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先生近照

中国旅行剧团时期的赵慧深

电影《长空万里》，左一为白杨

竺水招签名照 （于《家》中扮演觉新）

杨苡（右）与濮存昕在北京人艺后台

◎陈虹（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临出门时突然下起了小雨，淅淅沥沥，甚无止意。昨天与杨苡先生通过电话，她是守时的人，我不能爽约；更何况，这次准备讲述的内容是她数月之前就拟定好了的，那一件件往事、一个个场面，一定在她的脑海里盘旋了许久许久。

推开房门，杨先生果然已经穿戴整齐，半靠在床头等候着我了。

“我考虑好了，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后台》！”没容我开口问候，老人即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我急忙掏出笔记本，激动伴着感动，感动伴着心动——今天的故事一定又是悠远漫长，带着那尘封的气味，透着那幕后的神奇。

毋须置疑，剧院的后台，对于每一位观众来说，都是神秘而不可测的：那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那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应该说，很少会有人知道，很少会有人探寻。尤其是作为执笔者的我，疑惑似乎又多了一层：难道自称为爱做梦的杨先生还有数片如落英般散落在地上的碎梦没有来得及拾起？难道杨先生的“梦”又继续延伸到了后台？

杨先生正了正身子，开始了她的讲述：“告诉你吧，什么样的后台，我都看见过！”——这是她正式开始讲述后的第一句话，也是我记下的第一行文字。老人的表情非常严肃，不是炫耀，而是深沉、深切与深挚。

第一个故事从后台的厕所开始

以前，我也曾多次听杨先生说过，由于家庭的影响，小小年纪的她就跟随着大人们进戏院看戏了。“那是位于天津日租界的新明大戏院，唱的都是京戏。”我笑了，“您能看懂吗？”她也笑了，“四五岁的孩子，一窍不通。”

一天，她实在是坐不住了。台上武生们闹闹哄哄的打斗，她不感兴趣；青衣花旦们咿咿呀呀的唱腔，让她昏昏欲睡。她吵着要解手，女佣只得带着她到处寻找厕所，就这样，两人误打误撞地闯入了后台。

“当年的戏院，并不像今天的剧场，将厕所设在观众厅两侧的安全门后边。它是既无指示牌，也无带路人，害得我们俩转了一大圈才发现，它竟然悄悄地藏在舞台的后边！门口没人看管，什么人都可以使用，除了演员，也包括看戏的观众……”难道杨先生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故事是从厕所开始？我的兴趣来了。

“是的，为了找厕所我来到了后台，为了上厕所我看见了后台。”对于一个懵懵懂懂却又百般好奇的小孩子来说，在她的记忆里只剩下了这样的画面：“……我从来没见过如此简陋的卫生间，没有抽水马桶，一律是蹲坑，连个挡板都没有。只见一个个穿着戏服、勾着戏脸的演员们，前前后后地走了进来。刚才在台上还是位婀娜多姿的小姐，或是位羞羞答答的玉女，此时此刻居然裙子一撩，无人般地蹲了下去……”

这就是杨先生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让我笑得直不起身来。

“有点儿粗鄙，也有点儿偷觑之嫌……”她也笑了，但即刻便收拢了笑容，“这就是我对后台的第一个印象，准确点儿说，应该是认识吧——后台的演员跟前台的观众一样，都要上厕所；后台的厕所也跟普通百姓的公厕一样，都是蹲坑。彼此之间的区别仅仅是：他们在台上演戏，我们在台下看戏。他们认认真真地表演，我们恭恭敬敬地欣赏。戏演完了，观众们起身向他们鼓掌叫好，他们则向全场的观众鞠躬表示谢意。”

我悄悄地计算了一下，杨先生所讲的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转瞬间，将近一百年过去了。她已经忘记了演员的名字乃至戏码的内容，但她却清楚地记得：后台并不神秘，演员并非另类，她有点儿喜欢上了他们，但不是fans。杨先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是感慨，还是怀旧，我不得而知。

话剧的后台，是演员们备战的场地

是神圣不可玷污的地方

如果说，杨先生对于后台的第一印象是通过一个孩童的眼睛获得的话，那么，她第二次进入后台，已经是天津中西女中高一年级的学生了。“那是1935年……”杨先生喝了一口水，开始讲她的第二个故事。地点依旧在天津日租界的一个戏院里，但台上演出的却是她盼望已久的被称之为“舶来品”的话剧。

她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场内没有旧式戏园子里那嘈杂的锣鼓声与时不时爆发出来的喝彩声，只有演员和观众之间的心灵交流和情感共鸣。“那是中国旅行剧团前来天津巡回公演，光是《雷雨》一剧，我就看了三遍。而且还大胆地写了一篇观后感《评中国旅行剧团〈雷雨〉的演出》，在天津的《庸报》上发表了！”

这段故事，杨先生已经讲过许多遍了，这一次的重点一定是在后边。果然，她掏出手帕擦了擦眼角，话题立即转移到了今天的主题：后台。

“我和几位同学从侧幕边悄悄地钻了进去，嘴上说是找厕所，实际上是好奇，就想看看那些深深地打动了我的演员们在后台究竟干些什么。”

于是她们东张张西望望，蹑手蹑脚地在各个角落转了一圈，奇怪的是并没有人注意她们，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候上场。“后台是那样的安静，一点儿不像我十年前看到的京戏班子。陶金在默默地背诵着他所饰演的周萍的台词，忽而仰头，忽而低首，在狭窄的后台走来走去，仿佛进入无人之地；唐若青坐在镜子前面化妆——她剪下一小块黑纸，贴在了门牙上，刹那间，一个豁着牙齿的老妇人，亦即那个饱经沧桑的鲁妈便活生生地出现了；只有赵慧深——那个既让人可怜又让人可畏的‘繁漪’，从我面前走过时回头看了我一眼，大概她猜出了我就是那个写观后感的小丫头……”

这场“探奇”，最多十分钟的时间，却让杨先生牢牢地记住了一辈子：话剧是一门严肃的艺术，表演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什么是后台？那是演员们备战的场地，那是神圣不可玷污的地方。

“瞬间，一股神奇的力量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我敬佩他们，尊重他们，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从事的是净化人类灵魂的伟大工作。”杨先生激动了起来，她推开我双手递过去的茶杯，又动情地讲了下去，“奇怪的是，在那阒然而静谧的后台里，除了我们几个天真幼稚的女孩外，并没有疯狂的戏迷去打扰。相反，倒是他们很有礼貌地看着我们，好像是对我这个‘评论家’表示感谢似的……”杨先生又叹气了，这次比上一次还要长，还要沉重。

应该说，就是从这一刻起，杨先生和演员们交上了朋友。尽管家教严厉的母亲始终反对，但她却从不视他们为“戏子”，而是当作亲密无间的知己。“我尊重他们，因为他们尊重艺术；我热爱他们，因为他们热爱艺术！”

中央电影摄影场的后台，没有化妆间，也没有休息室

杨先生将头倚靠在了身后的枕头上，她累了，微微地有些喘息。我静静地坐在她的身边，注视着她那祥和的脸庞，回味着她刚刚讲过的话。突然间，她睁大了眼睛，并且一把拽住我的手，“我还没有讲完！你万万想不到，我还看见过这样的一种后台——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后台！”

没有停顿，没有歇息，杨先生的第三个故事又开始了。那是1939年，已经是西南联大外语系二年级学生的杨先生利用暑假的机会，和同学们一起到昆明的滇池去游玩，正巧碰上了中央电影摄影场在那里拍摄故事片《长空万里》。这是一部讲述一群爱国青年逐步走向抗战前线，最终献身于航空战线的片子，导演是孙瑜，演员有金焰、高占非、白杨、魏鹤龄等。“这是我第一次看拍电影，大家远远地围了一个圈子，静悄悄地，屏住了呼吸。”

我也静悄悄地屏住了呼吸，等待着杨先生继续讲下去。哪知，她告诉我的是——“我的好奇，并不在白天的露天拍摄，而是在晚上的演出。可能是为了宣传民众吧，天黑以后剧组的全班人马，便借用寺院附近的一个广场，搭起台子演起了话剧。”

我查了一下资料，这批演员当年演出的剧目有《塞上风云》《群魔乱舞》和《故乡》等。但是作为“剧迷”的杨先生，偏偏忘记了台上的演出，她的脑海中深深镌刻着的，是那个让她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被称做“后台”的后台——“那是一块露天的空地，就在大雄宝殿前边的院子里。没有化妆间，没有休息室，只有几个凳子散放在院中的松树下，树干上挂着几面残缺不全的镜子。演员们就坐在那个摇摇晃晃的凳子上，对着镜子一丝不苟地化着妆，没有一点嘈杂，没有一丝声响。”

“他们可都是大明星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杨先生激动了起来，“《十字街头》《马路天使》《渔光曲》《大路》……这些片子迷倒了多少观众，震撼了多少国人！他们无一不是当年的影帝与影后，可是为了抗战，为了艺术，他们竟然忍受着这样的艰苦，却怡然自得，坦然相对！”

我默默地记录着杨先生的每一句话，不敢打扰她——多么生动而清晰的画面啊，它让我看到了一个个平凡而又崇高的身影。苍天为顶，大树为墙，月光作灯，星星作伴……这是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后台，编剧编不出来，导演导不出来，但它却是真真实实的存在！“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能够这般吃苦？”我的问话刚到嘴边，杨先生的回答已经脱口而出：“因为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明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戏剧工作者，一个抗敌战线上的文艺小兵！”

之后的某一天，是个星期日，杨先生没有课，演员们也没有演出和排练。于是白杨找到章曼萍，请心灵手巧的她为自己做个花布手提包；又于是西南联大的女学生杨苡陪着她俩一起去逛商店，挑来挑去，挑中了一块素雅的布料。白杨颇为客气地对着那个店员说了声：“对不起，打扰你了！”又于是三个人就像小学生一般，手牵着手走出了布店，没有人围观，没有人指指点点。

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杨先生竟然记忆犹新。这应该是当年那个“后台”的延续，更应该是当年那个“后台”的精髓所在。那天，白杨接过了她的新朋友杨苡的纪念册，亲笔题写了一句话：“打回老家去！”仅仅五个字，足以让20岁的女大学生明白了一切。

在越剧名角竺水招的后台，杨先生不再是看客，不再是观众

将近一个小时的讲述，杨先生的嗓子有些沙哑了。她指了指门口的一个铁皮盒子，我起身将它拿了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五颜六色的巧克力——“吃吧，朋友送的！”于是我们二人像孩子般地大嚼了起来。“好吃吗？”“好吃。”“喜欢吗？”“喜欢。”杨先生一直将我当作孩子，我也一直视她为母亲。我知道应该告辞了，于是将笔记本收进了提包里。

“怎么？准备走了？”杨先生惊讶地望着我，“我还没讲完呢！”难道还有后续？还有更加精彩的后台？我急忙坐了下来，等待着又一个新的故事的开始！

杨先生端起茶几上的茶杯，一口一口地慢慢抿着。她在思索，思索着怎样开始这个新的讲述。“……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故事了，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初。我认识了越剧名角竺水招，作为小生‘竺派’的创始人，她带领着她的剧团来南京演出。”

“我看过她演的《柳毅传书》，还有，还有……”似乎是为了“遮丑”，我这个对于越剧一窍不通的“戏盲”，赶紧冒充起了“内行”。

“后来《柳毅传书》拍成了电影，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为了照顾我的面子，杨先生转移了话题，“可是有谁知道，她还曾大胆地进行过越剧改革，排演过现代戏《家》！”

那次，她和竺水招的相识，便是通过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肖亦五的介绍，竟然一见如故。竺水招要见她，是因为她知道，杨苡先生和大作家巴金有着数十年的交往，要想排好与演好这部根据他的名著改编成的新戏，必须得向杨先生请教。于是，后台的故事便这样开始了：谈巴金，谈原著，谈改编，谈人物……杨先生甚至将家中的不少珍贵的资料都借给了她，并且还将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向巴金先生作了汇报。不多久，一个活生生的觉新在舞台上站立起来了，一举一动无不再现出小说中的那个既温存又懦弱的高家大少爷的形象。

“我钦佩她的认真，感动她的努力。从古装戏到现代戏的改革，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取得了成功，赢得了赞誉。”杨先生至今都记得那个剧场——就在新街口附近，就在胜利电影院的对面，名字叫做南京世界大戏院……“当年的那个轰动，你是无法想象的！”杨先生的兴奋洋溢在脸上。

我明白，我感动，在这个剧场的后台里，她终于不再是看客，不再是观众，她已经成为作者之一！

耄耋老人只能望门兴叹

天色渐渐地黯淡下去，我站起身来，准备告辞了。“杨先生，咱们的这篇回忆就以这个故事为结束！”兴奋之极的我忍不住将心中草拟好的提纲说了出来。“这将是一部别样的戏剧史，记载着一连串或深或浅或正或斜的脚印！”

“不，不，这绝不是它的结束，它的结束不在这里！”杨先生突然收起了笑容，坐起身来，一下一下地敲击着床边。我惊愕了，看着她那不停击点的手指，难道还有另外的“结束”？难道她的“这里”不在这里？

“那已经是到了21世纪初，算算看，我也八十有余了。”停了许久许久，杨先生终于又开口了，“我去北京看望哥哥，也顺便光顾了一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了一场久违了的话剧。”

那天，同行的是巴金先生的侄孙——亦即小说《家》中的“觉新”的孙子李斧。很早就听说过，李斧一家与濮存昕一家是世交，于是想当然地猜测，他们二人一定会去后台转上一遭。

“想不到，真想不到啊，如今的后台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杨先生的情绪渐渐平静了下来，她一边讲着，一边比划着：“两人一间的化妆室，里面应有尽有：巨大的梳妆台、宽敞的沙发椅……还有卫生间，独立的卫生间，整洁又干净。”

“杨先生，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还像当年一样？”我笑了。

“不，不，我说的不是这个！”她急忙打断我的话，却又嗫嚅着沉寂了片刻，“我要说的是，没想到，真没想到，通往后台的门竟然有人把守着，外人一律不准入内。其结果，不知费了多大的劲，转了多少个弯，才把濮存昕喊了出来——这还是靠着李斧的关系，否则我这个耄耋老人只能望门兴叹了！”杨先生的脸阴沉了下来，她不满，她不解，她一个劲地摇着头。

“大概是为了安全起见吧……”我不置可否地回答她。“如今的粉丝真可谓‘防不胜防’。”

她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这道门就这样关上了！是的，它确实阻断了那些疯狂的追捧者，但它也阻断了我的梦想，阻断了艺术家们和人民大众的联系。”老人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声音洪亮，字字清晰：“如果你真爱他们，就不要糟践他们！”

我被震住了，牢牢地震住了——这句话才是她今天的主题，这句话才是她心中的呐喊！别了，后台！别了，那五光十色的梦！

小雨仍在下着，我行在回家的路上；没有撑伞，任凭它打湿我的头发，打湿我的衣衫。“我那同父异母的姐姐，为了演戏病死在后台；大后方著名的话剧演员施超，为了演戏在台上吐血而亡……”杨先生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响。

我的心无法平静，我的泪无法停止。102岁的老人啊，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她爱他们，她要保护他们，她决不允许不懂得他们的人去糟践他们！供图/陈虹 赵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