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蒋芷毓

我比较反感那种呼吁主流社会”包容“、”接纳“同性恋的话语，仿佛这是一种异性恋居高临下的特权。事实是，同性恋往往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包容”异性恋的冒犯与无知。

2015年，为声援女大学生秋白告教育部恐同教材一案公开出柜后，在广东高校任教的崔乐遭到处分。那是被认定为二级教学事故的处分，通报发往全校，他被取消当年的评优资格，还扣除了一个月岗位津贴。随后，他在社交媒体噤声，不得再发布性别议题的评论。

两年后，崔乐辞职，前往新西兰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风波过后，他的研究选题仍然与高校同志教师有关，研究中国高校男同性恋教师的职场经历。从作为高校教师公开出柜被处分，到研究同志教师处境，崔乐由个人走向了群体经验的揭示。他选择讲述当初的经历和现在的研究，2020年5月，他在媒体发布当时公开出柜后的种种遭遇；2021年新春之际，他又接受了《水瓶纪元》的采访。我们聊到了他的过往，聊到了他研究中的中国同志教师的身份披露，也聊到了性少数在新西兰学习、生活的喜与忧。在访谈中，崔乐多次提及的是，中国高校的同性恋教师尽管受到多重束缚，但不应被仅仅看作被动的受害者。他认为，不一定要出柜才能挑战异性恋规范，个人可以服从规范，也同时挑战规范。

以下是对话内容：

水瓶纪元：你曾在文章提到，刚入职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掩藏”同性恋身份，那么2015年是出于什么考虑在媒体发文出柜？当时有担心过实名公开发声可能带来的后果吗？

崔乐：当时在媒体发表评论、公开出柜是为了声援女大学生秋白。她因为恐同教材而起诉教育部，遭到校方的约谈、压制，辅导员把她的性倾向告知了她的家长，造成秋白“被出柜”。秋白被家人带到医院”治疗“性倾向。她的遭遇让我感到愤怒，可是几乎没有体制内的教师公开表达对她的支持，所以我站了出来。刊发文章之前编辑曾找我确认是否需要匿名，我觉得同性恋在媒体上已经被打了太多马赛克，出柜就是要用真实的力量破除人们的偏见。当时没想到这篇文章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没有料到第二天就被我所在大学的师生刷屏，当然也不会料到我的发声会让我承受巨大代价，成为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当时的出柜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多么“英勇”的“壮举”，只是简单地做了我认为对的事。

水瓶纪元：说出不公需要面对更多的压力，需要莫大的勇气，事发五年后，你是怎么决定再站出来的？

崔乐：之所以决定2020年讲出我的个人经历，一个诱因是李文亮。我对他因为言论而被训诫的经历感同身受。回忆和讲述过往的灰暗的经历是一个非常消耗心力的过程，还可能会强化”受害者“的人设。可是必须要说出来。如果人们只看到出柜的”自由“，却看不到背后的代价，我是在释放错误的信号，误导人们对环境的判断。讲出经历的不公是一种自我疗愈，也是为同性恋社群中那些有过类似经历而不能发声的人发出声音。

崔乐在奥克兰街头 图/受访者提供

水瓶纪元：说说你的研究吧。中国高校里男同性恋教师的生存状况是怎样的？

崔乐：我访谈的40位中国高校的男同性恋教师中，绝大部分没有在高校公开同性恋身份，有少数会选择性地对信任的同事公开身份。不出柜并不意味着不接纳自己的性倾向，他们接纳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不出柜是一个利弊权衡之后的理性选择。在一个以异性恋作为规范的（heteronormative)环境下，他们需要谨慎地进行身份管理（identity management）——是否、何时、对谁、怎样出柜。我的研究揭示出他们进行身份管理的三种主要策略。

第一种策略是通过婚姻和异性恋关系来伪装异性恋。例如，隐瞒性倾向与异性恋女人结婚，与女同性恋组成”形式婚姻“，编造女友，或利用父亲的身份来暗示自己是异性恋。这可以让他们摆脱被同事介绍女友的烦恼，更好地维持人际关系，免于被怀疑性倾向，获得职业安全感。但这种“表演”耗费心力，一方面需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异性恋的表演，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被人八卦或识破真相。

第二种策略是与同事、领导或学生保持距离，从而避免谈及私人生活。例如，一些教师避免与同事私下社交或发展出友谊，以免暴露身份后职业发展受到影响。哪怕在同志社群内部，许多教师也尽量自我孤立。比如，他们在同志社交软件上接触到同一个校园的同性恋师生，大多小心翼翼地隐藏身份，避免暴露身份后“被出柜”。因此，一些教师不会在校园使用同志社交软件，拒绝认识任何校内的同性恋师生。在这样的自我隔绝中，他们像是一个个孤岛，小心翼翼地保守着秘密。

第三种策略是通过出色的职业表现获得安全感。同性恋身份往往会激励教师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从而为身份暴露后可能遭受的歧视做好准备。在高校里，出色的职业表现往往体现在学术产出，例如科研资助与发表。出色的学术能力能够带给同性恋教师一定的职业安全感，甚至提升他们性身份的公开程度。在我的被访者中，少数的几个在校园出柜的教师往往是有海外博士学位、具有英文发表能力的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的学术优势让他们“有恃无恐”。然而，那些学术能力一般或缺乏学术能力的教师会因为性身份而更有心理负担。有的教师认为自己很难通过职称晋升获得职业安全感，担心在体制的严密监视和管理下暴露同性恋身份，最终选择了辞职；也有的教师准备转行到受体制约束较小的行业。

隐藏身份可以让同性恋教师更顺利地融入一个以异性恋作为规范的体制，得到认可，避免了公开性身份可能招致的污名和后果。然而，在职场隐藏身份意味着持续不断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需要时时处处保持警惕，根据情境评估出柜的风险，让人身心疲惫。

水瓶纪元：除了隐藏身份，同性恋教师们的身份管理是否有别的选择？

崔乐：同性恋教师的身份管理是随着情境动态变化的，柜里、柜外的边界常常不是截然分明的。一些教师没有公开身份，但也并不觉得自己是在“柜中”。比如，一位教授是做同性恋研究的，在他所任教的大学没有公开性身份，会通过编造女友的方式伪装异性恋；但他在面向同性恋组织开展工作、或参与学术会议的时候，并不隐藏身份。他的研究生在同性恋组织开展他的研究项目的时候，可以从工作人员那里得知他的同性恋身份。虽然他没有公开出柜，但他觉得同事和学生一定会怀疑他的性倾向，他也并不在乎。因此，他认为自己既没有出柜，也没在柜中。还有的教师一直未婚，并且拒绝被同事介绍女朋友。他们清楚同事可能会怀疑他们的性身份，但觉得“猜就猜吧”。这种身份状态模糊了“同性恋”与“异性恋”的身份边界，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异性恋规范。

水瓶纪元：当下的高校仍然是一个异性恋规范主导的场域，同性恋教师是完全服从于这种规范吗？

崔乐：我的博士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揭示同性恋教师如何应对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ity)，或者说，他们在一个以异性恋作为规范的体制中的能动性（agency）。研究发现，虽然绝大部分教师没有出柜，但他们以各种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挑战了异性恋规范。

譬如，一些教师通过同性社交软件接触到本校的同性恋学生，有的帮助他们接纳自己的性倾向，有的向学生普及性健康知识，有的会解答同性恋学生关于性身份的困惑，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支持同性恋学生。还有的教师从学生的性别表达上发现貌似是同性恋的学生，当发现他们的学业和心理遇到困难后，会给与特别的关心——尽管互相都不会公开性身份。这些故事有别于西方教育界一种主流话语——同性恋教师应该通过出柜的方式为同性恋学生做出表率（role model)，以此支持同性恋学生。也就是说，即使不在校园公开出柜，中国的同性恋教师仍然可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支持同性恋学生。

在教学方面，许多教师会在课堂上谈论同性恋议题。其中一种方式是谈论学科内的同性恋知名人物，譬如计算机专业的教师会在讲计算机发展史的时候提到图灵的个人悲剧。教师们对此充满顾虑，包括性身份暴露、学生反感、教学监控与审查，但他们会以多种策略降低风险。譬如，教师们通常在谈论同性恋议题时小心地把控时间与内容——“点到为止”、“一带而过”。这很短的教学片段充满了内心张力——“既想多说，又不敢多说”。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有的教师有意以”局外人“的视角，也就是异性恋身份，来谈论同性恋话题。有的教师会把同性恋议题“藏”在一个更大的话题里，比如在谈论西方高校的时候提到高校对同性恋学生的支持，或在谈论亲密关系话题时最后补充“不管什么性倾向，我都是这个观点”。为了提升教学的正当性，有的教师特意选取官方文本作为教学素材，譬如一位教师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时讲授的文本是CCTV国际频道一则“台湾同性婚姻引发争议”的报道。为了降低风险，教师们大多回避表露自己的立场，或以间接的方式表达支持立场——比如，呈现同性恋群体的边缘处境，或介绍专家学者的观点，“用别人的嘴说话”。通过这些策略，他们将同性恋议题融入了教学，并不同程度上引导学生反思异性恋规范。

还有一些教师会进行同性恋议题的学术研究。他们谈到在中国学术界做同性恋研究的各种顾虑和阻力，譬如暴露性身份，研究发表与申请资助的阻力，同性恋研究在高校的边缘位置。因此，一些教师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研究兴趣，转而研究更为主流的议题。然而，尽管阻力重重，不少教师通过各种策略“保持低调”，以降低研究同性恋的风险。例如，不以同性恋研究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领域；只以联合署名的方式发表研究；不参与学术会议，降低曝光度；在发表和简历的措辞中以更隐晦的“酷儿”（queer)代替“同性恋”；回避较为敏感的研究议题。还有一些教师通过英文国际发表提升同性恋研究的正当性，或迎合官方话语和政策来尽量将同性恋议题主流化。

通过发掘和揭示没有出柜的同性恋教师反抗异性恋规范的经历，我希望打破人们对中国的同性恋和高校教师的刻板认知。中国高校的同性恋教师受到学术自由与异性恋规范的双重束缚，然而，如果认为他们仅仅是被动的受害者，则低估了他们应对社会规范与限制的能动性。

另外，我的研究还希望改变人们对没有出柜的同性恋的认识。受西方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影响，中国同性恋社群内部常常有公益组织或行动者鼓励大家“勇敢出柜”、”做自己“。这种社群动员有助于提升同性恋的可见度，改变人们对同性恋的刻板印象，将这一身份正常化，但也存在一些弊端。一些倡导出柜的话语简单粗暴，无视不同人出柜承受的不同代价，认为不出柜就是不能接纳自我、“怯懦”的表现；只要不出柜，就是异性恋规范的“共谋”或恐同的“帮凶”；只有出柜，才能够有所改变。然而，我的研究可以体现出，即使不出柜，同性恋教师同样能够以形形色色的策略挑战异性恋规范；正是因为柜子为他们提供的安全和保护，他们才能够以力所能及的方式有所反抗。譬如，一位教师既从事同性恋议题的教学与研究，又指导学生社团为同性恋议题发声，他因而选择了形式婚姻，认为“必须有婚姻的保护才不会暴露身份”。由此可见，服从规范与挑战规范不一定是一个二选一的单选题——一个人可以既服从规范，又挑战规范；正是因为他们在柜中服从了异性恋规范，由此获得的认可和权力才使得他们有能力、有机会挑战异性恋规范。

奥克兰大学表达对性与性别少数群体支持的彩虹贴纸，以及表达尊重他人性别认同、停止跨性别歧视的宣传单

水瓶纪元：做同性恋研究，披露性倾向是否是必要的？

崔乐：许多人在得知我做同性恋教师研究后，第一个问题通常是：会不会很难找到他们？其实并不难。我在招募同性恋教师接受访谈的海报上特意公开了我的实名、同性恋身份，以及曾经是高校教师的经历。这有助于体现我的insider（“圈内人”）身份，得到参与者的信任。事实证明这确实有效，不少同志社群内的朋友、学者、活跃分子主动帮我转发海报、介绍访谈对象。陆陆续续不断有男同性恋高校教师联系我，以至于我访谈到40个之后就只好拒绝了。

西方已经有许多同性恋学者在研究反思中写道，他们在做同性恋研究时公开同性恋身份有助于建立信任，共情对方的经历。但也可能会有弊端，比如被访者可能会因为共同的身份而觉得“你懂的”，“一切尽在不言中”，因此省略很多重要的信息。另外，insider的身份可能是一种幻象，同性恋社群存在许多内部差异，不同身份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使得社群内部的经历非常多元，仅仅基于相同的性倾向并不保证一定能够相互理解。比如，我在招募研究参与者的过程中，也在一些同志群遭到防范、敌意、甚至辱骂。

虽然同性恋研究者在做同性恋研究时公开身份有很多好处，但在一个充满污名的环境下，同性恋研究者公开身份并不容易，哪怕访谈对象也是同性恋。我的研究揭示出中国的那些没有出柜的同性恋教师做同性恋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和阻力。比如，一位教师非常希望能够通过研究同性恋学生的校园经历来为他们发声，推动中国校园的多元平等。可是，他担心的是，如果采用访谈的方法做质性研究，难免会暴露身份。他很纠结地说，“如果我访谈的同性恋学生对我敞开心扉，我又怎么能躲在面具后面呢？”可以想象，当他访谈的同性恋学生问他的性倾向时，哪怕他只是迟疑或回避回答，都可能会暴露身份。而一旦暴露身份、“被出柜”，可能会对他的工作和生活造成难以预料的影响。尽管有顾虑，但他还是决定在职业发展初期就做同性恋研究。

水瓶纪元：在新西兰，观察和体验到的对待同性恋的氛围是怎样的？

崔乐：对同性恋来说，新西兰整体而言是自由友善的。以我就读的奥克兰大学为例，校方对性与性别少数身份的师生非常支持，对恐同零容忍是官方政策。在校园里不难看到彩虹海报或贴纸，用于表达和倡导对性少数的尊重。奥克兰大学的学生在大学登记个人信息时，在性别栏除了“M（Male）、F（Female）” 之外，还有 “X（diverse）” 选项。另一项可以填报的身份信息是性少数身份。这些信息用于组织性与性别少数师生的社群，提供支持资源。大学每年会组织方阵参与奥克兰同性恋游行，我所在的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的院长就是一个公开身份的男同性恋，也曾参与其中。

奥克兰街头的彩虹标识 图/受访者提供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同性恋在这里的生活没有身份压力。新西兰是一个种族多元的移民国家，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受到自己所在社群的影响。比如，我作为华人，日常会接触到中国留学生与华人移民，不少人对主流的性别文化缺乏批判思考，对性少数的理解相当有限。一个类似的观察是，我所发表的同性恋议题的媒体文章引发恶评最多的，是在海外中文网站。这些网站用户可能多为观念传统的中年华人移民，加之海外网站没有言论审查，因而涌现出大量恐同评论。因此，我在新西兰所认识的华人同性恋，包括中国留学生与华人移民，很少有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大多需要隐藏身份。每年的同性恋游行队伍中也难得看到华人面孔。

作为从事同性恋研究、且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人，我常常会面对一些日常话语中无意的冒犯，或者说，“微冒犯”（microaggression）。譬如，一些人得知我的研究和身份后，会说“做这种研究，你小心被掰弯了”；“同性恋的 ‘成因’ 是什么”；“你为什么不能喜欢女孩”；“你跟你男友在一起时，是扮演男性角色还是女性角色”。这些话语预设异性恋是优等的、“正常”的，同性恋是次等的、反常的，并以异性恋视角与传统性别角色来审视同性关系。我还常常被人们默认为是高调的social butterfly——与之一脉相承的逻辑是，异性恋者谈及婚恋是去性化的(desexualized)的日常表达，而一个同性恋，只要你不加掩饰，就已经是在招摇炫耀了。因此，我比较反感那种呼吁主流社会”包容“、”接纳“同性恋的话语，仿佛这是一种异性恋居高临下的特权。事实是，同性恋往往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包容”异性恋的冒犯与无知。

水瓶纪元：为什么在新西兰，一些人仍然缺乏反思？

崔乐：共情是一种能力。首先需要看到他人的经历，进而理解他人的经历，这并不容易，尤其对于那些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譬如，当一个异性恋教师向同事和学生很自然地提起自己的家庭时，可能很难想象这对于同性恋教师来说是一种奢侈和特权。另外，反思主流的性别文化需要一定的批判思考能力。我想我作为同性恋的边缘身份与经历，以及我所受的性别研究、社会学、语言学的学术训练，能让我敏感于话语中渗透的意识形态，理解性与性别的权力运作，从而更能共情那些边缘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