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虹县帖》尺牍 1051年 纸本，行楷书 31.3 x 42.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恶简（化字）颂繁（体字），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尤以流沙河先生最用功。2012-2015年流沙河先生在《金融时报/FT中文网》上连载《简化字不讲理》专栏。2015年，新星出版社出版了流沙河先生《正体字回家——细说简化字失据》一书。无论网文文本还是纸质文本，两种文本都以手稿形式刊布。不同的是，纸质文本对简化字的憎恶程度有所不一。网文文本称简化字“不讲理”，纸质文本称简化字“失据”。显然，纸质文本对于简化字的憎恶与批判轻于网文文本。这一态势表明，网络文本与纸质文本的某种规律性差异，即网络文本更多地使用哗众取宠或耸人听闻的表达方式，而纸质文本便要收敛一些。此话题暂时放下，说说简化字并不是如流沙河先生所说的不讲理，而是汉字产生发展的规律之一：汉字就是不断地将繁体字简化为当代汉字的历史。

笔者在《汉字的痛与逆——西夏文、徐冰的天书与流沙河的复繁》（《上海文化》2016年第07期）中对流沙河等为代表的复繁派提出过批评。在那则文字里，笔者指出，复繁者认为简化字是二十世纪特别是1955年产物（此简化字方案的基础，实为民国政府1935年8月21日公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的观点，其实与汉字简化字史根本不靠谱。在甲骨文发现（十九世纪末）之前，汉字自秦篆向汉隶的演变中，简化字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复繁者们非要以“亲（親）要相见，爱（愛）要有心”这种极具煸动、却无视历史的顺口溜，武装复繁派们打击简化字的武器。本文就从先“爱”的简化，说简化字不是不讲理，而是汉字发展的必然。

虹县帖局部

就笔者所读，“爱”至迟在宋朝已经简化（有学者指出在魏晋碑刻里已简化）。蔡襄(1012-1067)《虹县帖》里的“秋凉，伏惟爱重，不宣”句“爱”已由“愛”写成了“爱”。蔡此帖，并非草书，而是与流沙河先生所说的正体字稍有区别的但很工整的行书。而把“愛”写成“爱”，在蔡襄留存的帖中并非孤例。蔡襄的《安道帖》里的“春暄，饮食加爱，不一一”的“爱”也写作“爱”而非“愛”。爱把中间的“心”取掉，在一代大书法家蔡襄心中，依然有爱。这哪里是像流沙河先生所说的“爱己无心如何恋”的打趣？从汉到魏晋500年间，汉字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即从隶到“草”、“行”、“楷”全方位地变易。这一变易，完全摆脱了象形、指事、会意特别是摆脱了象形造字的羁绊，或者说，汉代之后的汉字，几乎再没有过以象形一事所造的字（异体字除外）。到了唐宋，汉字的简化加快了自己步伐。唐宋两季，经济和文化获得了比秦汉更为宽阔的环境和更为发展的趋势。或者说，由于经济和文化在唐宋的大发展，促使汉字的传播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即汉字的接受面获得了极大的拓展。因此，汉字的传播过程中，为了使更多人和更多层面接受，汉字的简化便势在必行。它们不再按部就班地依汉字的象形一法行事。在一册《唐人写经》（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里，“号/號”、“庄/莊”、“尔/爾”、“无/無”、“隐/隱”、“礼/禮”、“属/屬”等字时而简写时而繁写。这上面简化了的汉字都如流沙河先所立言的“正体”字。可见简化字在此的演化痕迹。同时也可以看到汉字由繁到简，其实是汉字发展的规律之一，而且是极其重要的规律之一。这与流沙河先生所说的，将汉字的简化复为汉字的繁体称为“回家”，几乎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如果要回。回到哪儿去呢？回到“汉隶”，还是回到“秦篆”，抑或回到“大篆”？以至回到“甲骨文”？这种以所谓“回家”的理论，其实是一个臆想的理论。唐之前的汉，简化字已经成为汉字发展过程中不可逆转的事实。《甘肃敦煌汉简》（文物出版社，2010）里的汉字全为隶书（刘案，此汉简真实反映了汉字于汉代的演变），已经出现了与今天大致相同的简化字。譬如：“马”。有时写作“馬”有时写作“马”。写作“马”时，“馬”象形的头与鬃发写成了今天的“马”之外，“馬”象形的四条腿的四点，全部写成了一横。在汉代那里，取掉了“马”字象形的“鬃发”和“四条腿”，马还是马，书写者不会以为此“马”不是该“馬”。就在这册汉简中，“贵/貴”、“门/門”、“当/當”、“麦/麥”、“与/與”、“军/軍”、“师/師”等字已经简化成今天我们熟悉的模样（刘案，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繁写）。徐无闻主编的《甲金篆隶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8），收字，上限为殷商，下限为魏晋。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里，汉字简化史的印迹，也清晰可见。如髙/高、嶽/岳、龜/龟等。

到了宋。在语言文字方面，宋在唐的基础上，一是发扬了唐的白话（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二是拓展和加快了汉字的简化进程。在《宋元明尺牍名品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西林昭一编，日本，株式会社/二玄社，2002，共六册）里，除了“师/師”、“当/當”、“于/於”、“劳/勞”、“门/門”、“军/軍”等简化字巩固下来，包括前文所说的“爱/愛”，还有“数/數”等已经简化。 “门”、“言”、“丝”等作为偏旁部首，已经从“門”、“絲”、“言”简化为“门”、“纟”、“讠”。蔡襄《离都帖》中的“当（當）”已简化为“当”、“为（為）”简化为“为”，“说（說）”简化为“说”。苏轼（1037 —1101年）《东武小邦帖》中的“万（萬）”简化为“万”（刘案，河上本的《老子》，《道经》“万”均作“万”，《德经》“万”多作“萬”）。苏轼《致坐主久上人》尺牍中，“与（與）”已作“与”。宋徽宗（1082-1135）的《千字文》“伤（傷）”、“长（長）”、“门（門）”等字已作“伤”、“长”、“门”。虞允文（1110-1174）《允文病久气嬴》尺牍里，“礼（禮）”就非常工整地写作“礼”（刘案，如前文，“礼”的简化在汉就开始了的）。

宋之后的元明，汉字继续它的简化过程。赵孟頫(1254 -1322)的《关门帖》、《南还帖》、《疮痍帖》、《付至纸素帖》等里，“师（師）”、“归（歸）”、“门（門）”已作“师”、“归”、“门”。唐寅《致余山大人》中，“劳（勞）”作“劳”。至清，在一个“小学”盛行的朝代，简化字并没有停下来，如“龟”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该书出版说明，此影印版是曹雪芹生前的抄本）里“龟”已经简化。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裀，呆香菱情解石榴裙”里有多个“阄”字，“阄”不再写作“鬮”而全部写作“阄”。“龟”的繁体字作“龜”。“鬮”的核心字根为“龜”，“龜”的笔划16划，“龟”7划。在《甲金篆隶大字典》里录《居延简》（刘案，《居延简》生成时期为西汉末东汉初即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二世纪）“龟”字，其字大致与简化字“龟”相近，笔划为8划。自今视为天书的“甲骨文”到秦（文字的统一）“小篆”以降，隶、草、行、真（楷）成为汉字的主要书写样式（尽管汉字因地域不同所造成的方言在读音甚至在语法上有所不同，但汉字的字义却在汉语区内一致）。流沙河先生的100余个汉字的所谓正体，几乎建立在象形、指事主要建立在象形上。这种对汉字造字史和汉字发展史的认知方法，除了无视汉字的简化史外，更重要的是，无视汉字的造字规律。由于象形和会意对汉字的造字和汉字的演变与发展有很大的局限，因为，汉字早就超越了它的象形造字时期。随着表达不断扩张的需要，象形、指事都不能再为汉字造字提供原物（如“鸟”、如“竹”等）“象形”符码，汉字“形声”造字便成为汉字造字、演变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据《细说汉字——1000个汉字的起源与演变》（左民安著，陆宗达、李学勤序，中信出版社，2015）一书所讲，据前人的统计和该书作者的统计：汉代的《说文解字》共收9353个，其中形声字7679个，约占总数的80%；宋代的《通志•六书略》共收字24235个，其中形声字21343个，约占总数的88%；清代的《康熙字典》共收47035个，其中形声字42300个，约占总数的90%。这一统计表明汉字演变发展的如下事实：一、象形造字从开山工具的前台退到了历史的后台；二、形声造字代表了汉字造字的主流；三、形声字成了汉字使用的主体。流沙河先生《正体字回家——细说简化字失据》“回家的”的100余个汉字，多为象形字。其一、它们不能代表汉字的造字史，其二、它们忽视了汉字的发展史。如流沙河先生把“猫”（还包括流沙河先生举证的“猪”等）字作例，认为简化字把“猫”的偏旁从原来的“貓”的“猫科”改为了“犬”科的“猫”，“违反了动物分科常识，误导学子”（而“太不应该”）。这种看法，不仅反映了作者对汉字造字规律的误解，同时也是对汉字发展史的误读。“貓”在《说文解字》里，释作“狸属、从豸，苗声”。“从豸”，“猫”字为象形；“苗声”，“猫”字为形声。因此从汉字摆脱象形一事造字外，形声字成为了汉字的主体与主流。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到汉字天生就具备了简化字的基因。譬如“旧”，繁体作“舊”。《说文解字》里，“舊”，字形偏旁从“鸟”，不从“草”，字义为“留”。今天我们所用“旧”的意义，正是“留”的转义而得。它与“动物的分类”没有丝毫关系。“旧（舊）”至迟在清已经简化为“旧”（见影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可见非要把“猫”复繁为“貓”，把“旧”复繁为“舊”等，实为缘木求鱼，毫无意义。这哪里是为了回家，这是让汉字简化史以及习惯（“约定俗成”本是语言生成与发展的重要语境）了的简化字的时代，退回到刀刻火烧骨头的年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深刻影响至今并让中国社会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反动。

文末顺便说一说简化字的优势。“阄”简化字笔划为10划，繁体字“鬮”笔划为27划。源于二十世纪初中期的今天的简化字，简化字的于信息化的今天，其实有着先见之明。自王码（1983）实现了汉字的笔划输入（非拼音输入）以来，简化字的优越性更为明显。如本文涉及到的“阄”、“旧”等字的简化，“阄”简化字笔划为10划，繁体字“鬮”笔划为27划；“旧”简化字笔划为5划、“舊”繁体字笔划为18划；“礼”简化字笔划为5划、“寶”繁体字为20划，简化字“宝”8划。三字简化字分别比繁体字少了17划、13划与12划。对于一个有3500—5000字的常用汉字（岂不说汉字的总数6万字左右）、对于一个快节奏的时代，简化字的识、读、写，尤其是写，其优越性不是一目了然吗？

弃简复繁，或颂繁恶简，与复兴汉文化无关，倒是把（通过简化字而获得的）大众文化纳入到小数人能读写的时代。同时也与文化的前行与创造无关，倒与汉字发展的逆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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