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18日下午5时40分左右，位于北京西桥民巷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职员收拾行李准备下班。

这时，一个戴着帽子、穿着中山装的男子匆匆来到本店秘书办公室。

当时秘书的姓和秘书来的不一样，男子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了她。男人说：“我是G武院职员。自称是来给行长发紧急文件的。”

秘书收到文件后，信封上印有G-Moon紧急文件字样，收件处写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系”字样。

G务院紧急文件，秘书不敢疏忽，但行长去开会了，秘书把紧急文件带到了总部另一位领导人——银行执行局王国长的办公室。

王局长拆开信一看，出了大事。这不仅仅是紧急文件，而是周总理亲自指示的公函。上面写着：

总理、议长办公室来电举报说，今晚9点在西藏活佛举行了硬碰硬会，中外记者出席，还拍成了记录片。主席叮嘱我花一点钱修理寺庙。这可以显示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上述情况，计划分配人民币15-20万韩元，请问您能指示一下吗？

下面不仅有周总理的亲笔指示。请中国人民银行立即支付20万韩元现金。有三个特别的说明。

为了避免z型本州国家记者的谣言：

1、想要市长/市场流通的旧票。

2、人民币取票，每捆都要包装得更好。

3、7点必须送到民族食堂上午日接待(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王国章以前也接触过中央文件，见过周总理的签名，他仔细查了一下，确实是周总理的签名。

但是他仍然有一些疑惑。按照惯例，G务院通过财政部充钱，这么大的数额怎么能要求总公司直接取钱呢？

要知道1960年的20万人。相当于普通劳动者550年的工资收入。目前至少为3000万韩元。

王局长疑惑的时候，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自称是总理办公室，问银行是否收到了加急文件。收到的话要加急。

这个电话消除了王局长的疑虑，他看了一眼手表，已经6点12分了。正常情况下，银行贷款必须在行长和副行长审查无误的情况下，才能向发行局正式发放贷款通知书。

但是当时行长和副行长都去开会了，离总理限定的时间7点只有一个小时，来不及下达指示，王副局长不敢再耽搁了。

他立即打电话给发行局，根据公文内容，在30分钟内准备了20万韩元的10韩元纸币，并将人送到了民族酒店。

都是10元纸币或旧纸币(当时最大面值是10元)，所以20万元现金里装满了两支麻袋。

下午7点左右，发行局朱科长和其他三名同事拿着一个大麻袋，径直走到大厅的服务台询问。“西藏工委的赵传一同志住在哪个房间？”

这时，一名身穿海军蓝中山装、黑色毛料裤子的男子从服务台旁边的服务台站起来，走近他们说。“我是西藏工业委员会的赵传日。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公司吧？你带钱了吗？”

朱科长看到赵传一后松了一口气。“赵同志你好，我们没耽误吧？”

赵传一举手看着手表笑着说。“准时！”

但是这么大一笔钱一定要慎重。不能一个人来，说他是早饭的时候给他钱。

这时，赵传一从中山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是我的介绍信。”

朱科长收到介绍信，看到上面写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传一同志介绍去你银行接受捐款20000元”。谢谢中国人民银行。" "

贷款日期还有“总理办公室简介专用”印章。

看完介绍信后，周科长又给赵田开了一张收据。

接到介绍信和收据的周科长递给赵传一先生两支钱，四人放心地离开了民族饭店，完成了组织安排的任务。

虽然这笔款项是急用款没有走正常渠道，但毕竟这么大一笔款项，总理办公室应该很快就会来电话告知如何入账，可总行却一直都没有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一直到第六天，于秘书坐不住了，她就向当时总行的曹行长报告了这件事，问是否要打电话问一下总理办公室。曹行长也发现不对劲，赶紧拨通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谁知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却一头雾水，说根本不知道这样一回事，总理也没有做过这样的批示，也没有赵全一这样一个人。

明明有总理亲笔签名的批示，还有总理办公室的介绍信，怎么会不知道呢？

曹行长听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派人将写有“总理批示”的公函和介绍信送去核查，这才反应过来：有人竟然胆大包天，伪造总理签名骗取银行20万元的巨款！

总理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要知道新中国刚成立10年，1960年还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遇上了特大自然灾害，多少百姓吃不上饭，居然有人会伪造他的签名骗取20万元的巨款！

总理发话：“立即将杨奇清给我找来！”

杨奇清从1933年就开始从事情报工作，是一个老革命，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破获了多起要案大案。

总理给杨奇清下达了任务：务必在10天内破案，挽回损失的人民财产！

杨奇清立即组织强兵要将成立了专案组，按照部署兵分三路开始调查。

第一路人马，来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找到所有见过送伪造公函的人，确定此人的体貌特征。

第二路人马，来到民族饭店，找相关人员了解“赵全一”的全部行踪。

但第一路人马和第二路人马的收获并不大，唯一能确定的，就是送伪造公函的和在民族饭店接20万的是同一个人，都是那个自称“赵全一”的男子。

由于当时没有监控，他们只能确定“赵全一”是一个30多岁，身高170cm左右，不胖不瘦，持北方口音的小眼睛男子。

但这样的男子随便在北京大街一抓一大把，要想抓到嫌犯无异于大海捞针。公安部决定发动人民群众来帮忙破案，就绘制了嫌犯的画像，向全国通报。

百姓听说居然有人伪造总理签名骗取20万巨款，都义愤填膺。一时间，北京城出现了全民找“赵全一”的盛况，甚至不少民众拿到10元钞票时都会问一下：我这钱会不会就是那20万里头的？不行，我得去报案！

由于民众的高涨热情，公安部收到了形形色色的线索，却始终没有“赵全一”的踪影。眼看着总理给的10天期限一天天过去了，案件还是没有任何进展。

这时候，杨部长安排的第三路人马找到了重要线索。

这第三路人马，就是技术鉴定科的专家。

专家通过对“赵全一”留下的物证：伪造的总理批示公函、装公函的信封、取款介绍信和赵全一手写的收款条进行分析，他们发现批款公函里有一个字写得非常奇怪，那就是“人民币”的币，简体字的“币”是上面一撇，下面“巾”，但公函里的“币”却是上面一个“人”下面一个“巾”。

难道是这个骗子文化程度不高，写了错别字？

恰恰相反！

专家道出了玄机，这个写法是当时会计人员的特殊写法，也就是说嫌犯很有可能是会计或曾经做过会计。但是北京城里那么多会计人员，难道要一个一个查吗？

当然不是！嫌犯留下的物证还藏着几个重要的信息：

1、从字迹来看，信封、公函、介绍信和收款条都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2、从公函的格式和行文来看，嫌犯很熟悉政府内部的公文格式和书写格式，嫌犯是政府工作人员的可能性很大。

装伪造公函的信封也发现了同样的结论，这个信封有明显的擦拭和二次封口的痕迹。也就是说信封确实是G务院专用信封，只不过是一个使用过的信封被二次利用。G务院的信封只有政府工作人员才可能有。

以上两个信息，又进一步缩少了嫌犯的范围：政府机关的会计或者有做过会计的男子。但是北京是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政府机关部门那么多，究竟是哪个部门单位呢？

最终的线索锁定在公函的公文纸上，专家发现这个公文纸的中缝有两条特殊的红线，这两条红线专业术语叫“鱼尾坟”，是中央机关单位的公文纸才有的。当时中央机关单位的公文纸都是自己印刷的，市面上根本就没有售卖。

因此，可以断定，嫌犯就藏在国家机关单位中。

由于每个机关单位印的公文纸都有所区别，只要把中央机关单位的公文纸都拿过来查一遍，就知道这种公文纸是哪个部门的。

在得到这个线索之后，当天晚上，专家组调集了十几个人翻查机关单位的公文纸，最终发现外贸部的公文纸和伪造公函使用的公文纸是同一个样式，而且那个信封，曾是G务院给外贸部发文用的。

这下，嫌犯的范围进一步缩小，就隐藏在外贸部门里。

专案组立即组织人员到外贸部进行暗中调查，外贸部的领导也全力支持配合。外贸部总共有2000多名员工，通过对性别、年龄、身高、体型进行排查，最终锁定了20个人左右。

接下去只要对这20多人的笔迹进行鉴定就可以了，他们提取了这些人的档案，做什么呢？这些档案里有每个职工填写的个人信息，只要将档案上的字和嫌犯手写收款条上的笔迹进行对比，就能找出真相。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个与收款条字迹相似的档案，这个人叫王倬。

专家组立即对这两份笔迹进行鉴定！

两个小时后，鉴定结果出来了：王倬的笔迹与嫌犯“赵全一”的笔迹完全符合！

为了不打草惊蛇，公安部立即对王倬展开秘密调查。

王倬，原名王连升，36岁，辽宁省辽阳人，案发时住在北京李广桥南街3号，1948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1952年9月到外贸部工作，是出口局的一名普通科员，在单位8年了，平时表现良好。

调查中，公安部发现，在解放前，王倬曾经在G民党北平特训庭看守所当过半年的收发员兼会计。

所有的证据都对上了，王倬就是伪造周总理签名骗取银行20万元的罪犯！

照理这时候就可以将王倬捉拿归案了，但是公安部担心王倬不是一个人做案，贸然行动，会让犯罪团伙将20万赃款转移。

公安部决定派侦查员对王倬进行全天24小时监视，看有没有其他同伙。

跟踪了几天后，公安部并没有发现有其他的同伙，而是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当时，大家做饭都是烧的煤炉，正常煤炉烧出来的烟是白色的，而王倬家的煤炉冒出的烟却是黑色的，而且还有一焦油味。

一个机灵的侦察员突然叫了一声：“不好！这烧的很可能是钞票！”

他们赶紧向上级领导汇报这一情况，为了防止20万人民币被损毁，杨奇清决定提前收网。

1960年4月4日凌晨2点，公安人员翻墙进入王倬家中，将王倬逮捕归案，并搜查他的住宅。最终，他们在院里搭的简易厕所旁的墙角下找到了一个大木箱，打开一看，里面全是一捆一捆的人民币，共计191400多元。

那差的8000多元去哪了？是被王倬花掉的吗？说来令人无法相信，8000多元都被王倬用来烧炉了。

原来，3月18日当天晚上，他拿到了那两麻袋的钱后，就趁夜用自行车载回家中，为了不让人发现，他还特意走的小路。

把钱拿回家后，他将这事告诉了他的母亲，但他母亲并没有让他去自首。因为她很小就“教育”儿子“宁要贼子，不养痴儿”。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能不走上歧途吗？

拿到20万后，王倬却一分都不敢花，因为全城都在找“赵全一”。当他知道公安部已经查到了外贸部之后，就慌了，决定销毁证据。可那是两麻袋的钱啊，怎么处理？只能烧掉。

他家住在北京的大杂院里，一次性烧这么多钱，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他只能每天早晨5点钟起来烧炉子，但是烧了几天也只烧了8000多块钱。

那么，王倬究竟是怎么凭借一己之力策划出这样一起惊天大案的呢？

由于在外贸部工作的关系，王倬有机会接触到G务院的文件，他发现，只要是G务院的批文，外贸部就会办得特别快。

从小在母亲的影响下，就想要出人头地、做着发财梦的王倬，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念头，如果拿着G务院的批函到银行，那银行会不会也很快就办理呢？

于是，他开始模仿周总理的签名，与此同时，他还揣摩各种中央的批文，将批文的格式和语气都琢磨了个透。

这些工作他足足准备了三年，等到他将总理的签名模仿到足可以假乱真时，他就去买来了刻刀、蜡纸、刻笔和印泥，自己制作了印章。

接下来就是要等待合适的作案时间了！

他发现自1959年国家平定西藏叛乱后，对于西藏的统战活动非常重视，这时候如果说总理要拨款给西藏修缮寺庙合情合理。

3月17日晚上，他正式着手制作公函和介绍信。

为了谨慎起见，他特意选择了傍晚作案，因为那时候银行快下班了，没有时间去确认公函的真实性。

可以说，王倬的整个策划确实非常完美，但最终还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依法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而他的母亲也因为包庇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王倬虽然罪有应得，但我们还是会为他感到惋惜。从王倬的整个作案过程，

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执着的人，这样的人如果把聪明才智用到正道上，绝对是国家的栋梁。

作为一个国家干部，他原本应该有一个美好的前程，却因为发财梦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和性命，实在是可惜！