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秘密花园”

“我们在西黑文住，有一块3英亩的花园，种了许多花。每次当我说，我们再开垦一个bed吧，史先生就会很累。常常有小鹿来偷吃玫瑰，我就会训斥它们。史先生已经退休，主要是看书、写作。答应别人的要写完，交出去也不大关心销量。“

”我们都喜欢读诗、小说，常常分享好的段落。我们也爱看电影——1935年以前的美国电影，五六十年代的英国电影、意大利电影；法国新浪潮是年轻时喜爱的，如今不敢回头再看，因为，它们好做作啊……”

这段记述来自记者李宗陶的《史景迁的历史之味》一文，讲述者是史景迁的夫人金安平。2014年，史景迁夫妇访问中国。从北京、成都、西安到上海，时年78岁、神似肖恩·康纳利的史景迁所到之处，都得到了学术明星般的待遇，李宗陶正是随行记者之一。

当时有媒体记录了这样的细节：在北大的学术讲座上，有听众在提问纸条上直接表示对史景迁的景仰：“看见你就像看见摇滚明星。”史景迁困惑于自己在中国受到的明星级待遇，于是问翻译：“我一个外国人，用英文写作和演讲，为什么中国人对我这么感兴趣？”他的翻译回了一个字：“帅！”

史景迁为书迷签名/视觉中国

史景迁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是在1974年，他和十几名耶鲁大学教授来中国转了一圈。其中一位数学教授备受礼遇，因为“那时的中国人热爱数学”，而史景迁“什么粉丝都没有”。

上世纪80年代末，他再度访华时，在北大，“被禁止随意出入”，仍然没有什么人认识他。2000年前后，他的作品开始被译介到中国，由此，他收获了一大批忠实读者，人们希望从这个外来人这里得到关于中国历史的别样解读。

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史景迁在耶鲁的第一个弟子、原香港城市大学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也讲述了史景迁这个“很英国的英国人”对园子的喜爱，说他从春天起就戴一个草帽，像农夫一样，到园子里剪树莳花；他的园子下面、一条小河旁，本来是一片沼泽地，被他改造成他所称的“秘密花园”。

郑培凯本打算2019年暮春时节约史景迁到江南走一圈，去逛西湖，去张岱的故乡，因为那是史景迁心目中“文化的中国”，也是他最开始研究的中国——史景迁的第一部著作，正是基于他的博士论文的《曹寅与康熙》。“我推想，他最想的大概就是像康熙、乾隆一样能够下江南。”郑培凯表示。

《曹寅与康熙》

[美国] 史景迁 著，温洽溢 译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

但史景迁没能成行。起飞前他突然晕倒，这是早期帕金森病的症状。两年后，他因帕金森并发症去世。这当然是个遗憾，但郑培凯也表示，史景迁“其实一直生活在中国的整个历史文化的情境里面，一个很美好的精神空间，也算是幸福了”。

02

一位历史学家的“前朝梦忆”

郑培凯最喜欢《前朝梦忆》，他猜想史景迁本人最喜欢的也应该是这一本。然而，正是这部《前朝梦忆》对张岱作品的大量引用、以及对文献的一些曲解，让读者对它的评价截然不同。

作家张向荣读到的第一本史景迁著作，就是《前朝梦忆》。他的第一感觉是“乏味”：“凡是读过张岱原著的人，读《前朝梦忆》只会产生读中文系毕业生拼贴畅销书的感觉。全书有一半以上都在引用张岱的原著，只不过史景迁用自己的角度拼贴了一下。于是，这些原文既失去了小品文的风致，也并没有清晰地呈现出作者的意图。”

《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

[美国] 史景迁 著，温洽溢 译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9

近代史学者汪荣祖写有《梦忆里的梦呓》一文，一一指出《前朝梦忆》中史景迁对张岱原文的曲解之处：如全书第一段，即“张岱居处前有广场，入夜月出，灯笼亮起，令他深觉住在此处真‘无虚日’，‘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温洽溢译）这一段，即有两三处谬误——“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中的“士女”，史景迁理解为“年轻男女”（young men and women），其实士女就是女士，无关男士；而士女们到夜深“星星自散”，史景迁则解为“星星们散去了”（the stars disperse），把形容词当成了名词。

汪荣祖更进一步在《史景迁论》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疑问：史景迁到底是在写历史还是在写小说？

史景迁确实以会“讲故事”著称，他的一些作品，读来不啻精彩的小说。张向荣就很欣赏史景迁的《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他认为这部作品具备现代主义文学的气质和结构。也有人不认同史景迁的文学化手法，他们通常会引用钱锺书对史景迁的那句揶揄——“失败的小说家”。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

[美国] 史景迁 著，章可 译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0

即使用小说家的标准来看，史景迁也是叙事大师。在张向荣看来，史景迁的著述为历史写作者提供了范例：他的每部著作采用不同的叙述方式和结构，让后学者感受到历史学者的想象力可以达到什么程度、他们又是如何突破历史与文学的边界的。

历史学者到底需不需要想象力？对此，历史学者王笛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持肯定态度。但王笛也指出，历史写作的想象有一个前提，即你的论述是基于历史记载还是自己的推论和想象，一定要告诉读者。

王笛说史景迁就做到了这一点，在《王氏之死》中，他引用《聊斋志异》的片段去描述王氏的梦境，并告知读者这段文字的来源。通过这些文学性的叙述，史景迁渲染的是一种“在场感”，让读者回到历史情境中。

《王氏之死》

[美国] 史景迁 著，李孝恺 译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03

历史写作的“在场感”

“在场感”，恰是史景迁的擅长之处。

在2010年发表的《成为史景迁》（The Making of Jonathan Spence）一文中，汉学家魏斐德（FredericE.Wakeman Jr.，与史景迁、孔飞力并称“北美汉学三杰”）表示，史景迁有着讲述细节的独特眼光，他的灵感，往往来自他脑海中涌现的画面。魏斐德记述了他的一次亲身经历：傍晚，他和史景迁步行穿过位于米德尔顿的卫斯理学院校园，他问史景迁最近在忙什么，史景迁举目远眺，喃喃道：“我找到了一份珍贵的史料，是关于杀死一个叫王氏的妇人的凶手的……一具尸体躺在雪地上……”

如果读过《王氏之死》，就会发现史景迁在书中用文字定格了这个画面：“王氏的尸体整夜都躺在雪堆里，当她被人发现时，看起来就像活人一样：因为酷寒，在她死去的脸颊上保留着一份鲜活的颜色。”（李孝恺译）

魏斐德在文中还写到，史景迁曾向他提及，1382年，也就是他就读的温彻斯特学院在英国汉普郡创立的那一年，明太祖朱元璋镇压了胡惟庸的谋反，废除了宰相一职。在魏斐德看来，史景迁这种跨越时空的思维方式，很像温彻斯特学院的一位老校友、也是杰出历史学家的阿诺德·汤因比。

“他看到了我们多数人忽视的东西。”魏斐德以史景迁的《天平天国》为例，书中所描述的广州喧闹码头外国商行林立的景象，他很熟悉，因为在自己早前的著作中，就使用过同样的史料。“但当我读到史景迁的叙述后，才意识到自己缺少他那种对于能够打动当代人的影像和声音的敏感性。”

《太平天国》

[美国] 史景迁 著，朱庆葆 等译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在2014年的那次中国之行中，史景迁梳理了自己的文学渊源：他喜欢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和李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这些将文学和历史出色融合的作家；他喜欢伍尔芙和伊夫林·沃，狄更斯对小人物的书写和简·奥斯汀的机锋，都对他产生过影响。而《康熙》的第一人称写法，则得自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

《哈德良回忆录》

[法]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著，陈筱卿 译

上海三联书店，2011-3

他还提及了自己的一些方法论。比如，在做太平天国研究时，他发现了一些东西：饥饿的人偷食别人养的狗，这些狗有名字吗？法国人在进攻太平军时，在阵地后方摆上台球桌，一拨人在前方战斗，另一拨人则在后面快乐地打台球，战争与娱乐如何能在同一时空下进行？

在史景迁看来，历史研究就像拼图，历史学家所做的就是将自己找到的历史碎片拼成完整的画面。他最喜欢的文献是私人日记和信件，因为“你将瞬间获得一种能力，可以获得别人的视角，你将成为另一个人，通过这个人的眼睛看到世界、看到那段历史”。

04

文学和历史的结合

“对这对夫妻，我们知道的是：在1671年年初，他们已经结婚，住在郯城西南八英里归昌集外的一个小村庄。他们很穷，任某靠着在别人的耕地上做佣工维生。他们的家只有一个房间，里面有饭锅、一盏灯、一床编织的睡席和一个稻草床垫。我们也知道结婚后有六个月，王氏和她的先生及七十岁的公公同住，不过这个老人最后搬到一英里外的另一间房子，因为他跟她处得很不好。”

“此外，我们知道王氏白天大部分时间都一人孤单在家；知道她缠了脚；知道她没有小孩，虽然隔邻有个叫她婶婶的小女孩；知道她的家面向一片小树林；并且知道在某个时间，因为某个原因，随着1671年的流逝，她跑掉了。”（李孝恺译）

《王氏之死》的这个开篇，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堪称非虚构写作的范本。当然，因为它以历史作为题材，所以应该称为“历史非虚构写作”。

历史非虚构写作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概念。关于历史非虚构作品和历史学术著作的区别，按照张向荣的理解，有两个层次：其一，是否采用学术标准。

在历史非虚构作品中，文学可以作为方法论使用。其二，是否表达作者观点和情绪。写作者在历史非虚构作品中表达的观点，可能在学术界看来没有那么重要，甚至是一些常识，但基于向公众传播的目的，写作者仍然会采用。

此前，史景迁与历史学者卢汉超对谈时，也谈到了“literature”和“fiction”的区别。史景迁认为，当我们使用“literature”一词时——无论是指“文”或“文学”，我们是用它来传达一种品质、一种评判，或者是如何遣词造句；当我们用“fiction”一词时，意指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除了广义上的合情合理外不必以事实为依据。将历史与文学结合和将历史与小说结合，不是一回事。

在史景迁看来，文学是一种哲学传统，“所以，如果说我把文学和历史相结合，这只是意味着我对史学的写作风格有着激情......我试图把一本书建立在这样的架构上，使其既在一个层次上准确，又在另一个层次上表达感情，并给所述故事以更丰富的背景。这就像运用艺术一样，使历史写作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的效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景迁可以说是通过自己的写作，示范了历史非虚构写作的种种可能。比如《王氏之死》，像王氏这样在史料中只占据区区几行字的小人物，如何让她显得真实可信？史景迁的做法是：通过同时期、同地域的《聊斋志异》的文本，为这个人物赋予情绪。

早在2005年，媒体人庄秋水就撰文提出，史景迁的著作，是西方典型的非虚构写作——“它用一种更具想象力的方法，对历史进行侦查，它允许作者把自己融入到时间当中；也允许作者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所叙述的人物和事件”。

史景迁(右) 曾获得莱昂内尔·盖尔伯文学奖/视觉中国

史景迁向卢汉超表示，自己和“师祖”费正清的不同之处在于，费正清的目的在于辅助美国的政策（比如他那本《美国与中国》），“而我写作的目标是鼓励人们了解中国”。“即便我的书看上去有些像人们所说的大众读物，但我总是为读者提供了专业的和更深入的阅读书目，告诉他们下一步怎么走，希望他们能够发展出自己的兴趣。”

“四十年后，人们仍在阅读我的书，这不是因为我的写作方式很时兴，而是因为我触碰了这些故事的本质。”2014年，史景迁如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