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沛霖（1913年～2011年），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的电子学与信息学家，信息产业部高级工程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主要创始人，倡导建立中国工程院的6人之一，为IEEE终身特级会员，并获IEEE百年纪念勋章。

1938年，曾参与创建中央军委三局通信器材厂，担任工程师和延安通校教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曾主持建成我国首座大型电子元件工厂，指导过我国第一部超远程雷达和第一代系列计算机启动研制工作，对雷达检测理论、计算机运算单元以及电机电器等有创造性发现，对我国电子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工业建设做出了重要的奠基性贡献。

同学少年

1931年暑假后，罗沛霖该读大学了。因为他在学校的表现尚可，按照规定，他可直接进入南开大学入读。但是，经过几年的求学，他的学识明显增长，他的思想渐趋成熟，他的志向也更加明朗，他对于电机工程特别感兴趣，当时交通大学的这个专业久负盛名。

他将此列为心中的首选。而清华大学，也因其名声在外，同样让罗沛霖心仪。他便将这两个学校，列为了自己的志向。

这两所学校在北方的考场都在北京。室友杨缵武的父亲，是当时中国银行北京支行的行长，家住在北京，他也想报考这两所大学。罗沛霖就和杨缵武一同来到北京，借住在他家。因此，罗沛霖结识了杨缵武的父母和兄妹。

▲罗沛霖（来源：上海交大馆藏）

对于罗沛霖来说，考试很轻松，几年的学习，让他志在必得。同时，罗沛霖是个不拘小节的人，不会过于在意名次。因此，在考场上，他总是那个早交卷的考生，甚至是第一个交卷的。

罗沛霖刚考完试，等待发榜，好动的他百无聊赖，听到家里来的客人从天津来到北平去香山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他非常激动，因为香山也是罗沛霖久久眷恋的旧游故地，是他曾陪母亲和姐姐们度过快乐时光的地方，于是他向杨缵武建议，他们两人也去香山住几天。

结束香山一周的游玩，罗沛霖杨缵武二人从报纸上知道，罗沛霖以第八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同时以第六名的成绩考上了交通大学电机系，杨缵武也顺利考入了交通大学。

罗沛霖后来回忆说：“在清华所取的近二百人中，取在第八，交大是分系的，电机系取30多名，我取在第六名。如果不是大代数略差人意，可能名次会靠前些。但对这样的结果，我很满意了。”

沪上求学

交通大学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19世纪末，甲午战败，民族危难。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盛宣怀和一批有识之士秉持“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信念，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理论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

南洋公学是南方的名校，由于当时清华大学还未开始建设工科，南洋公学的名声在清华之上。而南开中学，则是当时全国闻名的中学名校，生源优质。这样，虽然津沪距离很远，但每年仍有十名左右南开中学的学生考入南洋公学，数量不算少。

初到大学校园的罗沛霖，由于校友的关系，和四年级的许邦和搭上了伴，他是罗沛霖到校后见到的第一个南开中学毕业生。巧合的是，罗沛霖和他弟弟许邦友在南开中学曾是同班很要好的朋友，这让他与之更为亲密了。

不过，罗沛霖不知道的是，许邦和当时已经是南洋公学中共地下的支部书记。

与此同时，与罗沛霖关系最亲近的还有张大奇，他也参加了当时还是地下状态的共产党，虽然当时罗沛霖没有加入，但深夜他们常一起去街上贴标语。就这样，罗沛霖的命运，与救亡图存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动荡中求学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人中国东北，全国鼎沸，无数仁人志士为拯救中国奔走疾呼。当时，罗沛霖刚上大一不久， 交大学生全体罢课，分组到街上去官传、募捐。

罗沛霖与汪廷霁同组，他的安徽口音和罗沛霖的“普通话”在上海完全吃不开，“我们等于在街上‘郎当’散步，苦于发挥不了作用"，罗沛霖后来回忆说。但是，他们为抗日活动积极努力的激情难以抑制。

随后，北京、上海、南京的学生在南京集合了数千人，向蒋介石政府请愿抗战，对南京政府显示了强大的民意，然而蒋介石政府不但不接受，还加以压制。罗沛霖的好友陆家琛因参加这次请愿，在孝陵卫关了一夜后被押送回上海。

当时，北大派了学生代表许秀岑同学到上海联系同学活动，但不幸被捕，被关押在水上公安局，据说要被沉江杀害。听闻此事，上海各大学学生干余人包围了枫林挢的市政府要求释放被押学生。罗沛霖既是事情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

他回忆说：“沸腾的群众一直坚持到天蒙蒙亮，最终市长张群迫不得已出来接见群众，接受群众要求，释放了许秀岑。”最后，张群向上海市政府“引咎辞职”。然而，抗日的形势急转直下。

还没等寒假结束，日本于1932年1月28日发动了侵华战争，蒋介石政府消极对待，十九路军等英勇奋战数月有余，逼迫日方几次增兵易帅。最后，蒋介石政府向日方妥协，换来了日方撤军。

这期间，交大部分同学组成义勇队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罗沛霖的好友陆家琛、张大奇都积极参加。后来，战事虽停，但学校不能立即复课。罗沛霖、张大奇、杨缵武等只好暂到北京入清华大学借谈。在清华，罗沛霖见到不少中学同学，包括室友孟昭彝。

一个月后，交大通知学生返校，并在暑假中补足所缺的课程。上大学后的罗沛霖，在学习态度上，更为勤奋。他虽然仍是不听讲，不抄笔记，不做习题。这主要是罗沛霖在语言方面存在障碍，按理说，年纪尚轻，又在上海住了六年，应该能适应，但他就是没有学会上海话。自然而然的，讲课听不懂，也就不听了。

物理依然是他的强项，第一学期拿到了96分的高分。所差四分，是罗沛霖无法解释力学中一个名词“击打中心”（Center of percusion）的定义，这个是他之前从没有读到过的。这课挂名是物理系主任裘维裕的课，实际是讲师贾存鉴负责讲授。

按贾的规定，习题算10分，大考算90分，贾老师很是惜才，因为罗沛霖大考考得很好，作为奖励，习题的10分送给罗沛霖了。这样，罗沛霖就得到92.9分，全班的第一名。罗沛霖对此，非常感激：“这样的老师实在太少见了!”同物理课相较，国文课却是另一种情景。

期末考试的分数一公布，同学们一片哗然：罗沛霖是破纪录的“国文不及格”，五十九点几分，这可是罕见的事。然而，罗沛霖并没有慌张，根据规定，这课总分，根据交多少篇作文的得分平均计分得来。他自己计算一下，无论如何，也不会少于60分。

▲罗沛霖在交大学习时的成绩单和推荐信（来源：钱学森图书馆）

于是，罗沛霖就去找助教蔡虎臣先生。蔡虎臣胸有成竹地拿出分数本，他用一个算盘算给罗沛霖看，最后就是五十九点几。起初，罗沛霖觉得无可辩驳，正当心灰意冷之时，忽然发现现有一次的分数是用橡皮擦掉改写的，从78分改为68分。究其原因，蔡虎臣解释说，因罗沛霖少交了两次作文。

但罗沛霖清楚地记得，老师曾少出一次作文题，而非他不交作业。蔡只得搪塞说：那你少交了一次，所以要扣他10分。罗沛霖不依不饶，既然不交一次作业，说那次作文已经等于给了0分，在已有的成绩上扣10分，算什么道理呢？蔡虎臣确实不占理，只能同意改回78分。

此时，罗沛霖琢磨，一共七次作文，少算了10分，重新计算怎么也可增加1分，那就及格了。但诡异的是，蔡虎臣劈里啪啦的用算盘算完，仍然是五十九点几。这点伎俩岂能瞒过罗沛霖？他心里有数了，就请求老师不要用算盘，用笔算，果不其然，分数应是60.2分。

不过，罗沛霖的目的只是要求及格，也懒得深究助教的诡计，于是，让蔡虎臣写了一个更改通知，送到了注册处，改正过来也就罢了。缘何国文成绩曾经优秀的罗沛霖，会遭此不平之事呢？罗沛霖仔细一想，原来自己曾经在课堂上几次冲撞了主讲教授陈柱尊先生。

有一次，课堂上陈先生不讲古代名篇，选了他和燕京大学张孟劬教授的唱和诗，并发挥说“我们相约，走路一定走大路，绝不走小道”。仅是出于疑惑，罗沛霖就举手发言说：“鲁迅说过大路是从小道改造而来，小道是从无路处由人们走出来的。

你只走大道，那小道又从何而来呢？”就这样惹恼了陈老师，他怒气冲冲地说：“你要走小道，你就走你的小道。”罗沛霖回忆起来，这是他和陈先生的第一次冲突。正是由于这一次经历，让陈老师记住了罗沛霖。当时罗沛霖的座位是头排偏中。

有一次上课时，陈老师发现罗沛霖没有在听讲，而是在抄什么东西，好像在练习用自来水笔写小字。于是，下课后，他让罗沛霖到他办公室。陈柱尊：“为什么不听讲？”罗沛霖：“听不懂”。听到这句，陈老师气得一个拳头几乎砸在写字桌面上，“我教学多年，从来没有人说我讲的不懂。”

罗沛霖赶快解释，“我是说听不懂您的口音”。陈先生是广西北流县人，乡音未全改。陈老师并不是毫无气度之人，看到罗沛霖确实听不懂，不是假话搪塞，也就没有追究。后来罗沛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看来还是我不对。”凡是作文言文，写得再好，他也只给98分，若写白话文则至多给78分。

记得有一次陈要求学生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朋”为题来作文。罗沛霖很不赞成这个立论，就以“人无朋也要清”为主旨，拿出自己写文言文的最高本领，用古朴简扼的风格布局全文。最后，不但得了98分，而且得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批语，罗沛霖评价陈柱尊先生“不计前嫌，为人公正”。

多面手

在交通大学，有一个很不错的体育馆，那里有宽阔的空间、平滑整齐的木地板。因此，不管什么天气，都可以在里面打篮球，围着操场跑几圈。这些，都深深吸引着罗沛霖。

罗沛霖从不局限于课内知识，同样不过分追求分数和名次，他读书颇广，课外的时间，除了摄取知识，每天都会在体育馆和和游泳池泡两三个小时。在体育馆里，凑上七八个人就可以打篮球，凑上十个人就可以打比赛了。

从南开中学来的同学常年在一起打篮球，后来组成了“南南队”（指南开和南洋）参加联赛，罗沛霖打右锋位置，杨缵武打右后卫。足球是各级间的比赛，罗沛霖还是当守门员。那时的他坚守毛恭琴当年的传授经验，在联赛的两场比赛中只各漏了一球，最终赢得了比赛，班队得到亚军。这让罗沛霖出尽了风头。

校报的报道题目是“近视眼守门员罗沛霖屡救险球”。在游泳馆，无论蛙泳、仰泳等各种泳姿，罗沛霖会一点，因自己大爬手的速度颇快，被队长余荣邦相中进了校队，罗沛霖的成绩居然和当时全国的优秀女选手杨紫琼一样。不过，这个优势在江南八大学比赛中没有发挥到作用。

当时只有两队参加了200米接力，交大得第二名（其实就是末名），他也只得了个银牌。受六姐廉如的影响，罗沛霖对于音乐也非常喜爱。廉如在家时曾给他介绍外国音乐。

罗沛霖回忆说：“那时，她有一张Pablo Casals的唱片，一面是Schuman有名的Traurmerei，另一面是Rubinstein的Melody in F。另一张却是爵士乐Paul whitman演的爵士乐雷梦娜。”还有当时早期拍摄的有彩色并有声的电影中的音乐。有麦唐娜演的Love Parade，还有Vagabond King，这些是那个年代最当红的美园电影。

电影都有主题歌。当时天津唯一的百货公司——中原公司救救卖那些歌谱，罗沛霖曾买过十来种。如果说，六姐启蒙了罗沛霖的音乐心智，那么大学的教育又对他的音乐兴趣进行了系统的培养。也正是从大学二三年级开始，罗沛霖对音乐的选择，从电影歌曲转向古典音乐。

音乐的入门教材来自丰子恺写的一本普及古典音乐的书。不过，让罗沛霖更感兴趣的，是他从上海北京西路的旧货店里买来的一个不过，RCA的台式留声机。这台机器，利用云母振膜作拾音器直接发音，配有个木制的喇叭，兼作音箱和机箱。每唱一张盘要换一根针。

这虽然是一个很原始的唱片机，但听起来效果还不错。对罗沛霖来说，这个东西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因为是旧货，所以只用了当时的十几元钱就拿下了。至于唱片，外侨离开上海时，在北京路上丢下了78转唱片，大体都是古典的，又以歌剧选曲最多。

罗沛霖发现，这里面有Caruso唱的“阿依达”，波希米亚中“冰凉的小手”，阿马托唱的“斗牛士之歌”。舒曼汉克的女中音唱“迷娘”中的歌，Tetrazinni的色彩女高音“我是泰坦尼亚”。同时，他还买到了Stokowski的贝多芬第七交响乐，Mengelberg指挥的弗朗克d小调交响乐......

如此琳琅满目的曲目，本已足够满足爱好者。但对于罗沛霖来说，这远远不够，他想到的是——自己唱。于是，罗沛霖风风火火地跑到南京路的谋得利琴行买了美版的《The Songs the whole World Sings》和一本舒伯特的24选曲，开始煞有介事的跟着唱片学起唱歌来了。

▲罗沛霖书房内的自制物件

自学成才的罗沛霖选择在南开同学会上唱Brahms的《摇篮曲》检验自己的学习成绩。为此，他还专门请同学郑文铸用曼陀林为自己伴奏。到了二年级，他选择了难度更大的“Indian Love Call”。不过，这次让罗沛霖有些难堪，因为其中许多半音阶，对罗沛霖来说太难了，唱得不尽如人意。

在音乐世界里，有吹、拉、弹、唱四种技艺。尝试过唱的罗沛霖，对剩下的三种技能，也跃跃欲试。同班同学吴肇初很热心，自告奋勇教罗沛霖拉小提琴。不过在这方面，罗沛霖没有天赋异禀，拉了一个月，连Open string都拉不成，无奈，两人就都放弃了。

后来，罗沛霖觉得右手天生颤动，稳不住，想来这便是无法拉好琴弦的原因吧。这次学习未能成功，罗沛霖并不死心，心生另一计。他又开始学习曼陀林。不过，郑文铸借给他的曼陀林的谐振器是木制的，发音既弱也不好听。

此时，罗沛霖的大舅父听说廉如要结婚了，叫罗沛霖代他送30元钱。罗沛霖请求姐姐用这笔钱给他买乐器，宠爱弟弟的廉如自然很大方地答应了。加上家里给的零用钱，罗沛霖一共凑齐了七十元大洋，买了一把曼陀林和启蒙的练习曲。或许在这方面，罗沛霖颇有天分，他无师自学，勤奋练习，最终能弹一些简单而好听的小曲。

大约是在罗沛霖二年级时，上海音乐学院的人到交大开演唱会，乐队里不少有名气的音乐人，包括声乐极佳的喻宜宣、应尚能，女钢琴家李献敏，身怀长笛吹奏绝技的叶怀德等。通过这个契机，交大的同学们组织了一个合唱团，请叶怀德做指挥兼教练，演唱佛教故事《目连救母》的合唱曲。

罗沛霖当时对这个曲子毫无兴味，但是他却参加了这个合唱团，目的很简单，接近叶怀德，学长笛。不过，叶怀德在交大已有一个学生，是比他晚一些的茅楚恩。后来，茅为罗引见了叶，还把他的旧式长笛借给罗沛霖用。

叶怀德自己用的是一支欧洲有名的改良家、发明新键组的Bohm所制的长笛，是从欧洲带来的，音质好，声音洪亮，够得上是一件“文物”。为了方便演奏，叶老师给罗介绍了很多长笛方面的知识，还给罗沛霖介绍一支声量较小的、按Bohm风格制作的长笛。价钱要一百元，罗沛霖犹豫再三，碍于价格，最终没有买。

这让后来的罗沛霖深感遗憾。因为长笛的关系，让罗沛霖对于曼陀林的兴趣急剧减少。此时，他的中学同学到交大读书时，看上了罗沛霖斥巨资买下的曼陀林，大方的罗沛霖二话不说，以较低的价钱转让给了同学。

最终，罗沛霖终究没有学会长笛，也没有拥有一支长笛。与中国笛子的吹法比较，长笛用舌起音，比起中国笛子用唇发音确实优越。后来，罗沛霖和杨敏如在重庆期间，唐圭璋老师等人常来家里唱唱昆曲，罗沛霖曾会试为其吹中国竹笛伴奏，但却“染上”了吹长笛的习性，始终也脱不掉吹长笛的气法，无法和昆曲协调。

在交大学习期间，正是抗战期间。罗沛霖与南开中学的校友，如本校教师孟志孙、陶光、施无已、甘斗南，还有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如胡小石、丁西林、许家禄、张充和等，他们有时会聚在一起，唱唱昆曲。在内忧外患之际，多少有点苦中作乐的滋味。

初识钱学森

对罗沛霖而言，钱学森对自己一生的影响非常巨大。而与钱学森的相识，自然成为罗沛霖生命中不可不说的话题。

说起二人的结识，首先要从郑世芬讲起。郑世芬是比罗沛霖高一级的南开中学同学，二人有共同的爱好——篮球。罗沛霖郑世芬因此颇为投缘。

1933年，正值钱学森病假休学回来，学校分配钱学森和郑世芬同住一个房间。罗沛霖常去找郑世芬，也就认识了钱学森。在交大校园里，钱罗二人都算“风云人物”，虽不相识，却也听过彼此的趣事。

▲罗沛霖（右）与钱学森（左）（来源：钱学森图书馆）

钱学森如长者一般的口吻说: “我曾经听说过你在一年级读书的故事，看来，你是不屑于用功的学生，如果像我这样用功，你的分数会和我一样好。”

“不会的”，罗沛霖谦虚地说，“因为我只是个偏才。”

二人通过彼此攀谈，惊奇的发现，他们都曾就读北京师范大学附小，且同为于士俭老师的门生，只是钱学森稍早，所以未能相识。此时相逢，相见恨晚。

当时的钱学森，科学家的才华已初露端倪。他的知识面不仅局限于课内，图书馆里关于航空工程的书刊，他也都读遍了，同时他还自修了更高深的高等数学。在钱学森的影响下，罗沛霖进一步明白，人应该为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努力。

他开始阅读图书馆里大量有关电讯的知识书刊，同时也自修了现代物理。说“读遍”一点也不夸张，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科海，“只有那么一点大”。

除了在学术上二人志趣相投。在政治信仰上，他们也有共同信仰。

彼时的中华民族，仍处于危难之中。上海暴动和“四·一二”大屠杀的遗迹未泯，进步同学遭受迫害，反“赤”恐怖横行。

目睹了悲愤的现实，二人都不满国民党的统治。毕竟年长一点，钱学森比罗沛霖认识的更深刻。

钱学森告诉罗沛霖：他曾辍学一年在北平养病，这期间他在北京东安市场上，买来不少进步书籍阅读。“这个政治问题，不经过革命是不能解决的，我们虽然读书，但光靠读书救不了国”。也许，钱学森无意间的一句话，对罗沛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罗沛霖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同时，他们有共同的爱好——西洋音乐。在罗沛霖看来，钱学森这方面比自己有造诣。因为，钱学森曾参加学校的铜乐队，吹中音号（euphonium），每天必练习半小时。

罗沛霖经常到北京西路旧货店淘货，从那里，他买来一台声学立式留声机和外国名家咏唱或演奏的许多旧唱片，吸引了不少同学到他房间里欣赏，其中就有钱学森。罗沛霖的爱好，显然也影响了钱学森。

钱学森暑假毕业，因他在本年级中成绩名次最高，得到了三十元奖金，他就去南京路的谋得利琴行买了一套哈恰图梁的“音乐会圆舞曲”唱片，拿来和罗沛霖他们一起欣赏。问及原因，钱学森的回答也非常艺术：“我喜欢它的色彩。 ”

青岛之行

第一学期的暑假，张大奇谈恋爱了。对象是晚他一年级的女同学，同级的茅于恭的妹妹茅于文。于是，茅于恭、张大奇和罗沛霖以暑期实习为名，请茅于恭的叔父，有名的桥梁和铁道专家茅以升为他们安排到青岛四方机厂去实习锻炼。

这对于罗沛霖来说，还有一层意义，即躲开那个包办婚约的阴影，能多躲一次是一次，多躲一时算一时。

三人兴致勃勃的从上海出发，并沿途游玩。他们游览泰山、观看日出。经石峪、千丈瀑、南天门等景观给罗沛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人在四方机厂实习的日子，罗沛霖见到了当时国内唯一的贝萨摩回转炉铸钢作业，从厂里的图书馆借来关于工作母机的英文书，学习了解了机械加工作业的基本知识。

毕竟青春年少，恰同学少年，游览占据了三人的大部分时间。在青岛，最主要的景点当然是崂山。三人从北九水进山，经过曲折的、长长的峡谷去游潮音瀑和靛缸湾。那瀑布流量很大，高约一、二十米。

靛缸湾则是个不知深度的圆型水池，大约直径有二十米左右。水坠流人湾中的声音就像是潮水的声音，引人入胜。他们从山脊上，经过青岛与即墨的界碑翻到山的另一方，从上而下，来到龙泉瀑，他们选择上清宫住了一夜，第二天凌晨租了一条小木船回青岛。虽然风轻浪小，罗沛霖还是晕得呕吐了一路。

那次游览让罗沛霖晚年都记忆犹新。很多年后，罗沛霖又因开会来到青岛，再游崂山时赋诗一首:

灵泉悬练从天注，

隘谷寻潮迷曲路。

裂壁崔嵬作鬼斧，

嵯峨绝顶鹰巢树。

徐福求仙死未归，

谁见神仙丁令威。

顽石千年坚可摧，

碧涛夜夜吼如雷。

风光美景秀色可餐，知识海洋让人流连忘返。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美丽倩影时常浮现在罗沛霖心里，杨敏如的身影始终挥散不去。同样的，在天津的杨敏如，也心有灵犀，魂牵梦绕，时常想念起这个大自己三岁的男孩。

罗沛霖和杨敏如开始通信。那时，杨敏如信仰基督教，主张世界是“唯爱”的，世界只要充满爱，就会和谐、美满、幸福。而理智的罗沛霖会以大哥哥的口吻告诉敏如，“现实的社会里存在各种的不平和不合理”。

他们往复的信中涉及到社会、人生、文学、艺术的各方面。求同存异到逐步缩小差别，产生友爱和情感。在70多年前，他们是怎样具体讨论感情问题的，事过境迁，已经无从探究了。

1932年，淞沪会战交大停课，在回天津小住的日子里，罗沛霖杨敏如二人重逢。罗沛霖发现，那时的敏如已不再是在香山初见面的那个十五岁女孩了，去掉了稚气显得愈发的漂亮。此后，他俩的关系日益密切，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仅停留在友谊的层面。很显然，罗沛霖那个由父母包办的婚约一直阻碍着他们进一步的发展。

爱情来了，是掩饰不住的。罗沛霖开始“不自觉地”向杨敏如表达爱意。在鸿雁传情的日子里，罗沛霖经常自制卡片，寄给杨敏如。寄给她昂贵的摩洛哥皮面纪念册，还用花体拉丁字写上《圣经哥林多书第十三章》全文。

书中写道：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罔顾规矩，不求自己的利益，不轻易动怒，不计较别人所加的伤害，不因不义而欢喜，只因真理而高兴。爱能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等待，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在杨敏如20岁生日时，罗沛霖将Harold Bauer演奏的贝多芬月光曲唱片作为礼物送给她。为在唱片上刻字，他绞尽了脑汁。几经思索，罗在上面刻下了beloved这个词，表达了双关意思：杨敏如的英文名是Amy，熟人们都这样叫她，这个词来自基督教圣经，原意是被爱的，即beloved。

还有全套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集》曲谱、线装影印的《纳兰容若词》……这些都是爱的礼物。当然，敏如也在小心翼翼的浇灌着爱情。她为罗沛霖弹奏贝多芬的《月光曲》和《致艾莉斯》，唱《印第安人爱情的呼唤》。

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开始之前，罗沛霖回到了天津。与敏如的弟弟包新、陈湖、包昌文等同行，因为都是南开校友，便在天津住了几天。

1935年7月，罗沛霖从交通大学毕业获得工学学士。

（来源：西电记忆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