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21日上午，邓中夏、许德庆、高君宇等组织了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社)、法定专科学校等北方

京大中专院校的学生2000多人，前往总统府所在地新华门聚众请愿，强烈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收回山东主权。在队伍最前头写有“国立北京大学”的横幅下，邓中夏、李达等人一边走，一边商谈着接下来的行动。

1918年5月21日，北京学生发动向统治当局示威请愿活动

只管读书的陈公博原本不想参加，但他到处听到周围的同学们说：“我们到新华门请愿！”“我们到新华门请愿！”，当时身兼广东四报通讯记者的陈公博心想，即便是为了新闻采访，也不能不去罢。于是陈公博便随着队伍来到新华门，为了防止被别的同学认出，临出门的时候，他戴了一顶灰色的帽子，走在拥挤的人群中。当别的同学焦急地为接下来的请愿讨论意见时，一旁的陈公博感到很别扭，只是附和着点头。他不知道该怎样应付这样尴尬的场面，只得压了压帽檐，硬着头皮跟着大队伍走下去。

当2000多名爱国学生围在总统府门前，府内的大员们恐慌了，急忙增派一队全副武装的军警严密防守于新华门外。一个官员模样的人带着几个侍从，匆匆从总统府里走出来与学生们交涉，说：“冯总统让你们派代表，他要亲自接见。”

同学们立即从各校推选出了8名学生代表，其中，北大代表为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他们指挥学生在新华门前排成长蛇阵，静立等候。当时，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这群大学生在干什么。

时值5月底，天已热了，灼日当空，同学们汗流浃背，新华门还是紧闭。许多站得疲劳的学生有些耐不住了，陈公博觉着不来则已，来则须到终场。

这时，一位天津来的女学生痛哭流涕起来，闻者无不感动。站在身旁的高君宇钦佩地说：“中国的女子要是都像这位热血女子，中国就有救了！”站在身旁的张国焘说：“可惜，就连我们的许多男子都是些冷血动物，何况女子呢！”

学生们站立等候的结果，却令人失望。四个代表并未见着冯国璋代总统，仅由其秘书代见，秘书答应将请愿书转陈。四个代表便步出总统府向大队约略报告数语，大伙儿也就跟着往回走。这时许德珩声嘶力竭地对学生发出命令，叫学生们不要走，若请愿不应，预备下跪。许德珩的这一发令引起了陈公博的反感，他心想：有力量便打进去，没有力量便散去更作后图，为什么要下跪？这也太有辱人格了罢！

一气之下，陈公博独自一人离开了队伍，走到南池子雇了一辆洋车，回公寓去看书了。当时身临其境的张国焘，也觉得不够味。本来兴致很高的邓中夏，在回来的路上也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垂头丧气。

回来后，许德珩和一些激进的同学也感到很窝囊。他们认为，北京的学生死气沉沉，爱国热情比不上留日学生，还不如天津一个中学女生郭隆真。

这次十分温和的请愿，在张国焘看来是失败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并没有被取消，不久之后，北京政府还与日本签订了实施这个协定的详细《办法》。

但是，这还不算，在此期间，因为冯国璋下台，徐世昌当选为新任大总统，北洋政府更于1918年9月24日，与日本继续签署了两项涉及山东的密约，其一是《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其二是《山东问题换文》，这两项密约，把山东铁路的权益交给日本，承诺把青岛的权利交给日本，双方的签字人是——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日本外相后藤新平。

山东问题原本并不复杂，“二十一条”是袁世凯在日本强迫下签订的，当时日本率先对德宣战，占领青岛，中国其时还没有参战。但是，1918年5月和9月的三个中日密约，是在中国已经参战，一战就要结束，局势已经明朗，威尔逊提出14条，一切外在条件都有利于中国的情况下，北洋政府竟然主动与日本签订的出卖山东的密约。后两个密约，更是在北大学生群起抗议之后，政府继而签订的。这不能不说，就是北洋政府故意和肆意出卖国家利益，这三个密约签订之后，从此，中国的外交就彻底万劫不复了。

对于后两个密约，全国人民，包括起来抗议的北大学生当时是完全不知情的。那时，他们对于即将到来的巴黎和会，是怀抱着无限期待的。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巴黎和会上，当中国代表团提出山东权益的时候，日本会把上述密约端出来。

作为巴黎和会中国主要发言人的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当日本提出，北洋政府是在参战之后，自愿把山东权利让给日本，且有密约存在的时候，中国在法理上已经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了。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1918年5月去新华门和平请愿的学生，何以如此悲愤交加，五四爱国运动，何以势在必行了。

五四运动爆发后，签订了中日密约的章宗祥成为众矢之的，他为自己开脱说：当时新总统徐世昌上台，南北议和，都需要钱，国家没有钱，只有向日本借款，借款是徐世昌的主张，他不过是代为签字，例行公事，他保证没有拿一分钱的回扣。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难道卖国是“例行公事”吗？难道卖国还要拿回扣吗？

北大的学生是要做学问的，是要研究精深之学问的，但是，竟然被如此欺骗戏弄！即使抛开“救亡”，抛开国格，就是作为个人，还有什么人格可言吗？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中日密约一旦揭开，北洋政府可以甩锅推诿，而蔡元培、陈独秀的老脸，还有地方搁吗？

所以，不了解1918年的5月，就不会真正了解1919年的五四。

1918年的学生请愿活动结束后，黄日葵彻底放弃了日本的留学计划，于同年秋天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入校后参加学生救国会在北大组织的国民杂志社，参与筹办社刊《国民》并担任特别编辑员，开展反帝爱国宣传活动。

尽管这次学生的温和请愿失败了，但是参与此次活动的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黄日葵等人却在活动中崭露头角。他们积极组织参与活动，在学生集会上发表演说，被众多学生所推崇。活动的受挫使他们深刻认识到，仅仅凭借少数学生们的一时冲动去请愿是没有用的，必须联合更多的爱国青年，进行更持久深入的斗争。

自5月下旬发生的总统府请愿失败后，高君宇感到悲愤极了，他接连几天夜不能寐，每天顶着重重的黑眼圈。他到处发泄着内心的一腔愤怒：“北京政府的反动本质、丑恶嘴脸已经彻底暴露了！我们再不能对这个政府抱任何希望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一个，这就是同这些恶魔进行抗争！坚决抗争到底！”

然而，如何抗争呢？请愿，这条路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除此以外，对手无寸铁的学生来说，还有什么救国的办法呢？

高君宇与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等爱国学生经常在课业之余不停地讨论着。有的主张开展竞选活动，争取人民支持，将来这些爱国者能进入国会，掌握政权，形成政治上的新风气，救国才有办法；有的认为只有加强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去奋斗，才是救国的正当途径；而张国焘、邓中夏、许德珩等思想激进的同学则希望进行彻底革命，推翻亲日派的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

同学们往往成群地聚集在寝室里辩论问题，他们把邓中夏的宿舍当作风暴的一个中心。结果大致得到“救国第一”的结论。他们认为救国运动是全体同学应该参加的，救国高于一切，从最守旧的人，直到最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应一致奋起“救国”。

既然要救国，就要组织一个团体，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当时学生组织社团的想法很流行，不少有抱负的青年都跃跃欲试。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许德珩、张国焘等学生骨干纷纷开始行动起来，终于组织起了以北大学生为主的学生救国会。

到了1918年暑期，“学生救国会”派出了易克嶷、许德珩为代表，赴天津、武汉、南京、九江、上海等地联络。当时在天津参加的，有觉悟社的张太雷、周恩来，武汉的恽代英、上饶的方志敏等人。据许德珩回忆：

我们先到天津，那里学生已经有了组织，开会欢迎我们，到会的人很多，我记得有：马骏 ( 工专学生 ) 、郭隆真 ( 女 ) 、谌志笃、马千里、张传琦、张泰来 ( 北洋大学学生，后改名叫张太雷 ) 等人。正当欢迎会开得很热烈的时候，张传琦忽然拿把菜刀把自己的一个小指头砍掉了，以此来激励国人。他们以后还组织了一个觉悟社。周恩来同志由日本归国以后，觉悟社就更加发展了。邓颖超大姐这时也出来了。我们由天津到济南，找到了康生，他当时名张绍卿，又名张三洗，我们同他谈了发展组织的事，没有开会。由济南转武汉，见到了恽代英，他们组织了文化书社。我和恽代英同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虽是初次见面，但仿佛很熟，真是一见如故。由武汉到九江，找到了同文书院的学生方志敏以及邓毅生。到南京找到了金陵大学学生黄仲苏，也找到了湖南林祖烈 ( 林伯渠之弟) ，以及其他多人。最后到上海。上海学生方面有复旦的狄侃、程学瑜 （以后改名为程天放，成为反动头子），华侨学生何葆仁，圣约翰的瞿宣颖，河海工程学校的张闻天、沈泽民，以及南洋公学的恽震、留日归国学生黄介民等人。还找到了为我们奔走的“上海通”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上海妇女方面的人特多，我们会见了留日归国的女学生李果、程孝福，神州女学舒惠贞，黄兴夫人黄宗汉，女子救国会的朱剑霞，还有从天津去的刘清扬。她们成立了上海女子联合会，宣传爱国，抵制日货。女界联合会“五四”以后也参加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还拜会了同情学生运动的孙中山先生以及廖仲恺、朱执信先生。 他们到上海以后还办了一个周刊《星期评论》和月刊《建设》，与北大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南北呼应。我们还联系了《民国日报》 的邵力子、叶楚伧，《时报》的戈公振，《申报》的史量才，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沈恩孚，商会的虞洽卿、荣宗敬……由于我们联络的结果，各地学生因之也都加入了学生救国会，这个学生救国会就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学生团体了。我们于九月初返回北京。[1]

张太雷

方志敏 图片来源：新华社

马骏( 工专学生 ) 、郭隆真 ( 女 ) 、谌志笃、马千里、林祖烈 ( 林伯渠之弟)、 张绍卿（康生）、恽代英——这些名字十分重要，他们就是在这次学生大串联的活动中，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

正当高君宇从许德珩的来信中得知这一切，并为此欢呼庆祝时，北京政府竟下令要来摧残这一爱国组织。“难道学生爱国有错吗？”他真是想不明白。

皎洁的月光下，悲愤交加的高君宇凝视着图书馆主任室的那盏灯，吟起一首李大钊先生的诗：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州。

然而，这次反对北洋政府向日本出卖利益的学生运动还是失败了。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16岁的湖北人刘仁静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班。刘仁静，字养初，1902年出生在湖北应城一个守旧家庭。自幼聪颖，三岁成为家设私塾最小的学生。高小毕业后，刘仁静进入英办教会学校博文学院学习，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后转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附中就读。在这里，他接触到《新青年》《甲寅》等进步刊物，很快成为忠实读者。家境贫寒的他，入校之初就梦想将来当个中学物理教师以养家糊口。

刘仁静

刘仁静（前排左四）与高君宇（后排左二）、李大钊（后排左四）、邓中夏（后排左六）等人合影

湖南是南北战争的主战场，北方取胜之后，段祺瑞没有把湖南交给打下湖南的吴佩孚，而是任命自己的亲信张敬尧治理湖南，湖南从此成为反对北洋政府和张敬尧的基地。

也是这一年的夏天，一群湖南人也来到了北京大学。

何孟雄，1898年6月2日生于湖南省酃县中村乡龙塘村。幼年时，父母亲不幸先后去世，从此跟着两个哥哥生活。在岳云中学读书期间，何孟雄经常阅读提倡民主与科学的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反袁(世凯)驱汤(芗铭)和抵制日货的学生运动。在杨昌济、毛泽东、蔡和森等师生的推荐下，何孟雄赴北京参与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在法文专修馆学习，半年后到北京大学理科当旁听生。

何孟雄

罗章龙，1896年11月30日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一个农民家庭。1910年至1916年，罗章龙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受乡人谭嗣同新政影响，开始接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当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名义发出征友启事，罗章龙是最早的响应者，从此与毛泽东、蔡和森被称誉为“管鲍之交，后无来者”。 罗章龙与毛泽东组织长沙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1918年9月，罗章龙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德文班。

罗章龙

李梅羹，1901年生于湖南浏阳，年仅14岁时，李梅羹考入省会长沙的名校长郡中学，他曾诚挚地跟同学说：“地球年龄估计约五十亿年，人类发生不过百万年，在此悠悠天地之中……唯有以短促之生命，以救民于水火事业，心境稍获宁静。”1918年，17岁的李梅羹考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医科大学前身，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他在同乡好友罗章龙的邀请下常到北大文学院听陈独秀、李大钊的讲座。

李梅羹

这次学生抗议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从抗议“中日密约”到留日学生归国，从请愿新华门到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进行全国串联，随着中国的日渐沉沦，就是从那时起，北京大学逐步开始把民族复兴的责任扛在了自己的肩上。

这次学生抗议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却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与先声。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次预演与先声的时候，则会感慨地发现，那时，几乎所有的条件都已经开始具备，大多数的历史主角已经开始登上了舞台，而历史则仿佛还在等待，等待那个真正决定和扭转中国与世界命运的人物的出场。

[1]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 61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3 — 14 页。

“红楼星火”专栏

楔子：大槐树下

第一章 红楼-奠基

第一章 红楼-1916级

第一章 红楼-开学

第一章 红楼-引无数英雄

第二章 新文化-新道德

第二章 新文化-中国文艺复兴

第二章 新文化-“中日密约”

监制：皮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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