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有顾虑，你就拼抢不过别人了。”崔玉涛如此，大家也都一样，汪之栋觉得，无畏是整个队伍的气质，只要一上冰场就能把伤病、残疾和恐惧抛开。


3月12日晚，中国残奥冰球队摘得铜牌，申翼丰（左）举起了国旗，一旁的崔玉涛和汪之栋激动地相拥。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残缺是显而易见的。有人没有脚，有人只有一条腿，有的甚至双腿截肢，注定与假肢、轮椅为伴，可一旦到了冰球场上，起步、冲刺、转弯、压步、急停击打，汪之栋和队友们将身躯缚在冰橇上，宛如一艘艘快艇。


3月12日晚，国家体育馆内，金属冰橇相互撞击，和冰面摩擦发出沙沙声响，中国残奥冰球队8号队员汪之栋接过队友传球，急速穿梭射门，率先赢得一球，现场一片欢呼。紧接着，中国队又进三球，比分最终锁定在四比零。


这是冬残奥会上中国队与韩国队的奖杯争夺战。作为一支2017年才筹备成型的年轻球队，建队元老、副领队，原青岛市残疾人体育中心的王建斌能清楚回忆队伍走过的每一步，“所有人为了备战这次冬残奥会，连续3个春节没回家，我们必须铆足劲儿。”


当晚，中国残奥冰球队摘得铜牌，获得了他们此前设想过的最好成绩。王建斌觉得，这样的成绩不仅仅是一支新生球队的努力，背后更是一群残疾人不断突破自我成长重生的过程。



没经验、没技术、没装备、没运动员



“5、4、3、2、1！”3月12日晚的国家体育馆，观众们起立喊出倒计时，比赛结束的哨声几乎被欢呼声淹没。赛场边门被打开，未上场的队员和教练员、球队工作人员鱼贯而入，冰球棍击打冰面噼啪作响，这是残奥会冰球比赛独有的庆祝方式。


人群里，汪之栋紧紧抱住队长崔玉涛，两人的头发潮湿凌乱，脸上淌着的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咱们过去这几年，都值了。”


中国残奥冰球队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的。


2015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紧接着，中国残联在哈尔滨举办了一次冰球训练营，想将残疾人冰球运动在中国落地。时任青岛市残疾人体育中心主任的王建斌带队前往，用他自己的话说，“去开眼界。”


这是王建斌第一次见到残疾人冰球的装备，当时这个项目叫冰橇冰球，顾名思义，残疾人要将下肢固定在冰橇上，冰橇下两条冰刀是他们加速滑行的主要工具，相当于冰鞋。与普通冰球项目一样，冰橇冰球同样需要用球杆来控制和传递冰球以达到射门得分的目的，但不同之处在于，冰橇冰球的球杆较短，除了控球击球功能外，它的另一头带锯齿，通过推冰实现滑行，是队员们的“助力器”。


没经验、没技术、没装备，连运动员都没有，王建斌有点打退堂鼓。


这不是他第一次受命组建“零起步”的队伍，王建斌曾是帆船运动员，2004年中国要组建残疾人帆船队，时任中国帆船队教练的他转向残疾人体育。经历了筹建、选拔、训练到参赛，4年后，中国残疾人帆船队取得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第四名的成绩。


王建斌还是决定试一试。2016年初，山东、黑龙江、河北和新疆组建了中国第一批残疾人冰球队。山东冰球队即由青岛市残疾人体育中心组建，那年4月，31岁的崔玉涛到青岛市残联报到。一周后，队伍里来了一个小孩儿，是当时还不足16周岁的汪之栋，俩人分到了一个宿舍。


队员选拔工作一直持续到2017年秋天。也是那时候，中国残联、青岛市政府、山东省残联签订了共建协议，中国残奥冰球队正式成立。运动员除了有原本青岛市残疾人冰球队的成员，还有河北省队的选手，外加上几名领队和工作人员、队医等。


这支新晋“国家队”不过30人。


3月4日晚，北京冬残奥会开幕，照片中间为中国残奥冰球队副领队王建斌。受访者供图


慢慢发芽的希望



一切都是新的，但装备除外。


第一批装备是别处淘汰的旧装备，球杆是木质的，不耐摔打，撞冰断裂后，只能用胶带缠好了接着用。后来更换了金属球杆，在对抗中也免不了变形甚至断裂，器材教练于彬就开车带着杆子找焊接铺去修。


“人家也没见过这东西，咋给你恢复原状呢？”于彬说，情急之下他干脆手画球杆样貌，焊接师傅对照着尽量还原，但也免不了在弧度上有偏差。


于彬还要时不时去修冰橇，铁质钢架冰橇笨重，且不是根据队员自身情况定制的，有时还没等别人碰撞，队员们就自己摔倒。崔玉涛对当时用的冰橇印象深刻，车架下方的两只冰刀间距有20厘米（现在用的冰橇两只冰刀间距为1厘米），转向非常困难。


第一次接触冰球的崔玉涛，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身体固定在冰橇上——下肢卡进金属钢架，仅凭上肢的力量掌握球杆保持稳定，进而滑行、加速、减速、转弯、急停。


上肢力量强，是崔玉涛入选冰球队的一个重要原因。18岁因车祸截肢，25岁开始练残疾人自行车，崔玉涛的人生起起伏伏，取得过一些成绩，也因为自身的短板无法再前进，又选择回归普通生活。


中国冬残奥冰球队队长崔玉涛，今年37岁，2016年进入冰球队。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那场车祸一度撞断了他的梦想和全家的希望。


崔玉涛出生在山东平度的一个农村家庭，是家里三个孩子中的老大。母亲宋美花说，家里日子拮据，崔玉涛刚过十岁就带着两个妹妹给大人做饭、蒸馒头，帮忙下地干活，操持家里的杂事。受身为退伍军人的父亲的影响，崔玉涛从小有个从军梦，但残疾后，他只能依靠假肢走路，找到了一份假肢销售的工作，在医院里跑上跑下地推销。


除了辛苦之外，这份工作还有另一种艰难。那些刚刚截肢的病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抬不起头、打不起精神，崔玉涛看着他们就好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为了让他们接纳假肢，崔玉涛一遍又一遍揭开自己的伤疤。


宋美花记得，那段日子，母子俩经常会就着几瓶啤酒聊到深夜，崔玉涛告诉她，“妈，我心里不得劲儿。”


转机发生在2010年。在平度市残联更换残疾证时，工作人员问崔玉涛，愿不愿意试试残疾人自行车。


一米八二的个头，体形修长挺拔，面貌端正，这是教练宋年春见到崔玉涛的第一印象。那年，在山东省残疾人自行车队担任教练的宋年春回到青岛，受青岛市残联聘请，要在青岛组建一支残疾人自行车队。试训一个月后，崔玉涛正式入队，半年后，在山东省残运会自行车比赛中，他夺得场地四公里个人计时赛金牌和大组赛银牌。


“崔玉涛的优势在于上肢和核心力量，下肢蹬踏反而是他的短板。尽管省运会成绩不错，但很难再进一步，不如选择更适合他身体条件的项目，他能走得更远。”此后，在宋年春的推荐下，崔玉涛又陆续练习过田径、游泳、射箭，但大多没有更出色的成绩。其间，他重新捡起了假肢销售的工作，结婚，并有了第一个孩子。


直到2016年，一直对崔玉涛念念不忘的宋年春将他推荐给了正在四处选拔冰球运动员的于彬。“有拼劲儿”“身体素质好”“性格开朗”是宋年春对崔玉涛的评价，他笃定，“这小子肯定能行。”


梦想和希望又在慢慢发芽。


崔玉涛1985年出生在山东平度的一个农村家庭，是家里三个孩子中的老大。图为崔玉涛全家福。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



“对面开来一辆坦克”



“爸，这运动可以干仗。”崔玉涛训练一年多以后，才第一次向父母提及冰球运动的对抗性。


冰球运动始于19世纪中叶的北美洲，20世纪初开始在欧洲广泛流行，在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中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高强度的冲撞和激烈的争斗让这项比赛非常具有观赏性。根据规则，在职业冰球比赛中，打架也是被允许的。打架的球员不得拿球杆和冰刀相互攻击，而是要脱下护具，不上脚，不偷袭，一对一单挑，但打完后要接受相应的禁赛惩罚。


在1976年第一届冬残奥会上，冰橇冰球被列为表演项目，1994年第六届冬残奥会上，它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不过，在世锦赛和冬奥会的赛场上，打架被严格限制，但双方控球队员发生激烈冲撞依旧是难避的，甚至，那就是比赛的看点。


对冰球运动员来说，受伤是家常便饭。


2017年有一次和家里视频，崔玉涛无意中说到自己脚踝受伤，宋美花急忙赶去训练中心。一推宿舍门，崔玉涛正要去卫生间，右腿没穿假肢，左腿脚踝骨折，他只能往卫生间爬。宋美花眼泪直往下淌，她和崔玉涛说，“儿，咱不练了。”


“这是我自己不小心，我要是水平提高了，就不会受伤了。”崔玉涛宽慰母亲。从那之后，他习惯了隐瞒伤痛。接下来几年里，他又经历过锁骨骨折、腰椎压缩性骨折、手指骨折，但都没再和家里讲过。


3月5日下午，在崔玉涛的家中，父亲崔添禄一直开着电视，等待当晚中国残奥冰球队的第一场比赛。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


受伤，成了和家人聊天的禁忌。汪之栋从来没向爸妈仔细描述过这项运动到底是如何展开的，家人也不知道真正的赛场上会有多激烈的拼抢。


宋美花也不敢看儿子的训练和比赛，她还记得，儿子崔玉涛刚戴上假肢时，残肢经常被磨出血，但为了尽快适应，他从不喊疼，伤口结痂后又被磨掉出血，反复几十次，直到嫩肉上长出老茧。


2021年底，在北京训练时崔玉涛腰伤发作，他担心自己会错失上场机会，教练为他调整了场上位置，协助后卫防守，前插帮助其他两位前锋进攻。在3月9日晚对战捷克的那场争夺四强席位的比赛里，中国队打进的4个球中有3个都是由崔玉涛助攻完成。


就在前一天和意大利队的比赛中，崔玉涛被对手狠狠撞在了场边围栏上，摇摇晃晃下了场，事后回忆说，“那是被撞晕乎了。”


受伤往往来自于拼抢中的撞击，尽管有护具，但对手的冰橇在冰面的快速助力下径直而来，就是一场“肉搏”。崔玉涛开玩笑说，一些欧美选手从身材上就压过他这山东大汉一大截，对方冲来时，他感觉，“就像对面开来一辆坦克”。


中国残奥冰球队队员，从左到右依次是朱占福、崔玉涛、汪之栋。受访者供图


从“野路子”到“正规训练”



自国家队成立以来，崔玉涛就被选为队长。


速度快，力量强，攻守转换灵活，让他成为队里的主力。此前他曾担心自己因为年纪大而在体力和精力上不如他人，真正进入赛场后他发现，自己体内像是有释放能量的开关，“一上场，能量迸发。”


于彬说，这是实打实苦练的结果。在残疾人自行车队时，因为蹬踏费力，崔玉涛的残肢和假肢衔接处擦破后再难愈合，但他从不说自己的伤痛，是教练宋年春自己发现的，“训练完他下了自行车走路一拐一拐的，我说你怎么了，撩起裤腿一看，血肉模糊。”


崔玉涛有自己的考量，作为队里最年长的大哥，他应该起到表率作用，“栋栋（汪之栋）刚来的时候还未成年，每天生活在队里，身边需要好榜样，我这个大哥不好意思懈怠。”


3月4日晚，北京冬残奥会开幕，汪之栋被选定为旗手出场。青岛市残联供图


汪之栋的意外发生在7岁那年，那时他刚刚上小学，车祸导致左小腿截肢。年幼时记忆模糊，只记得疼，伤好后装了假肢再回到学校，看着其他同学跑跑跳跳，他觉得自己好像“丢了个东西”。


后来他开始练游泳，又转向练冰球，从老家聊城只身一人到了青岛。那时他还不到16周岁，没见过冰场，也没上过冰，只是喜欢尝试新事物，希望出去闯荡。


加入冰球队后，汪之栋和崔玉涛被分到了一个宿舍，一起训练，以队为家，像亲人一样相处。很多次采访里，汪之栋被问及和崔玉涛平时聊些什么，他想了半天，“我没有什么不能和他说的。”和于彬一样，他也觉得崔玉涛“实在太拼”，有一次崔玉涛的手指被撞断了，只休息18天就又上了训练场。


“心里有顾虑，你就拼抢不过别人了。”崔玉涛如此，大家也都一样，汪之栋觉得，无畏是整个队伍的气质，只要一上冰场就能把伤病、残疾和恐惧抛开。


2017年，中国队聘请了俄罗斯外教尼古拉（中）作为主教练，开始备战北京冬残奥会，队员们从“野蛮生长”进入了“正规训练”。受访者供图


汪之栋记得，训练初期，队员们脑子里就一根筋，把球打进门，所有的滑行和传球都以此为目的，至于怎么实现，“靠大家自由发挥，只要实现了就可以。于教练也没招，那时候国内没有残疾人冰球比赛，也找不到国外比赛的录播，教练们到处学，然后再看我们能不能照着练。”


他们甚至不懂保护自己。拼抢中，经常会像没头苍蝇一样撞上冰场边的硬质塑料板墙，速度快，力度大，很容易受伤。


直到中国队聘请了俄罗斯外教尼古拉作为主教练，开始备战北京冬残奥会，汪之栋才觉得他们从“野路子”进入了“正规训练”。


王建斌说，之所以邀请尼古拉，因为2008年俄罗斯成立残疾人冰球队后他任教练，带队参加了2014年索契冬奥会，获得了第二名。“这和我们能够备战的时间非常相近，有很多经验可以学。”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只要能进球，就哪哪儿都对，但从大爷（队员们对尼古拉的称呼）的角度来看，我们哪哪儿都不对。” 汪之栋回忆，一开始，尼古拉费了很大力气给队员们纠正过往训练的错误动作。“抬胳膊，举双手，举双手！”眼看着队员要撞上板墙，尼古拉在场边一遍遍地喊，要让队员形成惯性思维，以便保护自己。


走上正轨后，队员们的成长速度飞快。作为国内唯一一支残疾人冰球队，他们没有对手。王建斌提出了“以赛代练”的想法，自2018年开始，先后前往俄罗斯、加拿大、芬兰、德国等国家进行境外训练，和当地职业球队比赛，参加世界级赛事。


其中，2018年参加世界残奥冰球世锦赛C组获得冠军，顺利晋级B组，2019年参加残奥冰球世锦赛B组比赛时获得季军，2021年参加残奥冰球世锦赛B组夺冠，顺利晋级A组。


至此，中国残奥冰球队跻身世界顶级强队之列，同时也获得了北京冬残奥会参赛权。


组建6年余，中国残奥冰球队大部分时间都在位于青岛市崂山区的国信体育中心冰场训练。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


“如果不去打冰球，也是一辈子的遗憾”


中国残奥冰球队组建6年余，大部分时间都在位于青岛市崂山区的国信体育中心冰场训练。


冰场也对外开放，有学花样滑冰的小姑娘，有全副武装手执冰球杆试探着滑行的冰球初学者，也有单纯享受冰上乐趣的市民。而每天早晚，冰球队雷打不动上冰训练一个多小时。


王建斌一天天看着，队员们从灵活转弯都不会，到现在攻传配合越来越默契。最开始，一场训练赛里出现一次3人连续成功传球，大家都要欢呼一阵。汪之栋和崔玉涛从入队起就是一个小组的助攻搭档，对汪之栋来说，赛场上那个一闪而过的身影，意味着可靠、踏实、能成。


3月12日晚，中国残奥冰球队摘得铜牌，唐楠在冰场上搂过汪之栋激动落泪。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以老带新、培养团队协作能力，这些都是王建斌建队之前的设想，年长者可以起到表率、引领作用，而梯次配置老、中、青三代人，可以保证未来新老交替顺畅，把队伍的传统延续下去。他也要交棒了。


接过这一棒的是唐楠。她在青岛市残疾人体育中心供职多年，见证了残奥冰球队从无到有的发展，也对许多残疾人的状态记忆犹新。“他们大多数人经济条件都不好，后天意外事故致残这个打击，让他们自我封闭，不愿意出门，也不愿意接受新的人、新的事物。”


唐楠觉得，残疾人体育运动的普及，正让残疾人走出家门，更好地融入社会大家庭。“球队想发展，就要更多的比赛和历练，我们现在只有18名队员，内部一场比赛都打不起来，希望残疾人冰球运动能被更多人看到，有更多人来参与。”


3月12日晚，中国残奥冰球队摘得铜牌后，全队成员在冰场上进行了短暂的庆祝。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北京冬残奥会前，中国残奥冰球队定下了“保六争三”的目标。全队上下铆足了劲儿想在家门口证明自己，为此，他们已经三年春节没有回家过了，不是在训练，就是辗转国外在比赛。


崔玉涛上一次回家还是去年夏天全运会结束后，早晨到的家，当日就返回了青岛，一岁半的二女儿不认得眼前的爸爸，她的脑海中，“爸爸在手机里。”


原本应该在2020年12月退休的王建斌，2021年元旦一过，就申请归队，即使没有任何行政职务，也要陪着队伍走上奥运赛场。中国残奥冰球队摘得铜牌的那天，他挨个搂过队员的头，激动得嗓音沙哑。


王建斌觉得，这样的成绩不仅仅是一支新生球队的努力，背后更是一群残疾人不断突破自我成长重生的过程。


“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成了才。”唐楠见证了冰球队的成长，也是看着很多队员长大的。她依稀记得汪之栋刚刚入队时的模样，青涩，不爱说话，个头只有一米七。而现在，这个一米八九的大小伙子已是国家队的主力。


“我感觉我和我们队一样，长大了。”从16岁到22岁，汪之栋觉得自己坚持做了一件对的事。


崔玉涛心里还有点挥之不去的遗憾，他在国家体育中心见到巡逻的武警战士时，想起了他的从军梦，忍不住录了一段视频发给家人。短暂的沉默后，妹妹在下面接了话，“哥，你如果不去打冰球，也是一辈子的遗憾。”



新京报记者 | 张静姝

实习生 | 孙卿悦

编辑 | 刘倩

校对 |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