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今天我们刊发一篇来稿。去年2月，春节时期，作者在养老院陪护母亲，她写下了这篇日记，真切感人，也很沉重。这是很多人面临的现实，也是大部分人的明天。文章很长，但很值得看完。


我在养老院陪护母亲的七天日记

文 | 小山


第一天

2018年2月14日，星期三，晴，大年二十九

上海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26号登机口。

今天是西方的情人节，也是大年二十九，这一趟我是和先生儿子一起回花溪老家看我妈。

说是“回老家”，其实，我是准备去养老院住一个星期。一年前，老妈在成都因肺炎引发心衰住院两周后，为了能有人随时关注到她的身体状况，也为了就医时使用医保方便些，我们兄妹仨决定把她送回贵阳，进了一家名叫“松溪”的养老院。

我们虽一致认为这或许是给妈最好的养老方式，但内心多少有些不忍，特别是二十多年来不断加深加重对老妈照顾程度的大嫂更是有着万般的不舍。今年是老妈在养老院过的第一个春节，大哥拍板：“我们要这样想：现在养老院就是妈的家，过年了，我们就一起回家陪妈过年。”我思虑再三，如果我们在养老院吃过年夜饭就走人，老妈会倍感凄凉，两个哥哥也会伤感，反正也是住宾馆，还不如我干脆就去养老院陪老妈住一个星期。于是，有了这样一个特别的过年方式。

十一点整，飞机准点起飞了。

* * *


贵阳热得出奇。养老院位于贵阳的郊区，主体建筑是一栋四层的楼房，依山势而建。以前那里是花溪机械厂的办公楼，房子很老旧，水泥地面，楼道的顶上还留着粗大的管道，改建成养老院后在楼道的两边添加了扶手，方便老人们扶着走。一楼除了监控室和厨房，住的基本都是瘫痪老人；二楼是有一定活动能力的老头和老太太们，各自分住两边，中间用铁门隔开；三楼是精神有严重问题的老人；四楼为办公室和员工宿舍。

老妈住在二楼。所有房间的布置都是一样的，老人们的床如同巨大的婴儿床，四周都是木栏杆，向外的一边有两扇门，有插销可打开，外加一条长长的木杠。床都比较矮，方便老人上下床。

楼房的外面是一个不算太小的院子，种着一些简单的花草，两边放置了许多长椅，据说天气好的时候，护工们会扶或背老人们到院子里来晒晒太阳、活动活动。

再往远处就是农家的田地、两口鱼塘、种植草莓的塑料大棚，不时还可看见随处觅食的鸡鸭、土狗和山羊。

晚饭后，说了一会儿话，先生和儿子回宾馆了。护工袁姐来安排老妈睡觉的事情，她哗啦啦从床下拉出三个塑料盆，扔在我面前，眼皮也不抬一下地交待道：“这个是洗脸盆、这个是洗脚盆、这个是洗屁股的。”

然后，用手一挥门背后的一排毛巾：“这个是洗脸的、这个是洗脚的、那个是洗屁股的。”

她说得实在太快，我小心地向她再求证一遍，她很不耐烦地吼道：“哎呀——，给你说，你也搞不清。”一边训斥我一边动作迅速地做完了一切，然后摔门而去。

见她走了，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搬了个塑料小凳子，坐在老妈床前，握着她的手，想和她聊会儿天，但她除了简单的回应，只是点头或摇头，基本上都是我在说。

晚上十点，医生来查房，大声与老人们打着招呼，说着祝福的话。看见我还未上床，特意嘱咐我早点上床，也好让我妈早点休息，免得她白天精力不济。我听话地上了那张平时是护工睡的床，木床有些硬，还有点嘎吱作响，被子是实心棉做成的老式被子，估计有十来斤重，盖在身上感觉翻身都困难。躺在这恍如隔世的床上，长明灯就在头顶上，想着每隔两小时一次的查房，我觉得自己恐怕会彻夜不眠了，心里倒也坦然，反正从明天起除了陪老妈，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在等着我。

半夜十二点，突然听到有人开门进来，是一个男性保安。因为提前知道是工作人员，我尽量控制着自己别扭的感觉。甚至还惊喜地发现，我刚才竟然睡着了一会儿。这一点小惊喜让我立刻彻底清醒了过来，无法重新入眠，再次看时间时已快凌晨两点，惦记着又要查房了，更不敢入睡。听见老妈咳嗽，赶紧起身去看，老妈睁着眼，精神比白天好，她笑眯眯地问我怎么起来了，我说听见她声音来看看，问她要不要换一张尿片，她摇摇头说不用。我说已经过了两点怎么还不见人来查房，她悄声说：“这两天后半夜都没人来。可能是因为快过年了，人手少。”

不知是夜里灯光暗淡还是老妈来了精神，我觉得她的眼睛亮亮的，想起去年夏天来看妈时，儿子说她的眼睛像小孩子的一样单纯，不可思议。或许人真的是轮回的，老人在最后的时光又变成了小孩。

和老妈聊完天，我上床继续睡，刚眯眯糊糊要睡着，突然听见8号房间有人大声叫喊。我一下子坐起，定神细听，原来是里间的阿婆说梦话。下意识地，我像哄儿子小时候夜里说梦话时一样脱口而出：“不要怕，我在这里，乖乖睡嘛。”只是这次用的是贵阳话，竟然也管用。

第二天

2018年2月15日，星期四，睛，狗年除夕

早上六点零九分，袁姐开门进来叫起床，我赶紧穿衣下地。有了昨晚的教训，不敢劳动袁姐，我开始帮老妈洗脸、漱口、梳头、装假牙。见状，袁姐去照顾其他阿婆了，转了一圈回来，她看见我忙乱的样子，从鼻孔里发出不屑的声音，也不理我，只是端走了洗漱后的脏水。

早饭是煮得很软的面条，里面放了肉末和萝卜，护工给每个老人都盛了大半碗，是不锈钢碗，像幼儿园小朋友用的碗。我也有一碗，只不过是瓷碗，面条有点辣，我没吃完就放下了。妈吃得很慢，我开始喂她。

老妈和其他老人一样穿着一件暗红色方格子的围裙，这是养老院为每个老人吃饭时准备的，以免汤水饭菜洒出来弄脏了衣服，上面有各自的号码，老妈是61号。这让我想起儿子在幼儿园时围着的口水巾。吃饭时，有的老人手颤抖着，面条顺着下巴滴下去了；有的老人倚靠在铁炉子的边上，缓慢而吃力地将面条扒拉到嘴里；还有一位婆婆的身体被布条绑在轮椅上，她几乎无法单靠自己坐稳……看着这些东倒西歪嵌在各式椅子里的老人，我心里滋生出一种无法言喻的难受：“老了，就一定会是这样吗？”

吃完饭，帮妈漱了口，坐在饭厅里，给妈剪指甲。外面蓝天白云，室内光线很好，感觉老妈的手指甲有些脆了，但不是很硬。剪完指甲，捧着她的手，我讨好地说：“妈，你看你的皮肤还这么好，脸上和手上一点老人斑都没有，还这么柔软。”

老妈矜持地抿着嘴点了一下头。

拢了拢老妈额前的头发，我又说：“你的头发也那么好，才有一点点白的。”

旁边的一位阿婆也说：“就是，你妈的头发好好哟，我儿子的白头发都比她多。”

老妈摸了摸自己的头发，微微一笑，仍没有话。

想引起妈说话的兴趣，记得前些年每次向她汇报我的工作情况时，她总是反复叮嘱我身体要紧，不要天天忙于写文章，于是，我说道：“我今年要在英国出本书。”

以为这样的话会引起老妈的不满，哪怕她训我两句也好，但妈只是“哦”了一声，并没有以前那样的反应。

我找不到再接下去该说的话，只好握着她的手，轻轻按摩着。其实，这两三年来，我们都已明显地注意到妈的话越来越少了。去年夏天回来时，老妈在花溪医院住院，我每天去陪她，没有什么话说，不知该如何与她相处，感觉时间很漫长，后来我只是长时间握着她的手，轻轻按摩，不再说话。她则会不时睁开眼看着我，无声地微笑。那时突然想：或许现在对于她来说言语已是多余，她在用另一方式与世界交流？

* * *


客厅里，还有几个老人在等着家人来接，准备回家过年。结果一上午几乎听了一部养老院的宫斗，都是袁姐在与其他阿婆们聊天，内容是袁姐与刘姐之间的不和。其间，唯有老妈一言不发。我则是一边给妈剪指甲按摩手脚一边听她们说话。

袁姐收拾好了碗筷，回到客厅里，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大声叹着气。王婆婆关心地问：“心头不舒服啊？啥子事情吗？”

袁姐愤愤然道：“老子不干了！”

众婆婆齐声问：“为啥子？”

袁姐翻身坐起，一开口就颇有气势：“同行多嫉妒啊，我做得多、做得好，人家就有意见，就不舒服啦。”

然后她开始抱怨：“早上我不喜欢吃面，就想吃点剩饭，厨房还说我搞特殊化。人要干活，不让吃饭，咋子得行？我做完这个月不做了！”

赖婆婆表示同情：“哎哟——，大家都是打工的，何必为难别个嘛！”

王婆婆很有高度地评论道：“中国人就是喜欢搞内讧，没得意思！”

袁婆婆出了个主意：“你直接找院长说嘛，不要理那个刘姐，她也是打工的。”

杨婆婆附和：“对嘛，阎王好见，小鬼乱缠。”

赖婆婆想安抚袁姐：“我们支持你。人家《水浒》里面都说一个好汉还要三个帮了嘛。”

王婆婆高瞻远瞩地说：“大家一起好好做，领导看得到，群众也看得到。”

得到众婆婆的安慰，袁姐更来劲了，“刘姐觉得她做的时间长，是老员工，她就有功劳，就指手画脚的。”

“我是做得有点粗，但也尽心噢，该做的活路一样都没得落下，一定都会做到。

“我说话声音是大，不会当家属的面对你们温柔，有些子女就对我有意见。但你们子女不在的时候，我也没得不管你们嘛。

“她这个人，我评价就是会做小动作，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不得真心对你们！”

杨婆婆小心翼翼地：“我们也看到的，有时候我们都想说，但是不敢说，觉得她自己心里头应该晓得才对嘛。”

袁姐表情诚恳地拍着双手说：“我承认我搞得不是全好，但尽量每个人都搞一下的嘛。”

“至少不能让房间里面臭哄哄的、你们身上臭哄哄的嘛。”

赖婆婆下意识地小声说道：“现在就我们几个人，我们就说一下她嘛。”

袁姐理直气壮地：“她做得不对，我当面都会说她。”

王婆婆表示理解：“你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我们晓得。你是有哪样就说哪样的人。”

袁姐终于实话实说了：“其实我不是不喜欢吃面，我是不喜欢吃太软的面，给老人煮的那种烂糊糊一样的面不好吃。”

* * *


看见老妈开始打瞌睡，我也走神了，这才发现儿子早先发微信给我，说他发烧了。爸爸出去找药店买药去了。

再一看手机上有几个未接电话，都是先生打过来的。我赶紧再打过去，他说他在找大年三十仍开门的药店，估计是昨天白天太热，晚上有温差，儿子还有点高原反应，所以发烧了，但应该不是太要紧。还说他们早上走了很远的路最后又折回宾馆时才在路口买到了油条和豆浆……我有点心不在焉地听着电话，想着该扶老妈上厕所了。

养老院里除了正式的卫生间外，为方便老人，主要使用坐便器。客厅的外间就放着三个坐便器，我想把老妈扶起来，慢慢走过去。但她几乎一站起来就往下倒，我完全扶不住，弄得我几次都差点和她一起摔下去。

袁姐看见了，大声地叹着气，“你家这个姑娘哟——！”

她走过来一把将老妈扶起来，“她扶你不行，我扶你，你咋子就能走了嘞？”

我默默无语。

中午十二点，除被子女接走的老人外，加上老妈还有两个婆婆，她们各自回房间午睡，我们也回了房。

午睡后，想扶妈起床，突然直觉不太对——果然，她把大便拉在尿片里了。不想喊袁姐，也觉得她说得对，这些天就应该是我来伺待老妈，于是我努力表现出淡定的样子：“没得事，我来帮你。”

但实际情况远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轻松，因为老妈几乎完全不动，为了尽量不把床单弄脏，我得将她的下半身抬起来，但我发现自己根本上搬不动她，只能一点一点地挪。我在脑子里迅速地过了一遍自认为是必须的程序：第一步，先用卫生纸擦一遍；第二步，务必小心地把尿片包起来扔掉，千万不能让里面的大便漏出来，否则局面会更加失控；第三步，用湿纸巾擦第二遍，注意不能留下死角；第四步，打一盆热水来擦洗。最后，要换掉妈全身的内衣裤。总之，一切动作都应该快速利索地完成！OK，开始行动！

打开尿片，再三提醒自己不能皱眉头，动作要轻柔，语气要平和……结果是：我几乎用掉了整整一卷卫生纸，手上也碰到了大便，更糟糕的是，我每一次挪动她时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却只能搬动一点点，我大口地喘着粗气，顾不得有什么气味，感觉以前从不觉得有问题的腰像是要断掉一样，中间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了三次，早已忘记了要屏住呼吸快速处理完此事的念头，也不知道究竟花了多长时间。其间，我不断地抱歉着，为自己忙乱而又不够专业的处理手法，没想到老妈竟一脸慈祥地对我笑了笑。我用还没有洗过的手撑住腰，也努力地回了一个笑脸。

* * *


下午四点，大哥一家来了，二哥和他儿子来了，先生带着还发着烧的儿子也来了。二哥问老妈：“看一下，哪个来了？”

大哥大声问：“我是哪个吗？”

又指指我嫂子：“还认得不吗？”

再把他女儿推到老妈面前：“这个又是哪个呢？”

妈稍有点迟疑，但最终还是叫出来了孙女的名字。她又缓慢地一一叫出各人的名字。

大哥满意地说：“喔——，就是，老妈还是记得到我们的嘛。”

他继续用当兵时习惯了的大嗓门和老妈说着话，她也努力地回应着，感觉妈的表情比昨天看见我时要丰富一些，精神也好许多。

大哥感叹道：“好久没得这么闹热喽，起来走几步嘛。”

大嫂和二哥都极力附和，老妈先是摇头，迟疑再三终于同意：“走噻。”

于是，大嫂熟练地扶起妈，毫不吃力，二哥拿来助步器，老妈在二哥明确的指令中、在大嫂的鼓励和搀扶下，缓缓地但同时也是稳稳地移动着脚步，全然不像上午和中午时那样颓废无力。我不想除夕之夜告诉他们我刚才的狼狈，只是开玩笑地说老妈欺负我，但心里更明白是自己太笨也太没经验和力气，不足以支撑起老妈衰老的身体。

从早上到下午，养老院二楼的绝大多数老人就被各自的子女接回家过年了，除了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一个似乎从未有子女来看望却显得格外开朗的阿婆，就是来陪老妈在养老院过年的我们一大家人。为此，院方专门将客厅留给我们使用，而将那两个老太太暂时移到男区那边，与另两位不回家的老头一起吃养老院为他们准备的年夜饭。

晚饭前，二哥给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发了香烟和红包，感谢他们一年的辛苦工作。

我们的年夜饭是二哥从外面的饭馆预定的，又带着几个孩子去搬了上来，一家九口围坐在大铁炉子边，三个男人开了一瓶茅台酒，我和大嫂分别坐在老妈的两旁，负责给她夹菜添汤。吃到一半时，二哥让我把他的酒杯递给老妈抿一口，结果发现老太太有点意犹未尽的样子，于是就又让她再喝了两小口。见老妈能喝酒，两个哥哥都挺开心的。其实，我记得小时候，妈累了时，晚上就会打开柜子拿出一瓶茅台酒，自己倒上一小杯，慢慢喝。那时并不觉得茅台是什么稀罕物。

席间在大哥的带动之下，儿孙一辈欢声笑语不断，老妈仍是少有话语，只是偶尔在两个儿子的询问声中简短地答应一声。

大哥喝了酒，兴致很高，说了不少老妈以前在成都和他们一起住时的笑话：

“你们不知道，我们吃了好多年的地沟油！为啥子？是后来才发现的，原来妈为了节约，总是把抽油烟机里的废油倒回油瓶子里去。给她讲了那个油不能吃，她就是不听，最后我只好每次清洗完抽油烟机后，把螺丝拧得很紧，她打不开，这才算了。

“姑娘换下来的脏衣服丢在洗衣篮子里面，如果不及时洗掉，就会被老妈扔掉——因为她总以为那个篮子是装垃圾的。

“老妈在家，看见地板上有一小点垃圾就要捡起来扔掉。她有高血压，我怕她弯腰下去会摔跤，经常跟在她后面帮她捡。后来她发展到捡外面的落叶，哎呀，害得我像扫大街的环卫工一样，一到秋天，每天一大早就要去扫落叶。

“前十年，每天中饭是老妈做饭喊我来吃，后十年就是我做饭给妈吃。

“她后来忘记了怎么煮饭。为了教她煮饭，我想了好多办法噢：先把米量好、水放好，再让她用另外的盆来淘米，然后放锅里面。

“哎哟——，比我自己做都麻烦！不得办法嘛，要让妈锻炼噻。

“最后还是不得行。

“我还给老妈搞了个闹钟，不是普通的闹铃声，里面录的是我的声音，每天定时叫‘老妈，该喝水了’、‘老妈，下来吃饭’……

“哎呀——，你们是不晓得，老妈的笑话多得很！”

二哥说：“不过，我记得老妈以前凶得很哟！不管是啥子事，也不管会不会做，最会的就是跟人家讲道理，头头是道的。”

“现在，她有时候又不讲道理得很，错了也不肯承认。有一次她弄错了，我问她‘那咋办呢？’她说‘错都错了，就不办了嘛。’我说‘你以前的学生犯了错，你会不会就算了嘛？’她说‘不行。’我说，‘一样的道理嘛，不然你咋子教育学生呢？’她不哼声。”

大家都笑了。

这其间，老妈一直听着，脸上的表情不多，偶尔小声嘟囔几句。那一刻我意识到，老妈是真的很老了。

第三天

2018年2月16日 星期五，大年初一，晴

今天天气晴好，阳光灿烂，一早，外面就停满了各种车辆，各色衣着光鲜的子女们带着自己的子女来到养老院，将父母重新送回养老院，并在此盘桓半日，交纳下一年的费用，也再陪陪父母。傍晚时光，这些车辆渐渐离去，楼道里的大红灯笼也关掉了，客厅门上的春联虽未褪去，但整个养老院又慢慢回复到往日的安静与寂廖之中了。

老人们稀稀拉拉散坐在客厅里。有的围坐在茶几边的沙发上，有的坐在代步的轮椅里，还有一个坐在窗边的藤椅中。她们相互之间一言不发，只是呆坐着，有的或是坐得太久，杵在那、弓着身、头垂在胸前沉沉睡去。

基于昨天的经验，今早起来后觉得自己要在这一个星期里完成护工每天的日常护理工作似乎不太可能，一方面明白自己的有心无力，另一方面也深感护工的不易，我塞了三百块钱的红包给袁姐。这是我从未做过的事情，很不习惯这样的操作手法，感觉当时特别难堪。但之后，袁姐的态度倒的确是有了很大的改变，对妈的动作温和了不少。

大哥一早就来了养老院，一直想哄老妈说点啥，即便老妈不说话或说得很简短，也并不会破坏大哥说话的兴致。他要么引老妈回忆过去的时光，实际上是他自己在回忆；要么带领我们一起回忆小时候：

“我记得小时候老妈带我回宜宾，宜宾的燃面很好吃，还有黄粑、醪糟蛋……”

我说：“我从来没有回过宜宾。”

大哥问老妈：“咦？你啷个没得带她回去过呢？”

老妈简短作答：“她那时太小喽。”

她仿佛已没有力气给我们讲很久远的故事了。

大哥继续回忆：“后来，老爸老妈被下放到大山洞的农耕学校，二爸来照顾我们。他是我们家的功臣……”

说起大山洞，二哥来了劲：“上次老家来人看妈，三爸说，在大山洞的时候，我大概才四五岁，有一次是哭起回家的，他问我：‘和人家打架了？为啥子嘛？’我说，‘有人欺负我家妹。’三爸问：‘打赢没得吗？’我说没打赢。三爸大笑，说：‘好，明知打不赢还敢打，有骨气！’”

的确，我小时候的许多记忆都是两个哥哥为了保护我或是因为被骂“狗崽子”而和别的孩子打架。但他们打完后，无论输赢，时常都是老妈接着就得去向人家赔礼道歉，因为我们是应该被工农兵改造的对象。

我不想过年说那些，为了活跃一下气氛，就对二哥说：“你是帮我打架了，但小时候你也没少骗我吃的。托儿所放学发的糖，我总是给你留着；妈分给我们三个的水果，我的那一份有一半都是被你吃掉的……”

两个哥哥哈哈大笑：“就是！”“就是嘛！”

大哥又像是想起什么似的问老妈：“你是属啥子的呢？我忘记啰。”

妈懒懒地说：“不晓得喽。”

大嫂启发道：“妈，你是33年生的，应该是属鸡嘛。”

大哥说：“对头，记到起你是属鸡的，去年是你的本命年，所以生病。今年已经是狗年喽。

“你去年84。俗话说84岁是个大难关，现在过去喽就好喽。”

我赶紧附和：“对嘛，民间的说法是，只要活过了84岁就随便活啦。”

二哥也说：“妈肯定是长寿的相。能吃能睡的，现在各项指标也都好。”

大哥又说：“就是嘛！你是你们张家活得最长的人，你是寿星的命。”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想将去年的晦气赶走，希望老妈今年能够健康起来。

第四天

2018年2月17日，星期六，晴，大年初二

清晨，天还没亮，听见老妈在床上有动静，我起身问道：“醒啦？”

她“嗯”了一声。

我又问：“想起来啦？”

妈小声地回应我：“我想起喽。”

我摸出手机，一看还不到五点半，想来她是想要解手，我赶紧答应着，披衣下床。掀开被子，解除尿片，把老妈扶着坐起来，给她说：

“现在你要坐到坐便器上去，你自己站起来，你可以的，我扶着你。哎，对，就这样，抬脚，迈腿。哎，很好！就这样，非常好！继续走……”

我们终于挪到了床边的坐便器上，扶妈坐下，我感觉到老妈在努力着，想减轻一点我的负担，我也的确觉得比前两天轻松了不少。

她刚坐下去，我就闻到了味道，她大便了。我顿时十分感动，猜想她之前一直忍着，没有拉在尿片里，最后又通过弄出声音来叫醒了我。她这是在体贴我的不容易，想必是那天我的狼狈状她看在了眼里，她想帮我，让我轻松一点。我立即表扬她，说她今天很棒，很有力气，都是自己站起来、自己走过去的，更关键的是她自己起床解手的。我这样说时，老妈的脸上露出一丝丝轻松的表情，微微笑了一下。

收拾好，把妈推到饭厅里，一个阿婆走了进来，我认识她，她是我中学的语文老师，姓杨。但她早已不认识我了，因为她已失智。杨老师穿着干净整齐，能自己走路，也喜欢和人说话。她走过来，对着我和老妈分别鞠了两个躬，说：

“你们好！我可以坐下吗？”

我笑着说：“你请坐。”

她坐在了老妈旁边的椅子上，又立马站起来转向老妈，恭恭敬敬地问道：“请问我可以坐在这边吗？”

老妈缓缓地转过头去，矜持而庄严地点了一下头，拿足了一个富贵老太太的架式。

想当年老妈本就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城里有盐铺、糖坊，乡下还有田地，她小时候兄妹四人的日常生活都各自有专门的佣人伺侍。解放后，外公顺应时代，开仓放粮、分田分地、家产交公，得了个“开明乡绅”的头衔，四个子女也纷纷地或下乡进厂或远走他乡投身到新的生活之中，努力改造自身。老妈大学毕业后坚决要求到贵州支边，之后与出生城市平民却凭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又留学苏联的父亲结合，原本以为从此会重新过上好日子，但在那个运动不断的年代，她的出身问题，再加上我父亲回国后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苏修特务”等帽子，让她历经了各种运动和磨难，变得顽强而乐观，同时也粗糙了许多。特别是在我爸去世之后（当时她才43岁），她以许多人都无法想象的韧性和勇气将我们兄妹三人抚养成人。

我一直觉得她很有力量，同时也是一个很开朗且乐于助人的女子，只是以前我们也总嫌她话多啰嗦。

这五、六年、特别是近一两年来，她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不再给我们各种琐碎的指导，不再操心我们的身体或工作，对别人似乎也变得冷漠了。在养老院，她是公认最高冷的一位，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护工问她问题，她也只是缓慢而简短地作答。别的老人找她聊天，她多不予理睬，挺多是笑笑或点个头。

杨老师坐下后，开始和我聊天，“我们这里好，大家都很亲近，我们不吵架不打架。”

又指了指我妈，“她不爱说话，我们几个说。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啷个办嘛？”

她好象是在和我说话，又好象是在自言自语。过了一会儿，她一脸茫然的站起来，向客厅的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 * *


今天，客厅里的铁炉子倒风，虽然打开了通风扇，但仍不解决问题。煤炭燃烧的味道很呛人。我把老妈推出去，到二楼的大阳台上转了两圈，站在阳光下晒晒太阳，蹲在她身边给她搓搓手，按摩按摩。十点钟推老妈回房间，想帮她解个手，她又变得挪不动脚步，好不容易把她抱上了坐便器，却没办法让她稍微起身脱下裤子。试了几次都失败了，我只好出去找人帮忙，看见一个年纪比较大、名叫罗姐的护工，赶紧过去笑着请她来搭把手。罗姐身板挺直，但脸上已堆满皱纹，估计是快六十岁的人啦，她平时只负责打扫卫生，不负责照顾老人。但听见我叫她，还是毫不犹豫地跟我进了房间。我过意不去，等她把老妈重新安顿好，塞了一百块钱给她。

中饭前，她又过来和我聊天。我问她是哪里人，

她说：“是大山洞的，现在属于白云区。你恐怕不知道吧。”

我惊喜地说：“我小时候就在大山洞呆过。我妈以前老跟我说，当时我身体很不好，容易生病。有一次感冒，喝咳嗽糖浆时喂得太急，堵住了呼吸，还好邻居是一个被下放的医生，立即给我做人工呼吸才把我救了回来。”

罗姐见遇到了同乡，很是亲热，又和我聊了她两个儿子的情况。末了又小心翼翼地问我是否有四十岁了，

我笑答：“我都过五十了。”

她连声称：“不像，不像。”

又感叹城里人不用辛苦做活，长得嫩，不象她快六十岁的人了，还要打工挣钱。我心有同感，但嘴上却只能说：

“多动动，身体好。

“各人能干的事情不一样，但都挺重要的。”

她欣然接受了我的说法，“就是。坐在家里面闲到起也无聊，还不如做些活路，挣点钱。”

* * *


午睡后大哥和嫂子过来了，今天是大哥的生日，难怪中午休息时老妈问了我好几遍大哥什么时候来。大哥说：“我们家里人从来不过生日。但在成都时，每年的这一天妈都会给我说一声‘生日快乐！’”我答应着他的话，但不敢深谈，怕他会伤感。

下午，我们把老妈推到大阳台上，外面阳光明明媚，有四只山羊、两只土狗在冬天荒芜的田地里奔跑着，鱼塘边还有两个人在钓鱼，马路的对面是一排排的草莓大棚。大哥和嫂子把妈扶着站起来，让她抓着铁栏杆慢慢地挪动着脚步。大哥大声地发出各种指令：

“抬脚，抬脚，对，就这样，很好，很好。腰杆要挺起来，抬头。

“往右边迈腿，手先抓住栏杆再迈右脚。看见那三只羊子了吗？咦——，今天有四只，看见了吧？土泥巴色的。

“现在往左边走，看见桔子在哪里了吧？走到桔子这里，脚踢到桔子就可以往回走喽。

“对，就这样，你看你走得很好嘛！继续！

“哎呀——，刚才有只喜鹊从面前飞过，你看见了吧？肯定是好兆头。

“腿不要弯，站直喽。眼睛看前方，找找那两只黄狗跑到什么地方去嘛。

“再站一会儿，今天是可以的。你是有力气的，不要害怕嘛。”

* * *


晚饭后大哥和大嫂回了宾馆。我白天有点拉肚子，还有点头痛。到了晚上，拉肚子的情况仍无好转，担心夜里会加重，八点钟，袁姐帮老妈洗漱完毕上床后，我决定去找养老院的医生要点药。楼上楼下穿过重重铁门，终于找到医生邓姐，她诊断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能是我饮食不习惯或是水土不服，最后给了我一包脱石散和一瓶霍香正气水。我拿着药，回房间。推开门时，眼前的一幕吓得我魂飞魄散：老妈坐在床边，压床栏杆的木杆被掀翻在地，一边的插销已经打开，另一边的门没能打开，因为她把自己的两条腿插在了里面，整个人被卡住了。老妈仅穿着内衣，头发凌乱地困在床栏里，像个孩子一样求助地望着我，嘴里喃喃地说着：

“你去哪了嘛？我喊你了，你不在。”

我的心狂跳不止，扔下手里的药，慌乱地跑过去，“对不起，对不起，妈。我以为你睡了，我出去了一下。你要干哪样？我来帮你。”

“我想起来，我要解手。”

“好，我扶你起来。”

解完手，重新上床。凌晨，突然听见一阵拔弄插销的声音，我猛地坐起来，看见妈又坐起来了，她笑眯眯地望着我，

“几点了？我想起来，我要解手。”

“好，好，我来噢。你等一下啊，我马上就来。”

“我问你现在几点了嘛？”

“现在五点五分。”

“搞这个栏杆干啥子吗？太麻烦！”

“就是，我也觉得麻烦。”

“搞得像防小娃儿样的，我又不会掉下来。”

“就是，你又不是小娃儿。”

“这个被子也重得很。”

“我也觉得太重，翻个身都困难。”

“就是。”

我和妈有一茬没一茬地聊着，心里窍喜：妈愿意开口说话了。

“妈，你有事就叫我，很好。

“你看你自己是可以站起来的，哎——，对头，走得很好，就这样，再走两步就到马桶了。

“现在解好手了，还睡吗？”

“这么早，我们再睡下嘛。”

“要得，我们睡嘛。”

“我不要这个栏杆噢。”

“要得嘛，我们不要了。”

“我也不想夹尿片喽。”

“好嘛，不夹就不夹嘛。”

再躺下时是五点二十三分。因为没有上栏杆，我心里担心，不敢睡着，侧身躺着，不时睁开眼看一眼妈，见她好好地没动，就再闭上眼。蒙胧中，突然听见门响，我以为是老妈又起来了，一下子从床上惊跳起来，结果是袁姐！时间是五点四十九分，平时该起床的时候了。

她见床栏敞开着，连声说：“不围起？太危险！太危险了！不得行！不得行！”

老妈回嘴：“我又不是小娃儿，不会掉下来的。”

我不敢附和，只是在袁姐身后冲老妈扮鬼脸，她也冲我会心地笑，我们像两个联合起来对付大人的小孩子。

老妈似乎还不肯罢休，又对袁姐继续抱怨道：“这个被子也太重了，压得我好累。”

这回我赶紧附和，“喔！我也觉得好重。有几斤吗？”

袁姐答道：“八斤一床，是两床叠在一起的。”

我惊呼：“十六斤啊！”同时冲妈点了点头，表明我俩之前的猜测没错，妈也从袁姐的胳膊下抿着嘴冲我得意地笑了笑。

这一晚上的折腾，真是让我又惊又喜！受到的惊吓是不小，也发现了问题：老妈是一到晚上（特别是半夜以后）就比白天清醒，更愿意说话也有更多动作，但这或许是医生和护理人员都不愿看到的情况。但喜的是，不管怎样，妈有事会叫我了，而且意思表达得很清楚，还会象个孩子似的冲我笑、向护工抱怨她不喜欢的事情。希望这是个破冰的信号，她在白天也能慢慢多一些言语和动作。

第五天

2018年2月18日，星期日，多云转阴，大年初三

早上洗漱完毕，来到饭厅，老妈又恢复了静默状态。从夜里的好动说话再次转为昏沉的样子。

大哥和嫂子今天的飞机回了成都。午后，我把老妈推到阳台上，天气暖和，但不见昨天的土狗和山羊。老妈又有点昏昏欲睡的样子。我正要提醒她别睡，忽然，她睁开了眼睛，注视着左前方。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只见隔离窗上有两只大大的飞蚂蚁，老妈慢慢地弯腰向前倾、缓缓地伸出手，一下子就把一只飞蚂蚁按在玻璃上了，捏在食指和中指间，慢慢缩回手，然后毫不留情地把它撕碎。看着这如电影慢镜头一样发生在眼前的一幕，我有点反应不过来，心里好象有点紧（我平生最怕虫子），觉得有些残忍，又觉得妈的眼睛还挺好的，而且身手还不错。

又一只蚂蚁飞过来……同样的慢镜头再回放了一遍。过了半小时，不知从哪里爬来一只我们小时候好象叫它“臭屁虫”的倒霉蛋，这一次，老妈慢慢地把右脚伸过来，它不知是计，慵懒地爬上老妈的棉鞋。老妈不慌不忙地把脚抬起来，抬到手能够得着的地方，一把抓住它——真是一场完美的诱捕！

我急忙在心里祈祷，恳求老妈别捏这个虫子，因为我记得它的气味很难闻，而且它有成人的一节小手指长，还有硬硬的壳，觉得老妈可能也没有力气撕碎它。但却见老妈仍然缓慢而坚决地将它撕成了两半，一股浓烈而难嗅的味道弥散开来。老妈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慢慢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巾擦了擦手，将纸巾叠好重新放回口袋，然后闭上了眼睛。

又是半小时过去了，不知从哪里又飞过来一只蚂蚁。这次我的心揪起来了，拼命想给它使眼色让它别过来，又绝望地想：它肯定不懂。但只见它飞到离老妈还差一两指的地方时便盘旋不前了。老妈往前试探了几次，都不能得逞。为了转移老妈的注意力，我急中生智，想起我随身带的电脑里有一些去年让学生帮我下载的80年代的相声、评书和歌曲。赶紧问她想听什么，她一如既往地摇了摇头。

我不死心，继续问：“姜昆的相声不是你最喜欢的吗？……那么冯巩的呢？”

“评书怎么样？小时候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你都和我们一起听的。”

她还是摇头。抱着最后一博的想法，我死缠烂打地继续问：“那么老歌呢？《九九艳阳天》？《洪湖水浪打浪》？……”

老妈终于点了点头。我松了一口气，开始放音乐，那只侥幸逃走的虫子也再没回来。老妈的表情开始慢慢轻松下来，闭着眼欣赏音乐，只要曲子一停下来，她就会转向我的方向，微微抬一下眼皮，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睁开眼睛，我便立马如得到皇太后懿旨的小李子一样赶紧找下一首歌曲，并大声报出曲名，老佛爷首肯了，就点播放键……

晚饭后，袁姐在训斥赖婆婆不听话，我不想继续呆在饭厅里，就把妈又推到了阳台上，不到六点钟，太阳还没下山，天光依然还在。我坐在妈的轮椅边打电话，突然发现妈又弯下了腰，并用手指了指地面，我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又一只臭屁虫缓缓地爬了过来，而且比上一只更大。回头看见老妈饶有兴致的样子，我在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各种念头：

“看来老妈找到了新的兴趣点！

“这真是个意外，也是个惊喜。一定要告诉二哥，春天来了，会有不少虫子出没的，妈有玩的了。

“但是，但是，至少现在，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她撕碎这只臭屁虫了。

“怎么办？怎么办？”

我装作兴趣也很大的样子和妈一起俯身看着这只臭虫，终于冒出一句话来：

“记得小时候你告诉我这种虫子叫啥子？”

“响屁虫。”

“哦，对，就叫响屁虫。想起来了，它很臭的。”

“嗯。”

“那你别把它弄死，会很臭的，太难闻了。”

我孤注一掷地恳求着，并不真的指望老妈会放过它。悄悄用眼角瞄了老妈一眼，她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了。于是，我和老妈两个人一起弯腰俯身兴致昂然地（其实我是在提心吊胆又拼命忍住恶心的感觉）注视着那只丑陋的虫子缓缓地从我们眼前爬走，直到消失在墙角。

* * *


看完臭屁虫回来，我想把妈先扶到坐便器上，她不肯。我想袁姐也快来安排她睡觉了，便也没坚持。结果等袁姐来看时，发现她又拉在尿片里了，而且已打湿了棉毛裤、毛线裤和外面的棉裤。袁姐把妈放到坐便器上，准备帮她换掉打湿的衣裤，这时有别的老人叫袁姐。我镇定地让袁姐去帮别人，自己来搞定老妈。找出要换的裤子、脱下打湿了的三层裤子、将干净的棉毛裤和毛线裤套上一半、在妈的腿上盖上一条毛毯、出门打热水、帮妈擦洗好身子、抱着她两个人一起慢慢挪动到床上，尽量轻轻地把她放下、再盖上被子。

然后俯下身、贴着老妈的脸小声地说：“妈，我知道你是怕我抱不动你，所以不叫我。你真好，还是你照顾我。但以后要解手，一定要叫人，这样你自己会舒服很多，其实别人也会轻松一点的。”

老妈乖乖地点了一下头说：“好。”

我不去想这样的叮嘱是否有用、老妈是否明白、能否记住，只是想让她当时感受到，发生了这种事情，也不会有人埋怨她，至少我们不会。

不过，这几天多是在没有别人帮忙的时候老妈要么把大小便拉在身上了，要么半夜起来要解手要逃出床栏。这让我一方面担心我走之后，再出这种情况，没人发现，她会很长时间不得清洗，会很不舒服，甚至可能会出危险。另一方面，其实我有些困惑，我不明白，老妈是因为体恤我不够能干、力气也小，不想麻烦我；还是因为她真的有些糊涂了。但我宁可相信是因为我小时候时常生病，让老妈操心不少，现在老天要我用这种方式来还，而等我走了，她就会重新好起来。

的确，我童年时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事情之一就是，半夜发烧，迷迷糊糊之中，看见老妈在收拾包袱准备送我去医院。那时，花溪的三所正规医院的儿科从医生到护士都认识我，我是那里的常客。但当时能感受到的不是老妈的辛苦，而是发觉我一进了医院，老妈似乎就放心了，整个人的表情也会轻松下来。记得有一次夜里去医院，二哥用力推着单车，老妈在一旁扶着我同时保持着车子的平衡，满脸的焦虑和不安。我在昏昏欲睡中，看着两边的景色缓缓而过，恍惚中竟感觉到花溪夜晚的美和宁静。

回过神来才发觉，人生经不起眨眼，如今我早过了当年母亲的年龄，而她已到了迟暮之年，就像我小时候依赖她那样，现在的老妈则需要我们的照顾。

* * *


我发现，才短短的几天我已经有点神经质了，每晚两点左右必醒，然后就会支楞着耳朵听老妈那边的动静；而且只要一听见插销与木头相碰击的声音就会立马坐起来。今天凌晨也是这样，两点一刻醒来，看一眼老妈没什么动静，就再闭上眼。两点四十五分，蒙胧中听见门在响，以为是老妈在拍床栏，我猛地一下坐起来，这一迅猛的动作把刚进来的巡夜人吓了一跳。我挺不好意思地又躺下身去。四点五十一分，听见老妈在晃床栏，怕自己听错了，我轻声问：“妈，要起床了？”

“哎，我要屙尿。”

“要得，我来噢。”

我迅速穿衣下地、搬来坐便器、打开床栏、扶老妈坐起来、解开尿片、慢慢挪到坐便器前，再扶起、送回床上、重新绑上尿片、盖上被子、放好床杆。

六点零五分，这样的事情又重复了一遍。

这一夜，从十点三十五分医生查完房，老妈十点四十分要起床解手，到六点五分第三次起床，我终于彻底明白了，老妈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白天昏沉、晚上清醒，白天就是尿在身上也不说，夜里绑着纸尿布也一定要让人解开起来。这样的作息，我不知道我不在时，护工是怎样对待她的，恐怕很难及时满足她，唉……该怎么办呢？

第六天

2018年2月19日，阴，星期一，大年初四

早饭时，赖婆婆不吃饭，坐在一旁叹气，那是因为她过年回家太高兴，初一的早上一口气吃了八个汤元，吃隔食了，不消化。初二回养老院后，医生邓姐嘱咐袁姐这两天只能给她喝菜汤、吃粗粮。所以，早上袁姐没给她端面条来，袁姐自己捧着一个小脸盆大小的不锈钢汤盆，坐在火炉边吃饭，发出很大的声音，一边吃一边说：

“你叹哪样气？还不是为你好！你回家一天就拚命吃，现在安逸啦？还不是自家受罪！

“你想一顿就把你家姑娘吃穷啊？

“哎呀——，我也吃不下去了。

“不得行，我吃不动噢。”

不过，显然她低估了自己的食欲和饭量，因为她很快就解决掉了那一大盆饭菜。

* * *


变天了，能听见外面呼呼的风声，站在窗口能感觉到降温的力度不小。不过，更让人感觉降温的是袁姐的咆哮声，脑筋不管用的杨老师昨天脱掉了棉袄和毛衣，但不知放在哪里了，袁姐到处都找不到，担心杨老师着凉感冒，袁姐嘴里一直骂骂咧咧的：

“你把衣服藏到哪点去了嘛？

“老子说你，你不听。脑筋不管用，还乱拿乱放。

“你的房间我都翻遍了，你给我说，你放到哪点去了嘛？

“妈的，你个神经病！”

吃过早饭，袁姐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件棉袄，要给杨老师穿上，但杨老师死活不肯：

“这个是春秋天穿的，哪个说是冬天穿的嘛？

“不同的季节要穿不同的衣服，这个是规矩嘛。

“哎哟，你非要我穿春秋天的衣服，你是在整人噢！

“我穿不起！要穿你来穿嘛！

“把我的衣服扯烂了，你陪！”

袁姐一边帮杨老师穿衣一边嘴也没闲着：

“你这个神经病！

“你这个不懂事的疯子！

“好心没得好报！我是怕你生病，你还要泼我。”

听着她俩大声对骂着，分贝很高，老妈转过头去，微微皱了皱眉头。

我悄声问她：“要不要回房间？”

妈苦笑一下，摇了摇头说：“这里暖和。”

我回了一个苦笑，重新在老妈身边坐下。悄悄环顾四周，见其他几个老婆婆也在摇头、苦笑，看来大家都习惯了这一切，也都无可奈何。两人骂了一阵子，歇下来了。才坐了一小会儿，袁姐又站起来给杨老师倒了杯水送过去，杨老师也恢复了平静，笑眯眯地接过来，说了声“谢谢！”这几天，我是发现了，袁姐的工作方式就是一边吼叫一边手脚也没停下来，老人们的一些基本要求她都看在眼里。只是十几位老人才配两个专职的护工，难免有时会照顾不过来。

一上午，院长带了两拔中年模样的男女进到客厅里，每次都指着老妈和我对客人说：“这是贵大以前的教授，那是她的子女过年来看她。”我每次都点头微笑，估计这些人是准备送老人来养老院，提前来考察情况的。下午又来了两三拔人，看来年后又会有老人被送来养老院。

* * *


老妈有两天没有拉大便了，我有些担心，不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这让我想起儿子小时候，与其他新手妈妈交流养孩子的经验，大家都说孩子是否能顺利臭臭是很重要的事情，

“有时几天不拉，急死个人！”

“你们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让宝宝好好拉大便的？”

“我们家宝贝拉大便是一件能让人奔走相告的大喜事！”

下午起床后，坐在饭厅里，老妈一直在喝水，估计她也想尽快解决掉这一人生大事。三点半，袁姐来扶妈去解手；四点半解手，六点半解手，八点解手，都没能成功。

半夜两点三十二分，晃床栏的声音响起，我马上醒过来，问妈要什么，她说：

“我要喝水。我想起来。”

“要得，我就来了嘛。”

来到妈的床前，撤床杠、拔插销、解开尿片、扶妈坐起、挪到便盆前、慢慢坐下、擦好、再挪回床上、躺下、盖好被子——这一套夜间的操作程序我已能做得比较熟练了。

看见我拉被子的动作笨拙，妈同情地对我说：“太重了！”

我笑笑：“就是。”

又补充道：“不过，天慢慢暖和了，昨天我问过他们，他们说天暖和了就换薄被子。”

妈理解地点点头：“好嘛。现在就将就一下嘛。”

我摸摸妈的脸，“我们接着睡？”

“好。”妈冲我笑笑。

我拿床杠准备卡在床栏上，

妈摇了摇头：“不要，我不想要。没得必要的。”

这回我比上几次从容多了，心里明白不能完全听妈的话，当然也不能硬来。我停下动作，迟疑着：

“这个，这个……这个是有点可笑，也没得必要。不过，不过，它其实也就是个形式。但是，要是我不在，护工白天累晚上睡得死，她们怕出意外，怕担责任。要不还是上起嘛？”

老妈顿了一下，然后大度地说：“好嘛，那就这个样子吧。”

放好床杠，扶着腰回到自己的床上。我知道明天天亮以后，这样表情生动、头脑清楚，也能主动说话的老妈又会重新变得昏沉无语。我不知如何才能让妈从这晨昏颠倒的状态中调整过来。

想着这些，我躺在床上再没睡着。

又想起，因为养老院没有Wifi，我已有几天没有查邮件了，不知我的英文编辑Gemma是否收到我临走前发给她的书稿，希望她的编辑工作一切顺利，否则三月份的出版计划就会被耽误了。

明天，我就要回上海了。

第七天

2018年2月20日，阴，星期二，大年初五

早晨六点零二分，袁姐开门进来了，收拾起床，把妈放在坐便器上，又出去照顾别的老人。

过了两分钟，见我在发呆，老妈发话了：“解完噢，我想起来啦。”

我回过神来赶紧答应：“要得。”

我小心地问：“要不要把片上起？”

“随在。”

停了一下，妈又说：“我不想上，没得必要的。”

我想了想，也说：“就是，那么我们就不上了。”

这时，不知因为什么事情，袁姐与杨老师又吵了起来，整个楼道都能听得见：

袁姐生气的声音：“你搞哪样搞？”

杨老师不服气的声音：“你凭哪样老是要管我嘛？”

又倔强地继续说：“我就是要这个样子！”

“你他妈的，就是不听话！”袁姐的声音陡然升高了八度。

杨老师也不显弱，回嘴：“你凶哪样凶？！”

袁姐大吼：“老子都是为你好！你到底听不听？”

杨老师斩钉截铁地吐出四个字：“混帐东西！”

我以为袁姐肯定要炸，哪料想，十几秒钟过去了，一点声音都没有，又过了一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始终没有听到袁姐的反击。

我和老妈相视一笑，我说：“这个袁姐好凶！”

老妈理解地说：“她就是声音大，其实是好心。”

我附和道：“对头，其实她是个好人。”

又加上一句：“所以，以后她要是对你凶的话，你不要理她，也不要生气哟。”

老妈明白事理地说：“嗯，我晓得。”

袁姐又进来了，发现没给老妈上尿片，一边打开衣橱找尿片一边大声说：

“不得行，不得行。我晓得不舒服，就象我们每个月来那个的时候也觉得不舒服。不过，怕你夹不住尿，冬天裤子打湿了麻烦，还是上起保险些。”

老妈乖乖地答应道：“好嘛。”

袁姐帮老妈整理好衣服，出去了。我在妈的轮椅前蹲下身，

“妈，我下午就回上海了，你要好好的，等着我放暑假了再来陪你。”

老妈眼睛亮亮地看着我，“下午就走了？”

我点点头：“嗯。”

“这几天我在这点笨手笨脚的，也没把你照顾好。”

“你照顾得好，好的。”

我有点难过，拚命忍住。

妈又问道：“你好久再来？”

“夏天。天热的时候放假了，我就再来。”

“要得嘛。”

将老妈推到饭厅，等我洗漱回来，妈又陷入了昏沉。

* * *


九点钟，回房间给妈拿阿胶浆口服液，七号房间的阿婆叫住了我。曾听别的阿婆说，她从前是从上海上山下乡来贵州的知青，后来嫁给了当地人，因为头脑聪明能干，一步步从会计变成了厂长，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前几年一场重感冒后脑子烧坏了，开始无缘无故地骂人，家里人受不了只好把她送进了养老院。

在养老院里，她一人住一间，房间里总是黑乎乎的，她坐在门口不断地发出各种怪叫声，虽然没见她有什么暴力行为，但知道她神经有点不正常，我平时走过她的身边或房间时总是小心翼翼地不与她眼光交集。只是昨天她拿着水杯叫袁姐，一直没人来搭理她，我不忍心，帮她打来了热水，她口齿不清地道着谢。今天她再叫我，我便走过去问她有什么事。她把我拉进她的房间，指着墙上的各种开关激动地说：

“你看，你看，我的房间里边连个灯也没得，黑漆漆的。

“也没得取暖的。他们都不管我。

“还不给我水喝。

“他们坏得很。他们都是坏人！”

看着她不知是因病还是因为激动而歪斜着的嘴，听着她含糊不清的表达，我不知如何安慰她。只是不停地点头，最后为了脱身，我对她说：

“我去给他们说一下，他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哎，哎，好人有好报的。”她冲我挥着手。

回到饭厅，我和袁姐说了这事，她翻了一下白眼，

“不要听她的，她是个疯子。哪个不管她嘛？！ 她房间里面的灯是她自家不让开的，暖风器也不让开。还不和大家一起吃饭，要专门给她弄。麻烦得很！”

我苦涩地笑了一下，不再说什么。我相信养老院里的每个老人，背后都是一串的故事，而曾经的职业习惯、生活经历带给他们的或谦卑顺从或孤僻冷峻，甚或自我偏激，在暮年的时光里都变得更加明显，而旁人则没有耐心去倾听。这些天，我总有一丝想要去了解她们每个人却又害怕去了解的感觉。

* * *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把妈推到火炉边，戴上围裙。她一直低着头，我叫她，让她抬头，没有反应。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她在用脚点地，似乎在暗示我什么，顺着她的脚尖看去，发现地上有一粒桔子的核，大概是刚才掉在地上的。

我问她：“你想我捡起来？”

她点点头。我弯腰把它捡起来，扔进火炉里。老妈满意地直起了腰，继续闭上眼。一会儿她睁开眼时，又开始盯着地面，我再次顺着她的眼光看去，发现一丝纸屑，赶紧又捡起来扔掉。

中午吃过饭，在火炉边坐了一会儿，袁姐准备送老妈回房间睡午觉时，罗姐也过来了，大声地问我什么时候走，又感叹我们过年才来几天就要走了，只剩下老人孤独一人。知道她说的是实情，也是真情表露，但怕老妈听了心里会不舒服，想制止她又不知如何说。罗姐一路跟进了房间，对老妈念叨着：

“唉——，等你睡起来，姑娘已经走了喽。”

我赶紧接上一句：“还要再来的嘛。”

“喔，要来，要再来！”

妈躺下了，我答应走时会告诉她。她乖乖地闭上了眼睛。半小时后，我悄悄起身准备上卫生间，发现老妈侧过脸来看着我。原来她没睡，我冲她笑笑：

“我去解个手。走的时候我叫你嘛。”

她点点头，再次闭上眼。

一点钟，估计二哥快要来了，我从床下拉出行李箱，把随手的几件东西装进去。回过头来，发现老妈不出声眼睛亮亮地看着我。我在她床边坐下，“我要走啦。”

一句话刚出口，我就哽住了。原以为这一年多来老妈反复住院几回，病危通知也下了三次，对接下来的生离甚至是死别我都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这几天的陪伴我也算表现得足够淡定了，却不想临走前的这一刻还是没能忍住。我极力想控制自己的情绪，咬着嘴唇，不让眼泪掉下来。老妈的眼睛也有些湿润，但她竟然反过来安慰我：

“没得事的，你放心，我在这点好好的。

“你要注意自己的胃，不要吃冷的东西。

“晚上不要睡得太晚，不用写那么多书。你现在已经是教授，可以喽。

“娃娃的功课你们要抓紧点，让他争取考上北大。”

见老妈仿佛突然之间不仅有了白天少见的清醒，而且又能如以往一样的叮嘱各种事情，我瞬间崩溃，泪水决堤般地流下来，说不出一句话，只是拚命地点头。妈费力地从被子里侧过身来抓着我的手抚摸着，像小时候哄我一样地说：“不要再哭了嘛，你要准备走喽。”

我哭出了声，老妈继续哄着我：“好喽嘛，好喽嘛。”……

袁姐开门进来，难得小声地说：“你家哥来接你噢。”

回头看见二哥在门口匆匆说了句：“我在下面等你。”就走了。

老妈拍着我的手背：“走喽嘛，走喽嘛……”

一路上我红肿着眼睛坐在座位上发呆，这些天的一幕幕在脑海中回放，眼泪还没干得透，又止不住地流下来……

突然，飞机的颠波才让我明白，我已在远离老妈的千里之外了。

后记：第八天

2018年2月21日，阴，星期三，大年初六，上海

昨晚回到上海的家，听不见老妈晃床栏、也没有了长明灯和巡夜人，我却睡得并不好。

下午二哥打电话来，“我现在养老院，你和妈说两句嘛。”

我接过电话：“妈，你今天咋样？”

老妈在电话的那一头说：“我好，你放心嘛。”

才说这么一句，她就挂了电话。

二哥接过电话说：“昨天和今天我都来看老妈的，经过昨天那么大的情绪波动，应该说她总体还算可以。就是又拉在身上了……

“袁姐说当时发现的时候，大家正在吃饭，没得办法马上帮她换……

“袁姐不高兴，说她不听话。”

二哥还在电话那头转述着袁姐的话，我在电话的这头又再一次的崩溃到不能自已。我突然有种强烈的无力感。这些天在养老院，我似乎一直在想要为她做点什么，想要跟她说点什么，想要改变些什么，最终却全部无效。我知道老妈无处消遣的孤独和寂寞，但也只能看着她在迟暮中孤独地老去。我曾无法想象，一个曾经那么要强的人，在她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会变得如此虚弱不堪、老态颓唐，但也只能任其静静地应承着命运的姿态，渐渐地远去。

回想这些年，我总觉得，老妈在与我们相处的时候，仿佛多了些早年没有的客气和小心，甚至还带着一丝隔阂。时常，一件事我们跟她解释，她会一直听着，不出声，也不反驳，甚至会点头答应，我们以为她听进去了，但再次提起时才发现她已不记得。于是，我们埋怨她老了变得不可理解不好沟通了，但其实或许是她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为儿女做不了事了，对社会也贡献不了自己的价值了，那就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不要被别人讨厌。所以她努力配合着，甚至是一直地迁就着。如今，进了养老院，她更是不敢放肆地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只是一味地忍着。我猜想她一定有一种感觉不到痛的痛——而那该是有多痛啊！

一整天，有太多的感觉涌上心头，但是却无法清晰地用语言来表达。脑海里只有一幅幅的画面和某种说不清的味道。那是什么味道？或许就是所谓的“老人味”吧——混合着药味、床褥味和潮气以及一丝丝便溺的气味。

谁都知道，人总会变老、变弱、变丑，都会皮肤松弛、腿脚不灵变，终日腿上盖着毛毯歪着头、流着口水打着盹。其实，老妈和养老院里的老人们过得并不是很惨。是的，他们是老了，但他们还有子女牵挂、有养老院的护工照顾。然而，这就足够了吗？如果人生像春天的花、夏天的雨、秋天的叶、冬天的雪一样，那这就是如常之态，并非无常。他们的今天、他们的故事，也就是我们明天的故事。人生就是一个过程，但如果我们相信这个过程是有意思的，而结果却又变得毫无价值，我们又如何有勇气去面对？这样的余生，我们还能过的淡定坦然么？可人这辈子，究其一生，不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独生独死、独来独去的吗？

如何才能在暮年也仍不失对生命的热情？宗教告诉人们，迟暮并非是人生无意义的结束，还可能是灵魂向更高一层次的升华，是修行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最后修成正果的必然。但前提是相信灵魂不灭！这能让人在最后时刻还保持期待和尊严，但如果没有宗教，是不是人在最后剩下的就可能只有无奈、恐惧和自我放弃了？我无法回答。这个年代是如此的匆忙，我们忙到没有时间陪伴，忙到没有时间思考。

—— 完 ——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与本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