。让岁月磨成一壶醇厚的酒，让心声汇进悠扬的琴中，让溪云留下长长的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