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27日在北京

以前是为了今天使用的。西方是中庸的。

大学生们从给毛泽东写信开始。

1964年9月1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学生陈联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反映了该大学教育和演出中存在的问题。

那时陈莲正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还是音乐学系二年级的学生。陈莲从高中起就是邓小平大女儿邓林的同学，她们同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后来邓林不知为什么兴趣发生了转移，后来上了美术学院，而陈莲却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后来陈莲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退休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编辑。陈莲平时就愿意关心国家大事,爱动脑筋思考问题,并经常与老师和同学们讨论国家大事。那时候，她对正在兴起的革命现代戏产生了极大兴趣,闲暇的时候常常一个人琢磨：京剧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走在了文艺革命的前列,音乐界该怎么办，我们学音乐的大学生应该怎么办？

恰在此时,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19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剧团陆续来京,演出了《芦荡火种》（后来在毛泽东建议下改名《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红嫂》《黛诺》《红色娘子军》等37个内容全新的剧目。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这次观摩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京剧革命的伟大成果。

毛泽东对京剧很感兴趣，甚至可以说对京剧很有研究。7月17日，毛泽东观看了《智取威虎山》,7月23日看了《芦荡火种》,8月10日看了《奇袭白虎团》,8月12日看了《红嫂》。每次看完演出,毛泽东都高兴地登台接见演员,和演员合影留念。这些情况,第二天作为重要新闻都要向全国播报、都要在各大报纸上刊登。与此同时,《红旗》《人民日报》都发表社论,热烈欢呼以京剧革命为标志的文艺革命的辉煌成就。

毛泽东和《智取威虎山》剧组演员在一起

陈莲饶有兴致地观看了一些演出,而且她抱着思考和研究的态度认真倾听广播,阅读社论,兴奋得几乎难以成眠。同时,也促使她反复思考音乐的出路和学院的现状，甚至感觉到自己有一种强烈的振兴中国音乐的使命感，思考、观摩、学习，让她脑洞大开，终于从大脑里蹦出一个又一个令她困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为什么戏剧革命轰轰烈烈,音乐界却冷冷清清？为什么戏剧反映现实取得那么大的成果,而学院的教材、课堂却充斥着大量外国的、古代的曲目而缺乏时代气息、民族气派？这种情况,符合周总理提出的文艺“三化”(革命化、群众化、民族化)要求吗？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陈莲似乎捋清了自己的思路,她决定给毛泽东写封信,反映学院存在的问题和自己的看法,希望音乐教育也要革命化,跟上这让人热血沸腾的新时代。

开始,陈莲打算联合几个观点相同的同学,联名上书毛泽东。但是她又有些犹豫，不知道自己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给毛泽东写信妥不妥，犹豫中她向母亲孟启予讲述了自己的想法。孟启予何许人？孟启予是延安时期从事新闻工作的老同志,在重庆曾经得到周恩来的接见。1941年至1945年孟启予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学习，曾任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委、少儿部主任,1957年参加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筹建的全部过程,后任副台长、台长。

1964年7月2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北京京剧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后，接见演员赵燕侠、谭元寿等。

孟启予凭她多年的政治经验,向女儿陈莲谈了两点意见：一是可以向毛主席写信,但内容要实事求是,看法不能偏激；二是别搞“联名上书”,以个人名义写,文责自负。

陈莲接受了妈妈的意见，不再犹豫。经过反复构思、修改，又征求了几个可以信赖的老师和同学的意见,终于在1964年9月1日写成了致毛泽东的信。

毛泽东与《沙家浜.》剧组演员在一起

陈莲在信中说：由于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音乐文化，资产阶级思想给了我院师生以极深的影响。陈莲具体讲了4点情况：有些学生政治观点模糊,不热爱工农兵,不愿为他们演出,说他们听不懂；学生中存在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学习目的不纯洁,有的学生说:“音乐的职业是最神圣的”“钢琴是音乐之皇”,有些学生梦寐以求的是参加国际比赛、得奖；有些人迷恋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有抵制情绪；西欧的音乐和小说对学生的思想感情、生活作风有极严重的影响。信中举了一个例子：音乐学院附中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同学,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开始不懂,后来读了有关的书籍和传记,然后再听,就“懂了”。还联系到自己,说特别是碰到困难、生活不如意的时候,一边听《悲怆》一边掉眼泪,以求解脱。陈莲认为,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是学校的教学只教继承,不教批判；或者说“抽象地批判,具体地继承”。她强烈要求解决这些问题,以求音乐的新生。

陈莲这封信,开始并没有送到毛泽东手上,而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将信的内容做了摘要,刊登在1964年9月1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79期上,编辑将题目改写为《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毛泽东在这期刊物上看到了陈莲这封信的摘要,认为信是写得好的,正符合他当时领导的反帝反修政治斗争的大方向。9月27日,毛泽东决定将这封信反映的问题,批给主管意识形态的陆定一去办理。于是,他在这个刊物的空白处(而不是在信纸上)给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下面这段批示文字:

定一同志:

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七日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1]

很显然,毛泽东在感情上十分赞同此信的基本观点。所以,认为此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并指出解决的方法:要走群众路线。但是,另一方面他历来主张对中外文艺遗产,要加以批判地继承和借鉴。既反对全盘西化、盲目崇洋,也反对对外国文化全盘否定,搞排外主义；要求区别对待,把批判与继承辩证地统一起来。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1956年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都谈到如何正确对待中外文化遗产问题,十分精辟,十分系统。所以,他在肯定此信反对崇洋、崇古的同时,又想到正确对待中外古代文艺遗产问题,便特意又加写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个言简意赅的原则,主张对古的、洋的文化还是要加以利用,作为创造新文艺的借鉴；而不能全盘否定,拒绝借鉴和利用。同时,毛泽东也十分清楚这个问题是复杂的,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毛泽东写给陆定一的这个批示,在《毛泽东书信选集》《建国后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文艺论集》等著作中均有收录。而且，“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示早已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起成为引领中国文艺发展方向的重要方针。毛泽东之所以对音乐学院一个学生的信如此重视，作出批示,从根本上说,是这位学生提出的问题和观点,符合毛泽东当时国内国际政治斗争的战略思想,符合他历来关于如何继承中外文艺遗产的观点。

油画《不明的明灯》

此外,还有一个不为社会广知的原因。1963年12月31日晚，中央音乐学院应召,由赵沨带领几十位优秀的演唱、演奏师生,到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演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都观摩了演出,多有赞美。毛泽东与师生亲切交谈时说,有人说外国曲子不好听,我听了刘诗昆弹的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觉得很好听。还问刘诗昆能不能表现“金门打炮”？能不能用钢琴弹奏戏剧曲调？他赞赏刘诗昆学作曲。听了刘德海弹奏的琵琶曲《十面埋伏》《送我一支玫瑰花》,毛泽东十分高兴。他问刘德海,“玫瑰花”这支曲子是不是民间老百姓的调子？表现出对民间艺术的关心和浓厚兴趣。当他听说音乐学院不仅学音乐,也学戏曲,连声说好。毛泽东希望学生们重视民族的,不弃外国的,只要是好的,都要学习,学习时要加以选择。[2]

这场新年音乐晚会以及毛泽东与师生们的酣畅交谈,给毛泽东留下美好而难忘的印象。所以,几个月后毛泽东看到音乐学院学生的来信倍感亲切,格外关注。他经过周密思考作出如上批示,包括对这封信的评价、问题的重要性、解决的方法、可能出现的情况、最终达到的目的等,都表达了明确意见,可见毛泽东对艺术教育改革、对中央音乐学院健康发展的极大关心。

[1]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558页。

[2] 孙国林：《“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文艺方针是怎样诞生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4期第69页。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1964年9月27日，毛泽东对一份有关文艺工作的文件所作的批示。

此联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 邓小平 陈云格言》，中央文献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73页。

赏析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语是针对当时文艺工作所作的批示，对当时正确借鉴古代文艺形式，正确借鉴外国文艺的先进经验，给予了明确的指示，使当时的文艺工作出现了良好的局面。但是今天，这个批示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的口头禅，并作为生活中的一句精辟的名言和警句，被广泛使用，变为一种生活指南。现在我们正在搞改革开放，“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同样适合今天的工作，以使我们的工作广泛地借鉴先人的成熟经验，借鉴外国的先进成果，吸取人类社会一切先进科学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使之成为认识世界，改造自然，推动社会进步，建设祖国的手段和工具。虽然只是简单的八个字，但是它解放了我们的思想，启发了我们的头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促进了我们的工作。

毛泽东的语言高度概括，简洁明快，立意高深，内涵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