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外国语

转自：烟台译博云天公司

摘 要：数十年来，我国翻译史研究重文学翻译轻科学翻译。作者认为，翻译史研究要进一步深化，必须挖掘并弘扬对我国近现代社会进步、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的翻译家,呈现翻译史上被忽略、被遮蔽的重要史实,实现由文学翻译史向思想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转向。翻译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译者，而不是译文,因为只有译者才会有社会担当。本文提出振兴科学翻译史研究，同时讨论其研究方法：以历史语境为依据、以译者为中心、以学科本土化发展为背景、以文本为参照。

关键词：科学翻译史; 科技译者; 研究方法;

明末清初, “西学东渐”发轫, 我国科技翻译初具规模。西学东渐以我国达官显臣中的有识之士和西方传教士为主体, 前者的代表人物如徐光启 (1562-1633) 、李之藻 (1565-1630) 等, 后者以利玛窦为代表。到了晚清, 多地陆续兴办翻译机构, 科技翻译高潮又起, 涌现出一批志士贤达, 代表人物有徐寿 (1818-1884) 、华蘅芳 (1833-1902) 、严复 (1854-1921) 等。民国以降, 我国科技翻译运动的规模更大, 涉猎更广, 义理更深, 一批批国外学成回国的专家、学者成为翻译运动的主体, 代表人物如美学家兼翻译家朱光潜 (1897-1986) 、哲学家兼翻译家贺麟 (1902-1992) 、社会学家兼翻译家费孝通 (1920-2005) 等。纵观我国翻译史研究, 对明清科技翻译的译人译事多有记载, 吊诡的是, 对民国以降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科技翻译运动却语焉不详, 大有年代越近、历史的回响反而越弱之感。这就是我们提出振兴科学技术翻译史研究的缘由。

一、翻译史出版概况

近30年来, 随着翻译学科的发展, 翻译史研究渐成热点。一般认为, 具有学科意义的中国翻译史研究肇始于1938年民国作家阿英的《翻译史话》, 至今不足百年。该书记述了陈冷血、林纾等人的翻译贡献。顺此, 我国翻译史研究大多沿着文学翻译的路子前行, 关注文学翻译家及其译著, 特别是民国时期著名作家兼翻译家, 如鲁迅、郭沫若、林语堂等人。

除了历史绵长、结构宏阔的史学著述外, 新世纪以来文学翻译家的个案研究也成显学。个案研究深入挖掘人事细节, 以译家生平及其著译为主线, 以精耕细作的“碎片化”方式呈现, 集中在众所周知的少数文学翻译名人身上, 研究对象扎堆、重叠。在笔者统计的38种翻译人物著述 (1982年至2017年出版) 中, 文学名人的专著或论集占1/3以上。另据近年的博士论文统计, “林纾研究6篇、林语堂研究5篇、许渊冲研究4篇、鲁迅和周作人研究各3篇。这些研究在时间上有一定的间隔, 而在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上严格来说存在着一定的重复和趋同” (穆雷、邹兵2014) 。

笔者还统计了1989年至2014年间出版的各类 (全史、断代史、分类史等) 翻译史著作, 共34种, 其中明确标示文学翻译史的13种, 约占2/5, 如《中国翻译文学史稿》 (陈玉刚1989) 、《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 (孙致礼1996)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 (郭延礼1998) 、《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 (王建开2003) 、《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 (卫茂平2004) 、《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 (查明建、谢天振2004) 、《中国翻译文学史》 (孟昭毅、李载道2005) 、《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 (李今2006) 、《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 (1966-1976) 》 (马士奎2007) 、《浙江翻译文学史》 (吴笛2008) 、《翻译话语与意识形态———中国1895-1911年文学翻译研究》 (王晓元2010) 、《中国英诗汉译史论》 (张旭2011) 、《中国东方文学翻译史》 (孟昭毅2014) 等。分类史中科技翻译史仅有《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 (黎难秋1993) 和《中国科技翻译史》 (黎难秋2006) 两种。

笔者以“文学翻译史”为关键词查询中国知网的近年的期刊论文, 得3771篇, 以“科学翻译史”为关键词, 只得359篇 (截止2017-08-05) , 如以“科技翻译史”为关键词, 则得2921篇。文学翻译史研究热门, 科学翻译史研究冷清, 是不争的事实。翻译学属外国语言文学之下的学科, 而翻译史是翻译学的分支, 就我国外语学者的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而言, 重文学翻译史, 轻科技翻译史应在情理之中。

二、译史研究中轻科学的倾向

从对上述34种翻译史分类可见, 文学翻译史一支独大, 枝茂叶繁;科学翻译史仅得一双、影形孑立。无论从翻译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科学昌盛、思想变革的影响上估量, 或从翻译实践的数量上考察, 科学翻译与文学翻译绝有如此落差。诚然, 不同类别的翻译史研究, 各有其内在规律和要求, 不能作绝对的量比和单纯的结构平衡, 不过, 内中重文轻理的集体无意识倾向豁然可见。

有的翻译家文理兼容、纵横驰骋、学博文富, 兴之所至, 此时以文学翻译为鹄的, 彼时或以科学翻译为目标, 很难将其纳入文学翻译家或科技翻译家之一端。

翻译家马君武 (1881-1940) 是继严复之后传播西方学说、翻译西方著作最有成就的翻译家之一。马君武一生出版译作40部, 学科门类包括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用技术各类。他的文学译作最少, 仅六七种, 但体裁多, 小说、散文、戏剧和诗歌都有, 译笔生辉, 已成楷模, 但总体而言, 文学翻译算不上他的主项。其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方面的译作包括达尔文的进化论、数理化、矿物学、植物学、机械学等。他的译述对我国许多学科具有开创性, 如社会科学译作涵盖历史、政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心理学等。马君武是新文化、新思想的宣传者, 是文献中最早提及《共产党宣言》的人, 也是国内最早传播达尔文思想的学者之一。可是国内学者偏向一隅, 一味研究其文学翻译, 特别是译诗。近日笔者对马译研究作了部分调查, 以“马君武+哀希腊”为关键词, 仅对近30年的期刊论文作了统计, 得36篇, 研究主题有对马译《哀希腊》的译文比较、风格技法研究、文学意义的阐述、社会影响的追溯、价值取向的认定等不一而足, 其中不乏论题重复、观点雷同的。学者们殚精竭虑研究《哀希腊》的翻译得失, 津津乐道马君武的文学翻译成就, 以一斑见全豹;而对他面广量大的科技译著不闻不问。

周煦良 (1905-1984) 常被贴上文学翻译家标签。他的教育背景是理化、哲学、心理学和文学。他在文学翻译方面固然有不少贡献, 但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翻译也不能忽视。他从1933年翻译英国天体物理家金斯《神秘的宇宙》起, 到1983年出版最后一部译著《西罗普郡少年》, 从事翻译实践逾半个世纪。他1957年译凡尔纳的《天边的灯》, 1958年9月创办、主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杂志, 直到1966年4月止。该杂志发表了124篇关于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译文, 他同时负责为该刊选稿、审稿、校稿和改稿, 每月六万字, 从创刊到1966年4月, 没有间断过 (周煦良2007:241) 。周煦良与人合作翻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丛刊、《近代西方逻辑学发展纲要》 (1960) 、《美学三讲》 (1965) 、《关于哥白尼和托勒密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1974) 、《自然科学史》 (1977, 周煦良总校)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1980) 等。他是地道的文理兼容的翻译家。

严复 (1854-1921) 的文学素养极高, 撰有《愈懋堂诗集》《严几道诗文抄》等诗文, 但没有文学家的称谓。他没有翻译过一本文学作品, 开创了不译文学书而入文学翻译史的先例。任何一本文学翻译史都把严复奉为神明。他系统介绍了西方的古典经济、政治、科学和哲学原理, 推动了我国社会的进步。严译语言古雅、俊秀、飘逸, 严复不是文学翻译家胜于文学翻译家。他的“信达雅”翻译标准百多年来为译界所普遍遵循, 精妙义理和伟大思想共通共融, 无幽不畅。不过, 追根溯源, 严复“信达雅”的翻译思想并非根植于文学翻译, 而发自他的西学译著。译家对于“信达雅”三字的来源各说纷纭。有的说来自西方, 与泰特勒三原则有对应关系;有的说从《法句经序》或六朝佛经译法中可找到蛛丝马迹;有的说来自我国古典文论或文章学, 等等, 不一而足;唯独不见从科学翻译实践的角度来阐释他“信达雅”的翻译思想。如果能从科学翻译的视角继续深探, 或更能察得其秋毫微末, 名至实归。

《东方杂志》是一份中国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期刊, 由商务印书馆创办, 1904年3月至1948年末连续出版, 共44卷、819号, 刊载20000多篇文章。《东方杂志》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传播西学, 介绍西方新思想、引进国外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 “成为20世纪中国人关注世界发展理论的里程碑” (陶海洋2017) 。“这一时期 (指1904年3月至1911年2月———笔者) 杂志除了有少量文言文翻译的文学作品, 科学翻译占了绝对优势……7卷第12期以前的科学翻译共有418篇, 位列前四的是‘实业’ (144篇) 、‘理化’ (99篇) 、‘医学卫生’ (75篇) 、‘军事’ (40篇) ” (侯杰2017) 。提倡实业, 传播科学精神, 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 反映了该杂志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基本政治态度。但是, “截至目前, 关于《东方》的翻译研究主要聚焦于文学翻译, 往往忽略了该杂志的科学翻译话语。” (侯杰2017) 研究者汲汲于文学史料, 以少胜多, 置面广量大的科技译作于不顾, 求道而得道, 求史而得史。

轻视科学翻译史研究从上可见一斑。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这自有其历史惯性, 造成翻译史研究整体结构性的薄弱环节。就学者个体而言, 我国严格的文理分科教育, 使得学文 (特别是学外语) 者拒理工于门外, 视科学为陌路

三、振兴科学翻译史研究

翻译研究的领域有多大, 翻译史包罗的就有多宽广。翻译史应该统辖宗教、文学、科学、人文、口译等各类, 不宜偏废。王建开指出:“中国近现代的翻译活动始终与社会各个方面紧密相连, 但译史研究者多把目光放在文学等学术领域, 有很大的局限。事实上, 其他领域有着丰富的翻译事件, 有待我们去发现。” (王建开2007:56)

我国翻译史上有明末清初与晚清的两次翻译高潮之说, 科技翻译家及其翻译活动 (包括与耶稣会士的合作) 多有记载。然而, 民国时期规模更大、影响更远的科技翻译运动的记载却甚多阙略, 对译业彪炳者也少有颂扬。从晚清到民国初、中期, 正是我国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期, 在出版的翻译书中, 科技类译著占压倒多数。期间, 一批批有识之士从国外学成归来, 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新风尚。他们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的推介此起彼伏, 译笔所至, 学科门类之广、译著形式之多、参与者之众, 堪称历史之最。据1921-1940年20年间出版新书的统计, 在20000种图书中, 有4159种译本, 加上图书季刊英文版1935-1940年收录译本1140种, 两者合计5299种 (王克非1997:183) 。其中, 文学书籍1462种, 占27.6%, 为1/4强。而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社会科学三项相加总数占一半以上。

从历史上看, 科技译著不仅量多面广, 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也不可估量。现以邹振环 (1996) 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为例, 作者另辟蹊径, 从历史的眼光, 以社会影响为标准, 来评介各类译书, 选收译作百种。“译作入选标准首先在于它是产生共时性和历时性重大影响的名著, 如《几何原本》《圣经》《新工具》《民约论》《法意》《海奴呼天录》《原富》《悲惨世界》《物种起源》《少年维特之烦恼》《约翰·克利斯朵夫》《共产党宣言》等。其次是译作虽非名著, 但在当时流传甚广并深刻地影响过国人的思想,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过强烈的反响, 如《万国公法》《泰西新书揽要》《天演论》《佳人奇遇》《爱的教育》《天下一家》《苏联共产党 (布) 历史简要读本》。” (邹振环1966:VI) 在翻译史的研究中, 该书所选百种译作中大部分为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类作品, 文学作品仅约1/3, 大体反映了近现代有代表性的翻译作品的传播、作用和影响。

振兴科学翻译史研究本身是个沉重的历史话题。振兴是就过往的兴盛对当今的落寞而言。从远的讲, 我国第一次、第二次翻译高潮中前人留下了丰富的可资研究的史论和史料, 从近处讲, 在20世纪80年代科技翻译研究热潮中也有过一波科技翻译史研究的热浪。而今, 光景不再。中国之大, 就我所知, 专事科技翻译史研究且有专著问世的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年届耄耋的黎难秋教授等个别人;兼治科技翻译史者也寥寥无几, 不成气候。

四、我国近代科学与翻译

近代科学发轫于西方。19世纪科学的分科化、职业化、技术化带来了知识的分裂与膨胀, 同时西学通过商贸、传教、殖民等途径向外传播。翻译在传播中架起桥梁, 自此, 我国工业建设、农业改良、科技发展、社会进步, 以至法制的创立与完善、市场发育与繁荣无不桥接西方。

历史上有一批翻译家跟思想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科技专家或新兴学科奠基人的称谓联系在一起。华衡芳与徐寿既是翻译家, 又是我国早期科技专家, 他们合作科学实验, 以精格致善制器闻名遐迩。他们参照西方书籍与外国轮船实体, 制造了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和多艘蒸汽兵舰。徐建寅除了翻译电学、声学、天文学、管理学等多种近代科技知识外, 同时也是我国早期杰出的兵工企业管理人才。20世纪初马列主义的传播为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共产党宣言》于1903年由马君武在他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中最早披露。此后, 该书的摘译、节译、文言版等文本相继问世, 直到1920年4月由陈望道全文译出并出版, 历经了18个年头。这18年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大转型的年代。《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照亮了中国革命之路。

近代中国翻译西方法律的活动, 则引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法律移植和本土化的浪潮:从林则徐, 到丁韪良, 到沈家本, 到20世纪10-20年代的法治派的法律翻译活动, 产出了法律移植和本土化的最大成果。法律翻译是前提, 法律移植和本土化是结果, 而法律移植和本土化又是法律翻译的目标和价值体现 (何勤华2013:II) 。

最早引进中国的社会学著作是1902年章太炎 (1869-1936) 翻译的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郎的著作《社会学》。社会学家费孝通 (1910-2005) 作为“中国化的社会学”创始人, 他的译著是其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源头, 与他个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相辅相成。费孝通的译著多为西方社会学经典著作, 这些作品对中国社会学的形成、发展和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见证了费孝通本人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费孝通还完成了两部英译作品, 促成中外社会学界的对话。费孝通早期翻译活动是与他的社会学学习、教学和研究同步进行的, 是其学习社会学的一种重要手段, 也是他从事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学家费孝通一生译述浩繁, 为社会学的本土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历史地看, “夫明末清初西士所施于吾国学术界上之影响, 不在某种学问, 而在于治学之精神, 即以科学之方法研究学问。故其所讨论者, 皆切实有用之学, 裨益国计民生, 而在明末之学界上, 兴起一反动之势力, 革新之兴味。” (徐宗泽1984:100) 人们认识世界, 改造社会, 发展科学需要用“科学之方法”。20世纪初社会学传入中国, 其主要研究方法“是基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的质性研究方法。到1979年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 在研究方法体系上则主要引进了美国的社会学量化分析方法, 科学主义范式在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地成为绝对主流。20世纪90年代中期, 带有西方‘后现代’的质性研究方法被介绍到中国” (石英2017) 。

由上可知, 我国近代以来, 无论是思想变革或社会运动, 还是创立学科或制造船舰, 无不以社科翻译和科技翻译为先导。任何翻译活动及译品存在于目标语系统, 对目标语文化产生影响。翻译家引进新思想、新学科、新技术, 既有新内容, 又有新方法, 既有开创性, 又有持续性。

五、科学翻译史研究方法

“翻译史的写法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结构, 可以翻译家为中心, 也可以翻译机构为主线;可以通过翻译思想的变动, 也可以通过翻译运动的兴衰来清理线索。” (邹振环1996:v) 翻译史的写作, 有的追求宏大叙事, 史实的系统, 结构的完整, 包括全史、通史、断代史等, 有的致力于条理的清晰和理论的完备, 如译学理论史、翻译文化史、翻译思想史等;其对象研究领域不仅可以是历史中的译者、译作, 还可以是翻译理论、翻译思想、翻译出版等。但是, 研究和撰写科学翻译史, 必须跟我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史和科学发展史结合起来, 特别是跟个别学科史结合起来, 例如我国的心理学史、社会学史、语言学史、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工程技术史等, 从中找到学科的奠基人、主导者和推动者, 顺藤摸瓜, 追溯学科的引进、发展和本土化过程中翻译活动的线索和事迹, 要关注译者。皮姆在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中强调: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译本, 也不是译本的社会语境, 更不是语言特征, 而是译者, 因为只有译者负有对社会因果的责任;翻译史必须围绕译者生活和工作的语境展开 (Pym, 1998/2007:xxiii-xxiv) 。所以, 我国近现代科学翻译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以对学科创立和发展有重大贡献的译者为中心, 以历史语境为依托, 以学科本土化进程为背景, 以文本为参照, 以个案呈现为手段。具体陈述如下:

(1) 以历史语境为依托

一个大的文化运动往往伴随着翻译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 翻译新思想、新科学成潮流。1902年和1903年, 马君武先后将《物种起源》中最重要的第三章“生存竞争”和第四章“自然选择”译成中文, 书名为《达尔文物竞篇》和《达尔文天择篇》, 分别单行出版。这部巨著改变了世界, 译本甫一出版, 在科学界和社会各界都掀起轩然波澜, 浪潮激荡;它塑造、催生了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世界。期间有多人多种达尔文译著出版。

翻译是在一定的权力、意识形态、机构的操控下的运作, 是对政治语境、经济环境、社会思潮最敏感的一个行业。在政治开明、思潮纷繁、广开言路的时期, 翻译活动比较繁荣;在文字狱盛行、思想受禁锢的时期, 翻译活动就处于低潮。“50年代初期出版总署署务会议决定:翻译出版《达尔文全集》, 由周建人和我 (即叶笃庄———笔者) 负责组织稿件, 由三联书店出版。对此发了新书预告。那时完成的有《物种起源》《动物和植物在家养条件下的变异》《植物界自花受精与异花受精的效果》《食虫植物》《人类和动物的表情》《攀缘植物的运动和习性》《兰花的传粉》《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达尔文及其书信集》等。” (叶笃庄1991) 但是全集的出版遭到政治和学术环境的干扰。1950年代, 我国向苏联一边倒, 达尔文学派受到米丘林学派的压制和打击, 达尔文学派受批判, 米丘林学派趾高气扬。接着政治运动又把主译者卷进了漩涡, 全集的出版中断。直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 重又组织出版, 终于在1998年由叶笃庄完成总校的500百万字十三卷《达尔文进化论全集》全部出齐, 比1950年代初期出版总署的计划整整延宕了40年。纵观翻译史, 影响社会进程的译著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2) 以译者为中心

我国近代学科的发轫几乎都来自西方, 新兴学科的发展路径, 从引进到借鉴, 由陌生化到本土化, 在较大程度上有赖于翻译。首先是学科概念的传播, 学科建制的介绍, 直到学科知识的系统吸纳。马君武于20世纪初最早披露《共产党宣言》的德文原版, 之后便出现过各种零星的汉译本, 18年后才由陈望道全文译出并出版。达尔文学说从马君武1902年的单篇摘译到1998年叶笃庄主译的《达尔文进化论全集》出版, 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

我国学者的学术思想入于“西学”, 出于“本土”。当新学科在我国初露曙光, 本土化知识亦开始塑造, 接着是再引进, 再塑造, 直到产生全面系统的本土化学科。这中间, 译者———主要是该领域的专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章士钊对弗洛伊德的译介, 为精神分析这一学科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贡献。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译著是其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源头, 与他个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相辅相成。语言学家吕叔湘把翻译和语言学研究相结合, 开创了我国的对比语言学 (方梦之、庄智象2017:V) 。

在我国近现代科技发展史上, 各学科的奠基人、开拓者和设计者不少是翻译大家, 他们是新兴学科的引进者和倡导者。记述他们的生平、著译、翻译活动、翻译思想和翻译影响, 探寻其理路脉络, 以代表性个案凸显翻译事业对我国文化繁荣、社会进步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彰显翻译事业在我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翻译人物的研究可以为近代以来我国思想观念的变革、科学技术的革命提供背景资料或找到蛛丝马迹。挖掘和呈现译者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翻译活动和翻译贡献, 阐明其在跨文化、跨语言和跨民族沟通中的角色和作用, 不仅有利于科学翻译史的完善, 还可以丰富人类文明发展史。

(3) 以学科本土化发展为背景

科学翻译史由一门又一门的具体学科翻译史构成。科学翻译史透过翻译活动、翻译成果、翻译影响的描写, 来体现外来学科建制对本土知识塑造的作用和影响, 重点是描述我国学科的先驱及核心人物的翻译活动。“美学”作为学术话语于18世纪末由席勒创立, 19世纪末传入中国。20世纪初王国维、蔡元培等第一代美育家引进西方思想资源和学科体制, 激活中国传统美学, 开始建构中国美育话语体系。朱光潜则把“美育”这个引自西方的学术话语更多地植根于本土传统学术土壤中。他的美学思想对当代中国美学话语的架构最具启示意义。“他一方面继承了儒家心性之学的思想, 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大量西方现代美学理论, 建构了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美学理论。” (杜卫、冯学勤2017) 朱光潜早年精通英、德、法3种外语, 年近耳顺, 为修订、翻译马克思主义美学著作, 又自学俄语。先后译出了《文艺对话集》 (柏拉图) 、《美学》第一卷 (黑格尔) 、《拉奥孔》 (莱辛) 、《论美》 (考德威尔) 、《萧伯纳戏剧集》等著作。这些译著为我国新时期的美学及文艺理论研究铺平了道路。此外, 他还撰写了大量的介绍性文章, 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以及西方现代哲学与美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反思。可以这样说, 在他的一生中, 一切成就的取得无不与翻译相关。

又如, 19世纪末20世纪初, 西方心理学传入我国。颜永京翻译的第一本译著《心灵学》 (Mental Philosophy:Including the Intellect, Sensibilities and Will, 1873) 上册由益智书会于1889年出版。据高觉敷 (1896-?) 主编的《中国心理学史》一书统计, 1900年至1918年, 共引进30本心理学著作, 其中翻译日本根据西方心理学编辑的9本, 根据日本心理学编辑的8本;取材于英、美、德、日心理学编译的5本, 范围涉及哲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等 (转引自邹振环1996:97) 。高觉敷是我国第一代心理学家, 同时也是出色的翻译家, 他引介并发展了我国的心理学科。许多西方心理学的理论和思想都印刻着他的研究和翻译的痕迹。高觉敷翻译的心理学著作包括世界名著《实验心理学史》、考夫的《儿童心理学新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杨琴巴尔的《社会心理学》、华生的《情绪的实验研究》、苛勒的《格式塔心理学志片面观》;在他逝世前还校订完成勒温的《拓扑心理学原理》。作为心理学家和翻译家, 高觉敷早年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大辞书》, 确定了许多教育学和心理学术语的标准译法。现今的《英汉心理学词汇》有许多词条仍沿用《教育大辞书》的或参照修订之。

(4) 以文本为参照

这里的文本不仅仅是译本和原本, 包括副文本以及相关的笔记、讲话、文稿等。科技翻译多以应用为目的。科技译著往往前无序言, 后无跋语, 副文本信息少。译者以传播知识为目的, 很少留下翻译心得、翻译方法、翻译思想、翻译动机的片言只语。不过作为某学科中流砥柱的译者, 可资参考的文献, 包括学科发展史、传记、回忆录、访谈录、报刊文章、出版信息等, 还是有的, 可从中爬罗剔抉, 发幽探微, 找到其生平志趣、教育背景、学术活动的踪迹, 窥见其思想脉络。加上对照原文, 字栉句比, 以考彼此, 或可探究其译文思路和笔法, 甚至论证其翻译理路。如数理翻译家郑太仆 (1902-1949) 有据为证的译著多达20种, 郑译《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被视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百种译作之一。“他 (郑太朴) 的科学造诣使他在翻译选题上具有相当的识见力, 所译彭加勒《科学与方法》至今仍是科学哲学的重要名著之一。” (邹振环1996:371) 但是, 在其作品中没有留下抒发翻译心迹的片言只字。研究者只能根据他人生的规划和追求、理想和目标以及行文走笔来来抽丝剥茧, 寻找蛛丝马迹。郑太朴的著译虽大都关于抽象的数理知识, 行文语言却浅白晓畅、通俗易懂。“牛顿1687年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名词、文字十分生疏甚至有点怪异, 但80多年前的郑译本今天的读者不会有阅读障碍, 它的语言简练、清晰, 将自然现象与科学原理阐述得条分缕析。足见译者的功力。或许这也正是太朴译著多部科学作品的动机使然———他希望科学精神在古老中国的传播, 自然也会将读者对译本的接受作为其确定翻译策略的重要因素。” (袁丽梅2016)

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的翻译实践家在各自领域独树一帜, 其专业上的声誉有的盖过其翻译事业上的辉煌, 历史记载他们的翻译往事不会像文学翻译家的那样丰富多彩, 需要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堆中寻寻觅觅, 下一番工夫。

翻译史研究要进一步深化, 必须挖掘与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科学昌盛密切相关的翻译史料和翻译家, 呈现翻译史上被忽略、被掩蔽的重要史实, 实现由文学翻译史向文化翻译史研究的转向。去年四月出版的《中国翻译家研究》 (三卷本) 对此作了尝试, 选收了一批科学翻译家, 包括: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陈独秀、李达、郭大力;宗教、哲学方面的贺麟、吕振中、吴经熊;数理方面的郑太仆;医学方面的丁福保;地理交通方面的冯承钧;达尔文学说方面的叶笃庄、周建人;社会学方面的费孝通;百科方面的杜亚泉、周熙良;以及翻译理论方面的黄龙、杨自俭等。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 译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活跃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需要跨语言沟通的领域。从译史研究的角度, 对各领域不宜偏废。教育制度文理分家, 文科背景的翻译研究者对文学翻译研究情有独钟, 对科学翻译少有问津, 造成翻译史分支板块结构的失衡:一边是熙熙攘攘的文学路, 一边是萧瑟冷清的科学桥。文科背景者研究科学翻译史不是不可能, 如能志在学术、非徒科第、心存高远、冥心钩考, 离成功不会遥远, 因为搞科技翻译史研究并不是做科学技术研究, 虽然需要掌握一定的相关知识。

我国近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以及新兴学科的开创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资料, 更多的翻译史料有待挖掘和整理。弘扬和呈现科技翻译者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翻译活动和翻译贡献, 阐明其在跨文化、跨语言和跨民族沟通中的角色和作用, 是翻译史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翻译规范的中国翻译批评及标准体系研究”(项目号:17BYY0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文章来源：本文原载《外国语》2018年第3期，第67-75页，参考文献略。本文原载《外国语》2018年第3期，第67-75页，参考文献略。

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

作者简介：方梦之, 教授, 《上海翻译》名誉主编。学术兴趣：应用翻译研究、译学词典编撰。傅敬民,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上海翻译》执行主编。研究兴趣：翻译研究, 社会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