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12月出生于江苏丹阳，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在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进修的著名语言学家余淑香1904年12月出生于丹阳。

1938年回国后在云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195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起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曾任《中国语文》杂志主编、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美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著有《中国文法要略》《语法修辞讲话》《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现代汉语八百词》《近代汉语指代词》等。1998年4月逝世于北京，享年94岁。

家国情怀

吕叔湘先生生于1904年，故于1998年，可以说是一位世纪老人。

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现代汉语的创立和定型，吕叔湘正是这一事业中最重要的一位实践者。2019年正值新文化运动一百年，吕叔湘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位学术大家，是与新文化思潮分不开的。1988年，他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直到现在，‘五四’思潮还在我思想中起作用。”

吕叔湘14岁时考入常州中学，那是一所带有洋学堂色彩的现代中学，不仅有国文、数学、英文等常规课程，课外还开设了国乐、工艺、陶器、书法等兴趣活动，比如他们的音乐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天华。

吕叔湘18岁中学毕业考大学，选择了东南大学的文理科。这个选择，还是出于“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当时，吴宓和梅光迪两位教授创立了西洋文学系，讲授英国文学、希腊文学、罗马文学等课程，传播西方思想文化。与此同时，吕叔湘在大学期间还修了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教育、哲学、政治、经济等课程。他在晚年回忆时说：“由于大学里是这样学习的，我就什么都知道一点，变成一个杂家。”“有点杂家的底子，在专门研究某一门的时候，眼界就比较开阔，思想就比较活跃，不为无益。”

毕业后工作了几年，吕叔湘又考取了江苏省公费出国留学的资格。此时的他已不再是热血青年，工作实践使其认识到，民族复兴固然需要先进的思想，更需要切合实际的工作。1931年，一个偶然机会，他负责整顿北平医学院的图书馆，后又主持过苏州中学的图书馆管理。由此他深知，现代图书馆的建设对于推动文化教育至为重要。“现代的图书馆不同于古代的藏书楼。藏书楼的主要任务是保藏；图书馆的首要任务是流通。藏书楼的服务是被动的，单一的；图书馆的服务是主动的，多方面的。藏书楼是孤立的；图书馆构成网络，伸向全国，伸向全世界。”

就这样，为了学习现代图书馆的管理方法，吕叔湘毅然决定了自己的留学方向——图书馆学。那时他的理想是，学成归国后，从江苏省图书馆的改造和整顿入手，为民众的文化事业提供最切实的服务。

1936年2月，吕叔湘从上海动身赴英，踏上了海外求学的旅程。“此身未必终异域，会有买舟东下时”，这是那年春天他在牛津写下的诗句，彰显了一颗报国之心。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旅欧的中国留学生对国内境况忧心如焚。那年中秋，侵华日军的战火燃至上海，而吕叔湘和好友向达还无奈地在伦敦从事着自己的研究，吕叔湘在依据《红楼梦》研究汉语语法，向达在不列颠博物馆里检阅所藏敦煌卷子。吕叔湘把自己翻译的《文明与野蛮》赠送向达时，在扉页上题诗：“文野原来未易言，神州今夕是何年！敦煌卷子红楼梦，一例逃禅剧可怜。”

抗战烽火阻断了吕叔湘的报国梦，他匆匆提前回国，跟许多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一样，在祖国的西南从事教学和研究。从香港，到长沙、广州、河内、昆明、成都，所到之处，民众的积弱，恶吏的横行，家园的残破，无不触目惊心。

1945年8月10日侵华日军投降，吕叔湘一家是晚上听见外面卖报的叫卖号外才知道的。闻此消息，全宿舍顿时欢腾起来。孩子们乱唱乱跳，吕叔湘和一些教职工自发地进城游行庆祝。半夜他回来后激动地对孩子们说：“杜甫的诗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你们明白吗？”

1949年，吕叔湘终于迎来了朝阳一般的新中国。这一年他45岁，正是年富力强。在他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吕叔湘夫妇那段时期拍摄的一张合照，照片背后是他的亲笔：“青年人怀着远大的理想，老年人越活越年轻。——在祖国的土地上”。

吕叔湘真的焕发了青春。他全面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部门所有重大的语文建设工作：确定现代汉语规范任务，拟定中学教学语法系统，研制汉语拼音方案……

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自1953年底开始起草，至1954年9月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经历了近一年的时间，吕叔湘从1954年3月起就作为语文专家参与其中。

1954年3月初，宪法最初的草稿完成，董必武主持，邀请了胡绳、叶圣陶和吕叔湘，用了三整天逐条推敲字句；3月下旬，中央正式提出了宪法初稿，起草委员会聘请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与其他专家一起，从不同角度讨论宪法草案，以及五个组织条例，乃至刘少奇关于宪法起草的报告等各种文件。

那半年里，吕叔湘有时连续几天从早晨9点工作到晚上12点。直至9月14日那天，又从上午10点工作到晚上7点，在中南海修改报告。他曾这样记述：“从三月初到九月中，今天是最后一次，功德圆满，少奇同志酌酒相劳而散。”次日，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正式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讨论稿。

1982年2月，新中国的宪法迎来最重要的一次修订，吕叔湘2月22日—3月11日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期间，全程参与了宪法的文字推敲和民事诉讼法等其他法律的讨论。他对这一次的宪法修订稿评价很高，对文字做了精心的推敲，从总则到具体条文，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并且专门讲了关于并列项目联结方式的处理原则。他对宪法初订和修订的重要贡献，更是赢得了国家领导人的尊重。

社会责任

吕叔湘的知名度，远超出其专业——语言学领域之外。他立足语言学专业知识，不遗余力地为中小学语文教育、社会语言应用、国家语文政策的制定和推广倾注心血。如此热心于公众语文事业，一方面基于他青年时致力于教育的理想，同时也是深受叶圣陶先生的影响。

1941年3月底，一个细雨蒙蒙的上午，叶圣陶亲赴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吕叔湘的住处叩访，那是他们最初的相识。从那时起，两人结下了四十余载的友情。那时的吕叔湘主张“学术工作的理想是要专而又专，深而又深”，而叶圣陶的这次来访，改变了吕叔湘对研究和普及的根本看法。

此时的叶圣陶已是著名作家，却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语文教学工作上。1940年，他就任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后，为推进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创意的举措，其中一项就是编写一本供中学语文教师用的汉语语法书。吕叔湘听明叶圣陶的来意后，就答应了下来。

这就是此后《中国文法要略》的由来，它在中国语言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文法要略》的写作使吕叔湘深刻认识到，普及工作并不是第二流的事情，深入浅出需要更深的功力；面向大众，也更有深远的意义。叶圣陶不计名利，花费大量精力编辑《中学生》《国文杂志》这样的普及型刊物，一丝不苟，殚精竭虑，几代知识分子都曾从中受益。吕叔湘正是在叶圣陶嘉言懿行的感召下，越来越多地做起了古文读本、外语指导等普及读物的编写工作，和叶老一样成为青年人和普通读者的良师益友。

新中国成立以后，语言文字问题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对象。1951年1月的一天，毛泽东主席在审阅中央一份关于公文中文字问题的指示稿时，读到其中指出的“滥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等缺点时，深有感触。他批示胡乔木说，这个材料“可以印成小本发给党内外较多的人看”，同时建议“一般文法教育则应在报上写文章及为学校写文法教科书”。

这个任务，不久就落在了吕叔湘身上。

本来，胡乔木希望专门的语言研究机构承担起来，但经过了周折之后没能成行。于是，叶圣陶推荐了吕叔湘。吕叔湘毫不犹豫就接受了任务，约请了他在清华大学的年轻同事朱德熙一起合作，两人奋斗了三个月，《语法修辞讲话》于1951年6月6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刊出了。

此前，中共中央已通知各级党委，提醒大家注意文理，并预告了《人民日报》将刊载此类文字。《语法修辞讲话》刊出的当天，《人民日报》在头版郑重发表了由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50年后，人民日报评论员发表文章评价说，“当时在本报连载的吕叔湘、朱德熙所著的《语法修辞讲话》，提高了几代人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1955年，中国科学院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这是一次高规格的国家行为。《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说：“为了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充分地发挥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交际作用，以至为了有效地发展民族间和国家间的联系、团结工作，都必须使汉民族共同语的规范明确，并且推广到全民族的范围。”

会上，吕叔湘宣读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主题报告，强调“语言学家应该研究语言的规范，并且通过这种研究促进语言的规范化”。报告为此后若干年间我国的语言工作勾勒出蓝图。

会后，国务院发出指示，责成语言研究所尽快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此后几年间，吕叔湘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之中。

《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以前的汉语辞书都以文言为主，从来没有人做过收普通话词汇、用普通话解释、举普通话例子的新型汉语辞书工作。“不但要学习近代的科学的词典编纂法，吸收先进经验，还要解决编纂汉语词典时所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在《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中，吕叔湘贡献了他作为语言学家的全部聪明智慧，倾洒了毕生的汗水和心血。

十年动乱之后，年逾古稀的吕叔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社会文化所受到的破坏而痛心。他认为，尽快确立正确的中小学教育方针是重中之重。于是，四处奔走呼吁，强调中小学的语文教学问题，热心扶持语文教育中的新方法探索。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那几年，吕叔湘除研究性的学术会议以外，出席最多的就是关于语文教学的种种座谈会；除研究性论文外，他发表最多的也是讨论语文教学问题的文章。如果说，年轻时的吕叔湘，希望用现代文化知识把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唤醒的话，那么，十年动乱之后的吕叔湘，更希望本来薄弱的社会文化水平尽快补回损失，实现社会文明的现代化。

在1978年3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吕叔湘著文批评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十年上课总时数是9160课时，语文是2749课时，恰好是30%。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他认为，造成小学语文教学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是“学汉语”与“识汉字”的矛盾。“先识字、后读书、再作文”这种线型模式，使小学生入学后不能在原有的口语基础上及时地发展书面语言，不能达到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协调发展，延缓了小学生语言和思维的发展。

1982年，黑龙江的几所小学作了三年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实验，吕叔湘对这一活动倾注了特别高的热情，多次听取实验进展汇报，并于1984年亲赴佳木斯参加实验工作汇报会，对这一举措给予大力支持。

1985年元旦刚过，年过八旬的吕叔湘主动给《中国青年报》投去了一篇长文《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文章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汉语和汉字的关系、汉语汉字的演变和方言问题，介绍了白话文运动和汉语拼音化的前前后后。最后，他联系邓小平提出的“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和面向未来”，评论了汉语和汉字存在的种种问题，语重心长地说：“青年朋友们，未来是属于你们的。你们继承了一份语文遗产，它既有很多优点，也有不少缺点。怎么样发扬它的优点，克服它的缺点，就有赖于你们的努力了。”

学术风范

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为吕叔湘先生颁授名誉博士学位，对他的赞词是：“英语世界中，英文之用字造句法度遇有争议，常以佛勒之意见为准则。在中文领域中，我们则惯于以吕叔湘先生之意见为依归。”

细数二十世纪各个领域最有成就的学术大家，大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学贯中西。直到晚年，吕叔湘还在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的成立大会上强调：“有两种偏向我想提一提。一种偏向是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埋头苦干，旧传统里没有的东西一概不闻不问。当然不能说这样进行研究不会有收获，但是可以肯定说收获不会很大。另一种偏向是空讲语言学，不结合中国实际，有时候引些中国事例，也不怎么恰当。介绍外国的学说当然需要，我们现在介绍得还很不够，但是介绍的目的是借鉴，是促进我们的研究。我们不能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

吕叔湘在传统文史方面学养深厚，又在大学全面接受了现代学术训练。大学毕业后，他在家乡丹阳的中学教书，就曾以《马氏文通》为教材，初步接触了汉语语法的全貌。此后在苏州中学工作期间，又结合教学对英语语法做了深入思考。

这个时期影响吕叔湘学术思想的，一位是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他追究语法原理、从历史原则看现代语法规律的鲜明特色给吕叔湘留下深刻印象；另一位是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他的人类学著作让吕叔湘接受了文化比较的观念和方法。

从1939年发表第一篇汉语语法研究论文开始，吕叔湘的研究就一直带着开阔的视野，秉承比较的精神，显示出独特的深度。关于汉语早期白话多种语法现象的研究，从历史原则看现代汉语的形成，奠定了他作为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开创者的历史地位。《中国文法要略》是汉语比较语法的最早样本，该书例言中说：“要明白一种语文的文法，只有应用比较的方法。拿文言词句和文言词句比较，拿白话词句和白话词句比较，这是一种比较。文言里的一句话，白话里怎么说，白话里的一句话，文言里怎么说，这又是一种比较。一句中国话，翻译成英语怎么说，一句英语，中国话里如何表达，这又是一种比较。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吕叔湘长期担任语言学界重要领导职务，在中国语言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他在90岁高龄时为《朱德熙文集》写的跋语中特别强调了研究方法：“中国人知道关于语言文字有一种学问超出中国传统的音韵、训诂之外，是从《马氏文通》的出版开始的。这以后中国的语文出版物里边就有了‘语法’这一种类，到现在已经附庸蔚为大国，并且产生了许多流派。可是在如何研究语法这个问题上谈论的还不多。”

20世纪50年代初，汉语语法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大讨论，吕叔湘发表《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一文，成为那场讨论中最重要的指导性文章。文中提出的“词类是根据词的语法特点来分的”“词有定类，类有定词，跨类不能太多”“结构关系宜于用来做主要的分类标准”等原则，成为此后数十年间汉语学界的共识。

20世纪60年代，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方法引入汉语学界，引起了一场方法论的讨论，吕叔湘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对“同一性原则”在汉语语素、词、结构各级语法单位中的技术性应用作了全面、深入的研讨，成为中国语法学界探讨结构主义方法最具理论深度的论文。

“文革”结束以后，吕叔湘发表了他积数十年经验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从单位、分类、结构三大方面全面评议汉语语法各个层面存在的问题，讨论可能的处理方案，指出人们很少考虑过的若干新的思路和研究课题，直至今日仍然是纲领性著作。

1980年，吕叔湘在题为《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的报告中，论述了语言研究里中和外、虚和实、动和静、通和专四方面的关系，用自己开阔的视野、严肃的科学精神，做出了最好的示范。早在1963年，他就独辟蹊径，专门研究了汉语音节对语法的制约问题；196 4年，他又别出心裁，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汉语语法框架“汉语句段结构”，强调汉语组织关系不同于英语语法的特点；1973年，他在题为“语法研究中的破与立”的发言中说：“要把‘词’‘动词’‘形容词’‘主语’‘宾语’等等暂时抛弃。可能以后还要捡起来，但这一抛一捡之间就有了变化，赋予这些名词术语的意义和价值就有所不同，对于原来不敢触动的一些条条框框就敢于动它一动了。”

改革开放四十年过去了，中国语言学融通了国际语言类型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小学思想传统，发展出了立足于汉语而具有国际意义的语言学说，不能不说，吕叔湘先生数十年前的远见卓识，正是这些学术成就的思想源头。可以说，吕叔湘先生真正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人，是真正做到“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的人，是真的能够“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的一代宗师。

作者：张伯江(语言学家，曾于1984年—1998年任吕叔湘学术秘书，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汉语功能语法研究》《从施受关系到句式语义》《什么是句法学》等，主持编辑《吕叔湘》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